8月2日，美國知名的「中國通」，政治學家、記者，譚若思（Ross Terrill）在波士頓家中去世，享年85歲。他的去世，意味著西方世界第一代「中國通」逐步成為歷史，而隨著中國與西方的脫鉤和自我封鎖，現今西方媒體對中國的了解也愈加匱乏。當然，中國自己也慢慢地不再了解自己了。
他提醒了西方警惕中共本性
譚若思首次前往中國是在1964年，當時他剛從墨爾本大學畢業幾年，但「文革」前夕的中國把他和外國人擋在國門之外。於是他拜訪了多個國家的中國大使館後，終於在華沙獲得入華簽證。1971年，「文革」初期的狂熱降溫，他再次來到中國。當時的西方迫切想了解中國，他的旅行報導為尼克森1972年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提供了參考。但這次採訪最大的收穫，是他觀察到了中共和文革的本質，並撰寫出《毛澤東傳》和《白骨精——毛澤東夫人傳》。他不僅指出毛澤東在搞個人獨裁，還獨到地提出江青不過是中共轉型的替罪羊，因為讓她為文革負責，既有利於否定文革，又不會破壞毛澤東的權威。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後，譚若思一度對中國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取得的成就非常欽佩，但1989年天安門鎮壓後，他開始持批判態度。因為6月4日軍方開火時，他就在人群的外圍。1992年，他與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沈彤一起前往中國，很快被逮捕，然後先後被驅逐出境。於是在後來西方投資中國的狂潮中，他一直寫文章始終在提醒西方警惕中共制度的本性。不過，他又始終保持辯證的看法，2005年，他在紐約時報寫道：「畢竟，有兩個中國，一個是衰落的計劃經濟，一個是蓬勃發展的自由經濟。一邊是追求存在正當性的共產黨，一邊是13億帶有各自動機的個體。既要警惕專制的中國，又要與新興的中國合作，這是一種合理的二元論。」
中美貿易戰之後，中國通過驅逐記者、拒絕續簽、阻止報導等方式，逐漸關閉了西方了解中國的窗口，像譚若思這樣客觀獨立地從文革前持續報道到2000年以後的「中國通」也日漸雕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將停止透過外國人來實現大外宣的手段，更不會停止塑造中共喜歡的「中國通」來影響世界的策略。在中共的外宣歷史上，曾把不少支持和美化中共制度的美國記者列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中以名字中都有「3s」為典型——斯特朗與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他們有的為心中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奉獻了一生，有的狂熱半生，卻並沒有一直被中國當作朋友對待。於是在西方，他們被稱為「非常有用的白癡」。
3s：「非常有用的白癡」們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是「3s」中最具革命性的「中國通」，她不把自己看成職業記者，而是一個政治活動家。她曾在加利福尼亞積極從事幫助印度反抗英國統治的鬥爭。一戰後， 她僑居柏林8年，在從事印度解放運動的同時，結識了很多蘇聯共產國際的人，於是1928年底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的身份進入中國東北，為共產國際撰寫了大量報導，立場明顯偏袒共產黨，並賣力批評國民黨：包括《國民黨反動的五年》、《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等文章。
1937年1月初被中共派人接到延安，史沫特萊本想寫一部象《西行漫記》那樣的作品。但是在延安期間，由於行為作風大膽，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關係過於親密，常常惹人非議，據說還引發了毛澤東和第三任妻子賀子珍的矛盾。據說，有一次，史沫特萊和賀子珍發生肢體衝突，已經懷孕的賀子珍眼睛被打腫，而毛澤東卻護著史沫特萊，導致賀子珍一氣之下出走蘇聯，後來孩子早夭，賀也在再也沒見過毛澤東。
不久後，史沫特萊也離開延安。但賀子珍事件並非主因，真正的原因是1937年7月，史沫特萊向中共提出入黨的申請，沒想到被拒絕了，她傷心失望，離開延安，繼續走訪中國各地。1941年5月她回到美國，還為中國募集救濟戰爭災難的捐款，並完成朱德的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
二戰後結束後，史沫特萊在1949年麥卡錫主義的洪流中，不意外地被懷疑為「蘇聯間諜」，因此被迫流亡英國。第二年，她因手術不治在倫敦逝世。或許她最大的幸運是去世得早，根本來不及看到中國後來的政治運動和共產主義災難。但是她的一生，都耗費在了共產主義革命中。
第二位是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她人生則沒那麼簡單了。斯特朗出生於美國，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也大半生都是一位共產主義狂熱者，甚至還在中國當過紅衛兵，但是在臨死前兩年，文革的殘酷與瘋狂顛覆了她大半生的信仰。
1921年，她就在莫斯科創辦《莫斯科新聞》，向世界介紹蘇聯和共產主義。1925年第一次到中國，報導省港大罷工實況。1927年第二次到中國，深入湖南農村採訪，寫下《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一書。抗日戰爭期間她又到八路軍總部進行採訪，寫成《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描述中共的「敵後抗戰」。在1940年末訪問重慶時，採訪了蔣介石和周恩來。1946年第5次到中國訪問了延安，並會見了她一直崇拜無比的毛澤東。
然而，這麽熱愛共產主義的她，1949年回到蘇聯時，卻被指控為美國間諜而被捕。直到1955年指控才被撤銷。
1958年她輾轉到中國，定居北京，寫下《中國的黎明》、《中國人征服中國》等書。她對中共深信不疑，甚至1966年文革開始之初，還加入了紅衛兵，成為為數不多的外國人紅衛兵之一。她在中國的英文外宣《中國通訊》中，用巨大的篇幅盛讚「文化大革命」， 認為文革是「改造人的靈魂並建立新世界的夢想」。
但是沒多久，斯特朗對「文革」的狂熱被澆熄了。她看到學校停課、學生造反，批鬥老師，她自己的生活秩序也被破壞了。她寫了一封信給廖承志控訴，卻沒有回音。於是她又給其他的中國朋友寫信，別人勸她要對新生的中國極盡寬容。她還是不服，於是寫了一篇批評「文革」的長文，準備寄給《衛報》。但中國朋友們都怕闖禍，不讚成她在國外發表這篇文章，她終於意識到自己 不再自由。再後來，她的老朋友陸定一被打成「反黨集團」，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打倒。斯特朗坐不住了，寫道：「……我在中國再也沒有安全感了……」對於她過去最崇拜的毛，也說：「中國現在逐漸把他神化了……這種崇拜狂會把我看成持異端的異教徒……」
隨著「文革」越演越烈，她也愈發鬱鬱寡歡，身體每況愈下。而她的侄孫約翰斯特朗打算到中國來看望她，卻沒被獲准。她氣得不行，打算和侄孫在柬埔寨見面，但是她向周恩來請求出國時，卻沒得到任何答覆。從此，她病情迅速惡化，直到1970年在北京去世，終年84歲。
相對於前兩位狂熱者，3s中最具影響力的埃德加·帕克斯·斯諾Edgar Parks Snow（1905-1972）似乎更像一個專業的記者。他被認為是第一個採訪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西方記者。1930年至1933年，他擔任美國「統一新聞協會」駐遠東遊歷記者。1936年，在宋慶齡的幫忙下，他來到陜甘寧邊區，並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成為第一個採訪邊區的西方記者。那張毛澤東頭戴八角軍帽的著名照片就是他拍的。 1937年，斯諾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影響了全世界對中共的認識，書中紀錄了從中共創建至1930年期間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的斯諾報導比較堅持中立，但仍多次將毛澤東及中共描述為推動中國民主的進步力量。他還通過和宋慶齡的接觸，為中共的抗日和力量擴張提供了 不少方便。1942年，國民黨重慶政府取締斯諾作為記者的採訪權，斯諾返回美國。
二戰後，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因為過去和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斯諾受到FBI的質詢，這段經歷讓他非常不滿，他在文章中為當時美國的偏見、保守和反共情緒而惱怒不已。這段經歷讓他更加同情中共，於是60年代初，他成為少數獲得簽證進入中國的西方作家。那時候中國剛經歷大饑荒，但是他很顯然並沒有真正了解中國民眾的遭遇，在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中，他直接採用了中共官方的說法，將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稱之為「營養不良」。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諾最後一次訪問中國，並參與國慶21年的活動。此時中美關系已經快解凍，但此時他反而開始懷疑自己了。
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早請示晚匯報」。他去延安，參觀了「五·七幹校」，發現知識分子生活在集中營中。最後他終於見到了毛澤東，毛大罵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反動的中產階級，必須對他們實行專政。毛澤東那句自鳴得意的話「我這個人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就是這次對斯諾說的。
這次大陸之行使斯諾深受刺激，但是，他仍然寫了一篇關於此次中國行的也是最後一部作品《漫長的革命》，為文革挽尊：「在農村到處都是一片綠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城市「食品供應豐富」；「知識分子已經放下了一些架子，並且小心翼翼在群眾中培養他們的謙卑作風」……其中充滿了彆扭的自我審查和對文革的粉飾，因此受到各方批評。一年後，矛盾和困惑的斯諾，被癌症奪去了生命。斯諾去世後，家人依其遺囑，將一部分骨灰葬於北大未名湖畔。但戲劇性的還在後面。後來他的第二任妻子想取回骨灰，結果一進中國，所到之處，都有中國的秘密警察跟蹤「保護」，行動處處受限制。斯諾夫人深感受辱，對丈夫以畢生之力支持的中國革命極度失望。
蘇聯時期的知識分子傳統
其實，這種「非常有用的白癡」從蘇聯時期就有了。西歐和美國也有一群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很親近共產主義蘇聯，比如美國專欄作家史蒂芬（Lincoln Steffens），他在1919年創造了一句一直被蘇聯引用的名句：「我已經看到了未來，而它正在動著。」但是他並沒有真正到過莫斯科，他只是在火車途經莫斯科的時候，寫下這句話。他還告訴朋友，他覺得蘇俄會拯救世界，但是他不會住這裡。
英國社會學家韋伯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他們原本很討厭布爾什維克政權，但是1932年突然改變想法，因為蘇聯在1930年代開始大量邀請西歐知識分子去參觀蘇聯，進行大外宣，和近年來中國邀請外國網紅在精心的安排下，參觀「自由、和平」的新疆一樣。韋伯夫婦也受邀去莫斯科進行了三個禮拜的訪問，在對方的精心招待下，對蘇聯深深著迷，還寫了一本書《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文明？》。他們認為斯大林的權利還沒有歐洲的總統大，認為蘇聯前途無量。但是當時已經經歷過大饑荒，也充斥著秘密警察，他們卻看不到。
法國小說家紀德（Andre Gide），也很讚賞蘇聯。他也在1936年受邀訪蘇，但是他卻對自己稍微誠實一點，回國後他寫的蘇聯相對真實而複雜。一方面，他欣賞蘇聯的經濟成就。另一方面，他發現夏季的莫斯科，人人都穿一模一樣的衣服，讓他感到隱隱的不適。莫斯科為他安排了非常豪華的套房，但是他發現莫斯科人卻為了領取看起來很惡心的食物，而大排長龍，他開始懷疑蘇聯是否真的物資供應無虞。沒想到，他在後來的文章里誠實地流露出自己對蘇聯真實的觀察和樸實的感情時，卻被蘇聯打成了法西斯代言人。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形容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癡」以成為「新時代埃德加·斯諾」來宣傳形象。也側面反映，這種知識分子因為對烏托邦的狂熱，或者對本國政治的不滿，或因為利益使然，而千方百計為共產黨開脫和粉飾的習慣，早已行之有年，這不僅是來自共產主義的欺騙性，也更來自人性本身。
轉載自RFA，作者為作家，自媒體人，自由亞洲電台「亞洲很想聊」聯合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