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已經多年沒有回到中國，但他的回憶錄讓他成為新的抵抗典範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編輯按：本文原文為英文 A Chinese Memoirist’s Exile in Las Vegas：Gao Ertai hasn’t returned to his homeland in years, but his memoirs have made him a new model of resistance.，2024 年 8 月 18 日發表於New Yorker. 經作者張彥（Ian Johnson）授權，波士頓書評翻譯成中文發表。
在拉斯維加斯的西郊，遠離賭場、遊客和商業街，春山從灼熱的山谷中拔地而起，呈現出一種空靈的紅條紋砂岩景象。若溫度還可以，八十八歲的高爾泰會冒險到自家後廊欣賞山景，有時會讓他的思緒飄向另一片沙漠：中國甘肅省的戈壁灘，他在那裡被流放了二十年，親歷了毛時代一些最嚴重的罪行。
高爾泰對這些歷史的回憶，讓他成為中國最受尊敬的散文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尋找家園》，這是一系列以簡潔的哲學風格寫成的自傳散文。在中國，審查機構刪除了一些特別敏感的文字，但這部作品基本上還是完整出版並且可以購買，也許是因為這些文字冷靜而超然，儘管它們忠實地記錄了飢荒、酷刑和背叛。柏林作家廖亦武告訴我，這本書“可以當作一本歷史書”。但是，他補充道，“因為語言，我讀了一遍又一遍。”
一直以來，高爾泰的讀者大多是老年人，他們與他所講述的歷史有一些個人聯繫。但是，最近幾年裡，高爾泰的作品開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有人認為他對毛澤東時代的批評與中國當前的情況有相似之處：年邁領導人的專制統治、對異議人士嚴厲打壓以及鼓勵人們互相舉報的政府計劃。然而，高爾泰坦誠：他也討論了自己的弱點，當折磨他的人與派係政治發生衝突，自己也受到迫害時，他感到幸災樂禍。有一次，他向惡霸發動攻擊，並無情地毆打他。 「作品裡有好多東西是真實的，」小說家哈金告訴我。 “他對自己很誠實。”
在微信流傳的一篇文章中，高爾泰和其他幾人被驅逐到一個偏僻的棚屋去清理土地。他們開始捕獵黃羊，最後他們捕獲了不少。當刑期結束時，他們面臨一個兩難的情況：是否應該承認自己吃得很好？他們本應該是去勞動，而不是去打獵。有些人立即申明保持沉默，並敦促其他人也這樣做。但人能互相信任嗎？申明不說，這不是為檢舉別人埋下伏筆嗎？ 「聲明的人可怕，但是不作任何聲明的人更可怕！」高爾泰寫道。（《荒山夕照》）
我決定去拜訪高爾泰，想知道他對自己作品重新出版有何想法。敏銳、機智、終生健身愛好者——他仍然可以做二十個俯臥撐——高爾泰和他的妻子蒲小雨住在一個有吸引力的簡樸平房裡，所有的房間都是棕褐色或米色的，院子乾燥。這對夫妻的房子明亮，家具簡陋，客廳的牆上整齊地堆放著高爾泰所畫的畫布，高爾泰曾接受藝術家訓練。這些畫作描繪了惡魔或神話人物以及孤獨的倖存者。其中一張，一個紅色幽靈似乎準備用蒼蠅拍砸碎人。高爾泰的書房就靜謐多了，裡面擺滿了中文參考書、哲學著作和古典文學，尤其是高爾泰最喜歡的詩人杜甫的書籍，杜甫描寫了八世紀中國的戰爭、飢荒和失去的友誼。
在兩天的時間裡，我和高爾泰、蒲小雨以及我們共同的朋友、中國獨立記者江雪在廚房的餐桌上聊天。高爾泰又高又瘦，一頭銀髮綁成馬尾；圓框眼鏡襯托出蒲小雨的臉，柔和而又容光煥發。需要助聽器的高爾泰需要依靠蒲小雨來聽懂我們的問題，但他的回答清晰有力。蒲小雨還以更重要的方式幫助他，對他的草稿提出建議，幫助他確定文章的哲學基調。
“為此，我必須感謝她，”高爾泰說，並解釋說，當他表達對文革的仇恨時，蒲小雨“會說，‘這是文革語言——它索然無味、無聊，是在憤怒中寫下的。’ ”他告訴我們，“之所以如此平靜，是因為她。”這種克制使得《尋找家園》與許多有關毛澤東時代的作品不同。其他作品，特別是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作品，被稱為“傷痕文學”，都包含著對過去的憤怒或是對自己的自憐。高爾泰在《尋找家園》的序言中寫道，一些中國讀者想知道為什麼他的作品缺乏早期作品的「熱度」。他的回答是，他這一代是在仇恨中長大的，但他的經歷教會了他放下仇恨。
”我寫的是真實的事情、真實的人，“他告訴我。 “我只是描述我所看到的。”
高爾泰的創傷根源於”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的中國是其開國領袖毛澤東統治下日益專制的時期。”美“不是由欣賞著來判斷，而主要是由階級鬥爭來定義。一幅農民的畫是革命性的，因此是好的。一幅古老的飛天神女壁畫代表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必須受到批評，甚至可能被摧毀。
高反對這種說教性的觀點。 1957年，21歲的他被分配到中國西北偏遠的甘肅省教中學。在那裡，他寫了一些關於美學的文章，其中包括一篇名為《論美》的文章。當時正值”百花齊放”時期，這是共產黨發起的運動，旨在鼓勵中國的知識階層說出自己的想法。高爾泰的文章發表後，讓他小有名氣。
同年，毛澤東鎮壓了那些敢於發聲的人，這一事件被稱為“反右運動”，這場運動讓中國的知識階層保持沉默，並為二十年災難性的極權統治鋪平了道路。至少有五十五萬人被迫害為”右派“；許多人被監禁、流放或流亡。高就是其中之一，他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夾邊溝勞動教所。
因為沒有了潛在的批評，毛澤東實施了一場名為”大躍進“的狂妄的經濟運動，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結果就是今天所謂的”大饑荒“，從 1958 年持續到 1962 年，造成多達 4,500 萬人死亡，被廣泛認為是史上最嚴重的飢荒。在夾邊溝，約有兩千名囚犯被餓死。許多人甚至同類相食。
高爾泰因接受了藝術家訓練而得以倖存。 1959 年，共產黨計劃慶祝執政的第一個十年，需要能夠展示其勝利的人。甘肅省省會蘭州的黨內官員記得高是一位畫家。當第一批囚犯快要餓死時，他們把他從夾邊溝救了出來。他的工作是畫表現黨的勝利的史詩般的油畫。
高爾泰有半年多一點的時間來完成這幅畫。起初，他似乎做不了這個活。他住在豪華飯店，大吃大喝，體重增加，但他卻一直感到疲憊不堪。營養不良就像是一種抑鬱症，讓他反應遲鈍，以至於走路都撞到人了。他的雙腿因水腫而浮腫，很難爬上那個巨大工程的鷹架。就在他的最後期限——10 月 1 日，中國國慶日——臨近時，他的體力終於恢復了。
高爾泰全心投入這項任務中，他認為這是他生存的門票。他畫了健康的農民和英明的官員的肖像，贏得了黨的讚譽；高被允許留在蘭州，以完成更多的工作，一直到1960年夏天。此時，夾邊溝的許多囚犯已被餓死，勞改農場已瀕臨關閉。高被送到別的勞改農場，雖然嚴酷，但還是能活下來。他被關了兩年，然後被釋放。
獲釋後的第二天，二十六歲的高爾泰，穿著破爛的衣服，只帶了一個鋪蓋卷，走過被飢荒摧毀的村莊。他思考自己作為一個被定罪的右派分子的未來，這種身分使他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永遠被排斥。他在近年來在社群媒體上流傳的文章《走向生活》中回憶道，”我知道,不可能上學讀書,也沒有反叛的道路，能找到一個遠離人群的角落,安靜度日,就已經很運氣了在公社化全民皆兵的中國,這同樣幾近幻想。”
“過了一會兒，”高繼續說，“我想到了茫茫沙漠中的小綠洲，敦煌莫高窟。”石窟在藝術史上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大約有七百處，充滿了融合中國、西方、印度和中亞文化的佛教壁畫，時間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高爾泰穿越甘肅來到敦煌，希望能研究這些石窟。他應徵了敦煌研究院的工作；領導不顧對高爾泰政治可靠性的擔憂，聘用了他。這使得高爾泰進入中國最著名的文化遺址之一——其重要性可與北京紫禁城相媲美——而此時它正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貶低。
1966年文革爆發後，研究所的領導遭到毆打和酷刑。高後來寫道：“所有那些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猛的野兽，剧烈地蹦跳叫喊，忽又放声歌唱，忽又涕泗交流，忽又自打耳光，忽又半夜里起来山呼万岁，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整个莫高窟地面上，只有洞中那些菩萨和佛像，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自尊与安详。”（《敦煌十年》）
高爾泰只能每天行走在懸崖峭壁上，並從石窟中掃沙。此前，他曾在壁畫中搜尋有關中世紀中國生活的信息。他注意到對農耕、養蠶、編織、建築、狩獵、婚姻、葬禮、乞討、屠宰和武術的描繪。現在，他寫道：“在那些小小的石头洞中面壁，我感觉到一种广阔。只可惜天黑了还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的鬼魂，互相撕扯咬啃。没处躲没处藏，直觉得四面都是墙壁。”（《敦煌十年》）
1976 年毛澤東去世，改革派接管了共產黨。兩年後，高被正式無罪釋放，結束了在中國西北的流放生活。他搬到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不久就認識了在首都博物館美術室工作的濮小雨。後來他們搬到成都，並都在四川師範大學任教。他們於 1987 年結婚。高開始為一本名為《新啟蒙》的文學雜誌撰寫關於馬克思主義異化概念的哲學文章。
這些文章是對政權的直接批評，因為馬克思將異化描述為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事情，這意味著它不應該發生在共產主義國家。兩年後，當局逮捕了他，指控他的作品煽動了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學生示威活動。
他告訴我，這次逮捕令人震驚。 “6月4日四川師範大學有很多活動”——那一天抗議活動遭到暴力鎮壓，——“但我沒有參加，”他說，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還是被捕了。”
高爾泰被監禁了四個多月。 1990年獲釋後，他開始尋找離開中國的出路。兩年後，他和蒲小雨被“黃雀行動”救出。“黃雀行動”是香港一項將異議人士救出中國的計劃。
高爾泰和蒲小雨在紐約和新澤西州與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後在美國興起的中國異議人士群體一起生活了幾年。但這對夫婦對流亡生活中並不覺得舒適。高爾泰回憶說，他討厭那些困擾生活的小爭吵。 2003年，他獲得內華達大學的獎學金。從那以後，這對夫婦就沒有離開過該州。
高爾泰在拉斯維加斯完成了《尋找家園》，但早在幾十年前就開始寫了。他一直寫日記，儘管有時一些日記被沒收和銷毀。後來，他在紙片上記下筆記，然後把紙片捲起來或折疊起來，然後藏在曾經在中國北方隨處可見的棉襖的襯裡裡。高爾泰依然把這些筆記保存在他拿出來給我們看的一本大相簿中。文字小而精確，有校對痕跡，顯示高爾泰已經在努力完善他的想法。
高爾泰的書的出版歷史反映了中國審查制度的複雜性。八十年代，他的美學著作，包括五十年代的著作，都被重新出版了，現在看來已經沒有問題了。 2021年，它們由中國最大的出版商之一北京出版集團再次重新出版，該公司還重新出版了高爾泰的散文集。
但是，儘管那些在五十年代差點害死高爾泰的作品如今已經廣為流傳，但他的回憶錄卻有著一段更為艱難的歷史。 《尋找家園》的前兩部分於2004年在中國出版，其中一篇有關他父親死於共產黨之手的文章被刪除。第三部分主要涉及八十年代，特別是高爾泰在天安門大屠殺後的拘留，在中國從未完整出版。這本書的未審查版於 2009 年在台灣出版，共有 63 篇文章。 2011年和2014年在大陸印刷的版本刪除了後來的兩篇文章。
可惜的是，這本書在 2009 年被翻譯成英文後，遭到了更嚴重的刪除。只有大約一半的文章出現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中。第一部分講述了高爾泰的青年時代和他在日本侵華期間的經歷，包括對他父親如何被共產黨殺害的可怕敘述，整個第三部分都被完全省略了。留下來的是高爾泰在夾邊溝和敦煌的經歷，它們是毛澤東時代的寶貴記錄，但在某些方面是陳詞濫調：中國文學是監獄文學。高的其他書都沒有被翻譯成英文。
《尋找家園》至今仍在中國人中流傳，部分原因是中國獨立歷史學家的崛起，他們讓毛澤東時代的飢荒和集中營仍然存在於大眾的意識中，即使那一代人的目擊者已經過世，政府也試圖抹去記憶。作家楊顯惠、地下電影製片人胡傑、艾曉明，以及旅居巴黎的電影導演王兵等人，讓夾邊溝這個名字成為了中國俚語的一部分。這反過來又激起了人們對高爾泰的文章的興趣。
“人們會說‘遲早他們會帶你去夾邊溝。’這就像說你要去古拉格一樣，”最近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成都博主張丰告訴我。 “這些東西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相當久遠，但由於各種限制”——尤其是嚴厲的疫情封鎖——“人們對它們感到好奇。”
高爾泰散文未刪減台灣版有時會以 PDF 形式與讀者分享，但一些大陸讀者對台灣使用的正體字閱讀困難。 （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用簡體字取代了正體字，類似於將“through”寫為“thru”。）一些高爾泰的大陸粉絲已將被大陸刪減的內容恢復，並將其轉換為簡體字。
北京的年輕作家高海倫（與高爾泰無親屬關係）表示，高的作品讓她了解了祖父母那一代。最讓她震驚的是他們在生活中缺乏掌控性。她說，他們“就像台球”，從中國的一端撞到另一端。
“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我的生活與高爾泰的生活之間的距離是一個優勢，”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它讓我更能欣賞《尋找家園》語言之美、哲學思考和殘酷的幽默。最後這點也許最容易將這本書與今天的讀者聯繫起來。”
高爾泰最後一次與中國青年近距離接觸是在八十年代，當時他在四川任教。但他對 2022 年的「白紙革命」著迷，這些抗議活動是反對習近平嚴厲的疫情封控政策的。 “自 1949 年以來，中國本質上沒有改變，”高爾泰告訴我。 “從貧窮到相對富裕，有了高樓和高鐵——這些變化相對來說是表面的。根本的現實是，中國共產黨依靠謊言和暴力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
如今，年事已高的高爾泰有更多個人擔憂。他正在寫一本新的回憶錄，講述他在美國的時光，和蒲小雨一起的充滿活力的散步和平靜的生活。他最自豪的是中國大陸版的《尋找家園》，儘管有些文章沒有入選。 “我寫它是為了中國人讀。”
轉載自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張彥是2001年美國普立茲獎得主，善於社會、政治、宗教議題的報導。常駐於北京，並於當地大學授課。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婁，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取得新聞學和亞洲研究學位。
他獲得普立茲獎提名兩次，並於2001年以法輪功學員遭到迫害的報導而獲得殊榮。
張彥長期關心中國社會的宗教與民主化問題，著有《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Wild Grass）、《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等。
他的最新作品《 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 》寫了一群在中國進行秘密地下歷史記錄的創作者，有學者艾曉明、獨立紀錄片導演胡傑、記者江雪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