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的良知與謊言（附楊繼繩書面答謝詞）

明豪的博客

2015年12月，美國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基金會授予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萊昂斯新聞良知與正義獎”。楊繼繩因故未能出席頒獎禮，以書面答謝詞表達了他對新聞職業的理解。他說，記者既是一個卑鄙的職業，也是一個崇高的職業；既是一個平庸的職業，也是一個神聖的職業；既可以淺薄無知、趨炎附勢，也可以學識淵博、洞察社會，承擔公共良知。“是卑鄙還是崇高、是平庸還是神聖、是淺薄還是高深，在於從業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價值取向。”這段話，我讀來深有感觸。

楊繼繩以《墓碑》等著作，記錄長期被遮蔽的歷史。他的職業自白，不是書齋里的道德訓誡，而是一位老記者對新聞、權力與良知關係的切身認識。十餘年過去，新聞傳播生態已發生巨變。傳統媒體衰落，社交平台興起，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發布者。自媒體、獨立記者、公民記者、網絡意見領袖，紛紛登上公共輿論舞台。傳播的技術門檻降低了，新聞的倫理門檻卻沒有因此消失；相反，當信息傳播越來越自由，媒體人的良知與人格反而更加重要。

一、新聞可以有立場，事實不能有立場

記者不是沒有價值觀的人。一個記者可以信仰自由民主，可以同情弱者，可以反對專制，也可以擁護某種政治理念。真正的問題在於，當事實與立場發生沖突時，他選擇忠於事實，還是忠於立場？職業記者與政治宣傳員的根本區別，就在這里。政治宣傳往往以預設結論組織材料，選擇性呈現事實；新聞工作則應從事實出發，經過調查、核實與分析形成判斷。前者要求事實服從立場，後者要求立場接受事實檢驗。

一個人如果只傳播有利於自己政治立場的消息，對不利的事實視而不見，已經背離了新聞的完整性；如果進一步移花接木、斷章取義、編造情節、制造謠言，則是在主動破壞公共社會賴以形成理性判斷的事實基礎。新聞自由保障表達的權利，卻不賦予任何人歪曲事實的特權。

二、公民記者的興起，不等於新聞倫理的廢除

互聯網打破了傳統媒體對信息發布的壟斷，這是社會進步。尤其在新聞自由受到壓制的社會，普通公民通過手機記錄現場、保存證據、傳播被封鎖的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價值。但公民記者首先應當是事實的記錄者，而不是謠言的搬運工。

當下某些自稱公民記者、獨立媒體人的網絡傳播者，缺乏基本的事實核查意識，卻熱衷於發布所謂內幕、獨家、爆料。一張來歷不明的圖片，一段經過剪輯的視頻，一則匿名賬號的傳言，甚至幾句毫無出處的道聽途說，都可以經過聳人聽聞的標題包裝，迅速傳播。消息真假尚未查明，政治判斷已經完成；證據尚未出現，道德審判已經開始。一旦有人質疑，便以政治立場回應事實問題，以道德標簽代替證據。

更有甚者，長期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面對反證拒不糾錯，甚至將質疑者視為敵人。誤傳可能源於無知、疏忽和判斷失誤；故意造謠則是對事實的主動背叛。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僅憑報道錯誤便推定傳播者主觀惡意。但一個人如果反覆傳播不實信息，又拒絕承擔核實與糾錯責任，其公共信譽就理應受到質疑。

公民記者的稱號不是道德勳章，獨立媒體的招牌也不是新聞誠信的保證書。有沒有記者證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記者應當具備的事實意識與責任倫理。

三、擺脫了政治審查，為什麼沒有擺脫宣傳思維？

這是當下海外中文自媒體尤其值得反思的問題。一些人在政治立場上反對中共專制，在傳播方式上卻仍然沿用黨國宣傳的邏輯。他們痛恨官方制造謊言，卻對有利於自己立場的謠言格外寬容；批評官方封鎖信息，卻熱衷於選擇性呈現事實；反對政治洗腦，卻又以煽動情緒、制造敵人、操縱輿論的方式爭奪受眾。這種矛盾，不能僅僅用職業訓練不足解釋。

長期的政治宣傳環境，不僅塑造了人們接受信息的習慣，也可能塑造其生產信息的方式。在這種思維中，事實不是需要尊重的客觀對象，而是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新聞不是發現真相的過程，而是爭奪話語權的武器。只要政治目標被認為正確，傳播手段便可以不擇；只要攻擊的是自己反對的權力，謊言似乎也能獲得正當性。於是，一些人雖然在政治立場上完成了轉變，卻沒有在認知方式和公共倫理上完成轉變。他們反對的可能只是宣傳機器所服務的政治權力，而不是宣傳機器制造謊言的邏輯本身。

反對專制，並不天然意味著具備自由公民的人格；擺脫政治控制，也不等於擺脫了被政治宣傳塑造的思維方式。真正的思想解放，不只是改變政治立場，更是學會尊重事實、獨立判斷、容忍異議，並接受公共理性的約束。否則，反對者也可能在自己的傳播實踐中複製自己所反對的東西。

四、當謊言成為政治武器，誰在獲利？

自媒體時代，謊言還有一套現實的利益機制。嚴謹的調查需要時間，聳動的傳言只需要幾秒鐘；核實事實需要成本，編造故事幾乎沒有門檻。一篇經過反覆求證的報道，未必獲得多少關注；一則迎合受眾偏見的驚人消息，卻可能迅速收獲大量流量。流量可以轉化為粉絲、打賞、廣告、商業機會乃至政治影響力。於是，部分傳播者逐漸從追求事實轉向經營情緒，從調查真相轉向迎合受眾。他們關心的不是事情究竟怎樣發生，而是怎樣講述才能引起憤怒、恐懼、仇恨或者狂歡。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政治自媒體逐漸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傳播生態：謠言被揭穿了，可以悄悄刪除；下一個謠言出現了，繼續傳播。昨天的錯誤無人追究，今天的謊言照樣收獲掌聲，傳播者與受眾之間形成相互迎合的關系。受眾需要符合自己政治期待的消息，傳播者便不斷提供這樣的消息。事實是否可靠，反而退居其次。久而久之，公共討論不再圍繞證據展開，而成為不同陣營之間的情緒對抗。

更嚴重的是，虛假指控可能傷害無辜者，而反覆傳播的謠言，也會使真正有價值的調查報道受到連帶懷疑。謊言最終不僅損害被攻擊者，也損害傳播者所聲稱追求的公共目標。一個人不能一面譴責官方宣傳機器制造謊言，一面又以同樣的方法經營自己的傳播事業。

五、新聞良知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謙卑

楊繼繩認為，真正的職業記者會選擇崇高、神聖、深刻與兇險，而遠離卑鄙、平庸、淺薄和舒適。在新聞自由受到壓制的社會，敢於揭露真相，可能付出失業、監禁乃至生命的代價，這種勇氣值得尊重。但新聞良知並不只有勇敢一個維度。敢於批評權力的人，未必天然具有事實判斷的能力；敢於揭露黑暗的人，也未必不會陷入偏見。

新聞工作還需要知識上的謙卑。承認自己可能判斷錯誤，承認信息存在局限，承認尚未查明的事情不能輕易下結論。尤其要學會說三個字：我不知道。這三個字，看似平常，卻是許多自媒體人最不願意說出口的話。因為“不知道”不夠刺激，“尚待核實”不夠吸引眼球，“證據不足”更不容易制造流量。但正是這種克制，構成了新聞職業最重要的理性品質。

記者不是先知，評論者也不是法官。新聞的職責是盡可能接近事實，而不是永遠表現得正確。真正尊重事實的媒體人，既應當有揭露他人錯誤的勇氣，也應當有承認自己錯誤的誠實。

六、新聞自由與新聞責任，不可分離

新聞自由是現代文明的重要制度成果。它使公眾能夠獲得多元信息，使政府權力接受監督，使社會不至於完全陷入官方敘事的壟斷。但新聞自由的價值，不僅在於允許人們說話，更在於為公共社會提供發現事實、交換意見、糾正錯誤的條件。如果媒體人放棄事實核查，沈迷於謠言傳播，熱衷於操縱情緒，那麼，即使擁有充分的表達自由，也未必能夠形成健康的公共輿論。新聞自由與新聞良知，因而不可分離。前者解決權力能否任意壓制表達的問題，後者解決傳播者如何負責任地使用表達自由的問題。

沒有新聞自由，媒體容易淪為權力的工具；沒有新聞良知，媒體也可能淪為流量、資本、派系與個人野心的工具。對於那些以公共利益、社會正義、民主自由為旗幟的傳播者而言，尤其需要明白：公共信譽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面對事實、權力、利益和誘惑的選擇中積累起來的。楊繼繩說，記者的職業選擇，最終取決於良知、人格和價值取向。這句話放在今天，仍然振聾發聵。

在新聞受到權力控制的時代，敢於說出真相是一種勇氣；在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聲的時代，堅持不說謊話，同樣是一種勇氣。媒體人的良知，不僅在於敢於揭露別人的謊言，更在於拒絕制造自己的謊言。不因權勢而隱瞞真相，不因利益而歪曲事實，不因立場而放棄核實，不因錯誤而拒絕糾正。

反對謊言的立場，不能賦予任何人說謊的特權。新聞可以批判一切權力，但新聞本身也必須接受事實的審判。

2026年10月21日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