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胡平先生曾於2020年7月7日發表《寫在中國高考日》一文，並附文《我的高考》。文章回顧個人高考經歷，談及家庭出身、政治審查等問題，並由此引出他與裴毅然先生圍繞當年「平反」與「摘帽」等問題的討論。
歐洲之聲現將胡平相關文章及相關討論文字重新整理、銜接，合並刊出，並以新題《險些被政審羈絆——我那充滿意外的77年高考》重新發表。這組文章原擬於前幾日刊載，但因本網站近期持續遭受攻擊，網站至今尚未完全恢覆，故此次改以新版形式刊出。特此說明：本次重新編排、合並及更改標題，均為歐洲之聲編輯所作，事先未征詢胡平先生本人意見。
寫在中國高考日
2020年7月7日、7月8日，是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的日子（該年高考因疫情推遲）。全國各地總共一千多萬高中畢業生參加這一場有可能決定他們人生前途的高考。記得77年、78年文革後恢覆高考的前兩場高考，錄取率只有5%，真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物以稀為貴。那時候，大學生 就是金字招牌。現在不一樣了。今年的高考，據中國官媒《中國日報》報道，錄取率將近90%。如今，上大學不是問題，上好大學才是問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上全國一流學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滿激烈的競爭。
網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門子弟參加高考的勵志口號：「考過高富帥，戰勝官二代。」一個無錢、無權、無勢的「三無」人員，在整個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統一的高考競爭中，才有憑自己的能力戰勝那些「三有」人員的希望。話說得很誇張，但細細品味，何嘗不是實情呢。
不消說，中國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點，就是統一、量化、標準化，這也便於閱卷和評判。正是由於標準化，所以在中國司空見慣的權勢、金錢、人情、關系等等難以進入，相對是一塊凈土。今天的中國人之所以對高考制度情有獨鐘，一方面是有古代科舉制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則是文革中廢除高考的慘痛教訓。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廢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數掛帥，是「一張卷紙定終身」，不能反映真才實學，等等等等；於是改為「推薦與選拔相結合」。這看起來很好，實行起來卻很糟。因為它給形形色色的腐敗大開方便之門。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多的不成比例就是明證。
當今中國，腐敗無處不在，高考領域也不例外。在中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大規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傾斜；而在錄取的時候，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的考生還要受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視，他們的考分必須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樣好的高校錄取。就在這次高考前，媒體又揭露出山東的陳春秀、茍晶等被他人冒名頂替上大學的醜聞，輿論為之嘩然。照說，這種弊案本不難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為懲罰太輕。在古代，科場作弊是重罪，因為它關系到千千萬萬寒門子弟的上升機會，關系到公平正義。近日，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議立法，加大打擊高考作弊的力度。這是值得肯定的。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搞冒名頂替這種勾當的都還只是小權貴，大權貴根本用不著搞冒名頂替，一個條子、一通電話就解決問題。中國的反腐敗任重道遠，一黨專政是最大的腐敗，我們要做要改的事還多得很。
附：我的高考
我是因禍得福。1977年恢覆高考，年齡放寬到老三屆都可以考的年齡。同學們都以為是最後一次機會。我那時是臨時工，趕快去報名。殊不料那年四川搞了個土政策，規定病殘者不可以報名（因為報名高考的人太多，體檢量必然太大，怕給醫院增加負擔，所以事先就把所謂體檢不合格的人排除在外）。我當年是以病殘的名義回的城，所以被剝奪了報名高考的機會。
到了77年年底，報上說明年（78年）要恢覆研究生考試，因為報考研究生的人數大大小於報考本科生，所以也不事先排除病殘了。這樣我就去報考了研究生。
看了看研究生招生廣告，我覺得很多專業都有幾分把握，文學、歷史、法學經濟學，最後選的是哲學，西方哲學，因為哲學最能滿足我多方面的興趣。我沒讀過本科，要和文革十年積壓的人才競爭，研究生錄取人數以個位數記，應該沒什麽勝算。不過看了看推薦書目，沒有一本自己不熟悉，不信自己沒機會。我在報考研究生時提交了兩篇論文，一篇是談洛克的第一性質和第二性質的，另一篇是談存在主義的。談存在主義的那一篇我引用了托爾斯泰的小說《伊凡伊裏奇之死》，後來到了北大才讀到西方早有人引伊凡伊裏奇之死來闡述存在主義。這自然不讓我感到意外，我們是在極其封閉的環境下思考哲學的，別人的思考成果我們大都茫然無知。但我能獨立地有此思想，在宇宙飛船的時代獨立發明了自行車。這表明了我具有這方面思考的能力。
為了提高錄取的機會，我本想選考最差的大學，殊不知我要考的西方哲學專業只有北京大學，連四川大學都沒設這個專業。我無奈才報了北大。結果以第一名錄取。
如果我在77年那次就去考大學本科，以當時還要計較家庭出身的慣性，最好的出路是進入兩年制的師範專科培訓，畢業後分去當中學老師。
其實在78年還是要計較家庭出身的。我在78年報考北大研究生的同時，還參加了該年的高考，據區教育局的朋友說我是那年四川文科第一名，不過後來變成第二名，第一名是成都川師附中老高三的高賢鈞，起初他的分數算錯了，少算了幾分。他也上的北大。我們是好朋友。考本科填志願，我也填了北大，還有川大，但後來都沒錄取，到頭來是一所四川的二流大學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錄取了我。
我在收到北大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後就去了北京。過幾天家裏收到四川師範學院本科中文系發來的錄取通知書。我母親把川師的錄取通知書原件寄回。附上一句話：我兒子胡平已經去北大研究生處報道了。據一位在川師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川師錄取我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們校領導在一次教工會議上還專門提到，我們解放思想，今年錄取了一個家庭出身問題嚴重的考生。
我被北大錄取研究生也費了很大周折。在初試覆試後，北大哲學系調取檔案，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問題那麽嚴重，還有「思想反動」挨批判的前科。系裏不少人說，北大哲學系不能收這種人。虧得有老師仗義執言。他們說，要是不收他，當初就不要他來考嘛。他參加了初試覆試，已經知道自己是考得最好的，怎麽好不收呢。雙方爭執不下，於是決定派出兩個老師到成都做調查，問我的中學的老師同學，問我的鄰居包括居委會主任。好在大家都眾口一詞說我好話。只有一個高中同學、也是農村插隊時的同隊知青說了我一句不好的話，說胡平對上山下鄉運動有看法。北大畢竟是在首善之區，得風氣之先，那兩個哲學系老師也早就對上山下鄉運動有看法了，所以沒計較這句話。這樣我總算被北大錄取了。
我的錄取通知書是全校最後一個發出的。等我趕到最後一天到研究生處自報家門報道，研究生處的老師擡起頭看看我，說：「你就是胡平啊」。
關於鎮反運動中一些受害者平反或摘帽
簡答毅然兄：
給鎮反運動中的一些受害者平反或摘帽，我想大概也和中共改變對台灣的政策有關。1979年1月，美國放棄台灣，轉而與北京建交，想來會在談判期間向北京提出過台灣的安全問題。中共大概口頭向美國承諾將武力解放台灣改成和平統一。既然要和平統一了，國民黨就從打倒對象消滅對象變成統戰對象團結對象。對台灣的國民黨的政策變了，對國內的國民黨人員的政策自然也要跟著變。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布從即日起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商討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並提出三通、擴大交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爭取組祖國和平統一。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等六部門《關於落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的通知（這個文件不是公開的，外界一般不知道）。其中提到，過去，對起義投誠人員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使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我黨的政策產生了疑慮」。由此看來，中共在1979年1月就開始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落實政策，應與中共改變對台灣國民黨的政策有關，與中美建交有關。
給鎮反運動中的受害者平反是悄悄進行的。我家當時並不知道。我家是在1984年年底，許昌縣人民法院發給我家一份刑事判決書，上面寫道：「按照黨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確屬錯誤，應予糾正。」因為我們搬了好幾次家，許昌縣法院費了些功夫才找到我家。
我是在1978年10月進入北大。我們研究生班同專業一位也是老三屆的同學丁冬紅是哲學系研究生班的黨小組長。她先生的父親是中調部的官員，想來是因此她知道不少內部消息。記得在79年年初她就找我談話，鼓勵我入黨。她說，我知道你們家的情況，當年的鎮反有好多事搞錯了的。當時我只是感動於她的思想解放，沒想到中央已經有了平反的文件。丁冬紅的母親胡志濤是北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文革初期紅八月和另一位副校長卞仲耘同時遭到紅衛兵的毆打，沒被打死，但也留下殘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