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中，進步是客觀的事實；但在倫理與政治中，進步卻是一種迷信。科學知識的加速發展推動了技術創新，催生了源源不絕的新發明；過去數百年來人口的巨大成長，其背後正是這股力量。後現代思想家或許會質疑科學的進步，但它毫無疑問是真實存在的。
──約翰．葛雷（John Gray），《異端：反進步與其他幻見》（Heresies: Against Progress and Other Illusions）
讀者手上這本原作題為「科學戰爭」（The War on Science）的文集，毫不意外引起兩極化評價。盛讚者稱其堅定捍衛了「科學」，揭露了進步政治議程如DEI對科學文化與大學體制的摧殘；抵制者則指控文集中充滿瑣碎的抱怨，字裡行間盡是種族主義、厭女與生理性別的偏執，五星評價與一星評價各執一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時代的精神氛圍，尤其涉及DEI議題，顯然讓人們更輕易地各自站隊。
即便文集本身的政治狗哨意味強烈，各篇的立論也良莠不齊；不過，無論讀者對DEI的觀感為何，或許不該將之視為單純的「反DEI」政論集。多元、平等與共融，在過去十年間幾乎成了西方高等教育的信仰核心，但當它從價值倡議轉變為官僚規訓，所衝擊的不僅是大學的聘用與升遷制度，更是大學賴以存在的根本精神。當政治與道德價值逐漸進入大學制度，甚至透過研究補助、教師聘任、升等、學術評鑑與校園規範發揮作用時，大學體制還能不能維持其作為知識生產場所最重要的功能：允許人提出問題、挑戰共識，甚至犯錯？
主編克勞斯在長達數十頁的引言中，以數據展示這種規訓力量的規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平等與共融部」擁有一百五十二名員工，年度預算三千六百萬美元；密西根大學則養了二百四十一名DEI員工，年花費超過三千萬美元。但真正令學者感到窒息的不是預算數字，而是無所不在的審查機制。柏克萊大學生命科學系曾有一年淘汰了百分之七十六的申請者，原因不是研究能力不足，而是「多元聲明」未達標，「其研究成果連被審查的機會都沒有」。文集中反覆提及類似的規訓效果，在近日劍橋大學因阿爾戴（Jason Arday） 所引發的激烈爭論中，人們質疑大學體制是否為了DEI的門面而犧牲了對於學術要求的堅持，追求「進步價值」是否正在衝擊大學體制與科學社群所信奉的功績傳統？
這個問題恐遠遠不只是對DEI的態度而已，背後或許反映不同科學社群對於「進步」的異議。知名「典範」論述的提出者孔恩（Thomas Kuhn）即使被認定瓦解了科學社群的神聖性，他也依然堅信「只要科學事業存在，那麼無可避免某種進步會成為其特徵」；文集中承受猛烈砲火的「後現代作家」某種程度上應該也不會否認「進步」，傅柯與德希達都曾經自詡是啟蒙精神的忠實捍衛者。
文集中有一個不得不注目的名字，物理學家索卡爾在三十年前，據說只用了幾個禮拜就熟習「後現代」的寫作風格，然後以量子力學為主題投稿知名的期刊，一篇通篇胡說八道的論文，揭露了人文學科中後現代思潮濫用科學術語的荒謬，雖然索卡爾當年的惡意嘲諷並沒有阻止部分毀譽參半的知識家繼續使用「理組」詞彙，例如近年大談量子力學之存在論意涵的紀傑克（Slavoj Žižek）。
目前的風波顯然已不止於不同學術社群的相看兩厭，索卡爾在文集中所表現的憤怒，遠較當年的惡搞論文風波升級，因為在他看來，後現代式胡言亂語的歪風正從人文科學吹到數理醫化領域。引言中提到了二○二三年在《化學教育期刊》一篇主張以「女性主義框架傳授科學重要性」的論文，論文聲稱「探討量子力學、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非裔未來主義／悲觀主義，以及後殖民民族主義之發展與互動關係」，並主張將「自哥本哈根詮釋中援引了波粒二象性與坍縮的概念」，索卡爾的憤怒其來有自，內文太多他當年胡亂拼貼的詞彙。
同一年，《物理評論》的物理教育專欄刊出了〈在大學物理導論課中觀察白人性〉，文中聲稱「白板在將白人性重構作為社會組織一環的過程裡也扮演了某種角色」，而所謂的白板，就是教室裡寫字的那塊白板；美國國家科學院甚至將科學溝通領域的最高榮譽頒給了一篇主張「依據愛因斯坦的協變性原則，黑人女性必須獲得同等的權力去主張其客觀性」的論文，愛因斯坦的協變性原則如何能支持進步的政治主張？對文集的作者們來說，讀者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很正常，但如果對問題的答案感到猶豫，定然哪裡不對。
類似的爭議，還出現數學領域，大學體制中所教授的數學知識，是否只是一種西方中心、歐洲式的認識世界方式，因此需要「去殖民化」？以及在醫學領域，精神科醫師薩泰爾講述了自己差點被「取消」的親身經歷，緣由於她在關於濫用藥物的講座中被指控對鄉村底層存在「非人化、貶低且帶有階級歧視的意味」，檢舉文件中稱「我們認為她的著作已超出值得辯論的『意見歧異』範疇」。
沒有任何值得辯論的事情，當事人也不需要辯解。這種境遇讓文集中不只一位作者將當前的氛圍類比為納粹對「猶太科學」的攻擊，以及蘇聯時期的李森科主義。甚至可能更加慘烈，畢竟現在的大學體制沒有「黨」的路線依循，讀者可以關注文集中對於以巴衝突的不同意見，以及「跨性別」的爭議，某些應該止步於後現代作家奇思幻想與創意性詮釋的論述，如今正以不容質疑的進步價值之名，堂而皇之入主「科學」領域，這是索卡爾憤怒升級的根本理由。近日聯合國「修正地圖」（Correct the Map）決議在地理資訊界引發的異議， 恐怕也是同樣情緒。
如果讀者依然認為這本文集只是一群狂熱右派的取暖，我會建議讀一讀哈佛大學平克的〈拯救大學免於自我毀滅的五點計畫〉一章。平克曾經投書《紐約時報》，嚴詞批判川普對哈佛大學的打壓，稱「摧毀知識取得與傳承的機構，是可悲的愚行，也是對未來世代的罪行」，對於川普政府聲稱部分舉措是出於護猶動機，平克則直指摧毀大學研究機構對猶裔研究人才的傷害，遠大過挺巴標語。
平克對哈佛大學也並非毫無批判，投書中他舉了近年來幾起迎合群眾輿論的「取消」事件，諸如生物學家卡洛．胡文在採訪中解釋生物學如何定義男性與女性引起爭議，最後被迫離校，該事件也是平克建立「學術自由委員會」的契機；還有流行病學家泰勒．范德威爾（Tyler Vander Weele）因被發現曾連署反同婚而被迫道歉；法學者羅納德．蘇利文（Ronald Sullivan）由於為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辯護，被學生指「感到不安」而被迫辭去宿舍主任職務。
平克指責哈佛校方迎合學生的暴民正義，而據權威機構評比，哈佛的言論自由在二百五十多所學院中倒數第一。對於川普政府針對哈佛的「反猶」指控，平克則指由教職員組成的「哈佛支持以色列組織」所提出的報告中，曾詳細記錄了一切可查的塗鴉與社群媒體貼文，沒有發現任何把「毀猶」當作目標的表述。
平克幾乎親身參與、見證了當前世界的所有爭議火線。在這些議題上，人們早已習慣於便宜選擇立場；現代自由主義文化並不否認壓迫的存在，只是仍願意相信體制的自我糾錯、說理的力量，以及權力機構的節制。平克因此顯得不合時宜，幾乎注定要落得「兩邊」不討好的下場，但平克努力維持的文化氛圍，其實也正是「後現代」書寫賴以茁壯的條件，而它是不是正在腐化？答案很難，希望無論立場為何的讀者都能有自己的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