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到意大利、從阿爾巴尼亞和葡萄牙，歐洲多國近期接連出現青年抗議。生活成本高企、住房條件惡化、就業困難、公共服務下降…，儘管各國引發示威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對未來的焦慮，對體制運行的不滿，跨域國界，在伴隨着智能手機成長起來的Z世代中正在形成一種共同情緒。他們的聲音，是否能夠被得到傾聽？本次專題就介紹兩位法國資深記者阿勒莫尼埃（Patricia ALLEMONIERE）和達魯（Bruno DAROUX），在與法廣同屬世界媒體集團的法國24台節目中對此運動風潮的觀察。
法國是其他國家青年抗議的榜樣？
人們看到，在意大利和希臘的遊行中有人打出“向法國學習”的口號，這是否意味着，法國帶動了其他國家的抗議運動？ 高級記者、國際政治專家阿勒莫尼埃認為並不完全如此。
阿勒莫尼埃：我不認為這完全是法國在成為榜樣。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一種共同理念的集中表達。當然，法國的抗議規模更大。而法國人本來就有通過街頭示威表達訴求的傳統。其他國家的人說“我們要像法國一樣”，確實也有其歷史和文化背景。在很多人的觀念中，法國象徵著法國大革命，象徵著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至今仍在不同國家產生影響。
我曾經去過阿富汗，當地人也會告訴我：你們法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家。在非洲，也能聽到類似的說法。
不過，今天的情況與過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那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裡。 當前的抗議浪潮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世界各地都在發生類似的事情。不同國家面臨著相似的社會裂痕。
首先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財富越來越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卻沒有真正向社會底層流動。與此同時，中產階級不斷受到擠壓，規模日益萎縮，生活水平持續下降。而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有足夠穩固的中產階級作為支撐。當中產階級逐漸消失、日益貧困時，社會的凝聚力也會隨之減弱。
此外，氣候變暖、新冠疫情以及全球經濟危機，同樣是世界各國共同經歷的問題。可以說，我們可能從未像今天這樣，同時面臨如此密集、如此相互交織的社會緊張局勢。因此，抗議活動才會在世界各地接連爆發。
當然，各國都有自己的具體情況，引爆民眾憤怒的直接原因也各不相同。比如西班牙，引發抗議最初是與一位年邁婦人被驅逐出公寓有關，人們之後搭起帳篷營抗議，意大利是另一個情況，在法國，最開是是一所郊區高中，學生反映學校里有老鼠，天花板甚至可能坍塌。印度最初的抗議源於其他問題，後來則集中在考試名額分配過程中存在的腐敗現象。所以，各國的具體導火索不同，但其實是同樣的問題。
記者、專欄評論作家達魯將現在與1968年全球抗議浪潮相聯繫，分析為何不同國家的抗議，卻有着相似的特徵。
達魯：確實，我們正面臨著一種浪潮：許多國家都在發生着類似的運動，這背後當然有社交媒體的作用，但可能不光是這個原因，這或許就像1968年那樣，示威遊行等活動在各地爆發，包括美國、法國以及歐洲的其他國家。因此，無論是阿爾巴尼亞、還是其他國家、比如孟加拉國，斯里蘭卡，抗議都同樣涉及腐敗問題，相比之下，腐敗並不是意大利或法國當前抗議中最突出的議題。至少，從目前訴求來看，情況是這樣。關鍵是不平等問題，是的，富人與日漸感到下滑的中產階級之間，差距越來越大。這顯然會加劇社會不安和兩極分化。
至於具體情況，示威者中的確存在不同類型。在法國，這幾天我們看到有示威者，也有打砸破壞分子，還有極左翼分子。這可能是歐洲特色，因為我們在意大利和比利時也看到類似情況。
確實有一部分示威是是提出明確訴求，涉及他們的學習條件、工作條件、生活狀況，以及對未來的擔憂，擔心無法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就是以前所說的“自主參與者”。這些人更加激進、更加政治化；而另一部分人則是現在所說“機會主義的掠奪者”，他們現在已經有很多，在全球都能看到，這些人未必是真正反資本主義，而只是想乘機撈到一些東西，一些別人有而他負擔不起的東西，是的，是有投機者。
威權國家樂於看到西方民主社會陷入動蕩？
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將法國示威發生暴力事件與移民問題聯繫起來，阿勒莫尼埃表示，應該警惕抗議運動被政治力量的利用。
阿勒莫尼埃： 有些人正幸災樂禍地看着我們，他們也在利用社交媒體放大這些事件。我們很難不想到普京、習近平和特朗普，當然，還有伊朗，他們一直非常積極地利用社交媒體，因為他們不滿我們對伊朗年輕人抗議的看法，現在，當法國的抗議後他們就藉機大做文章。有趣的是，我們在討論今天走上街頭的人們之間存在着某些共同點，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也可以思考，特朗普、普京、習近平等人究竟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對法治的憎惡，對自由的憎惡，對某些社會運動和群體比如LGBT群體的憎惡。總之就是，對我們在國家所實踐的民主、即便這種民主本身並不完美的憎惡。這些強權勢力和威權政權，都同樣樂於看到我們的民主社會內部分裂，樂於看到我們難以應對當今世界所面臨的 各種挑戰。
達魯：這正是耐人尋味之處。所有這些威權政權在看到西方發生這樣的事情時，多少會感到幸災樂禍。儘管他們心知肚明，自己國內絕不容忍這樣的抗議，他們實施着更為殘酷的鎮壓：監禁、酷刑、流放，甚至暗殺。但顯然他們會對此感到欣喜。同樣引人這一的是，這在某種程度上既體現了民主的弱點，也彰顯了民主的力量。也就是說，抗議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我們處於民主體制之下，當然，嚴格說，或許可以把少數主張暴力革命，推翻現有制度的極左翼排除在外。大多數示威者並不是在反對民主。他們更多是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事實上，絕大多數學生其實是希望建立一個運行得更順暢、更具社會性、更公正、更公平的民主制度，一個能保障他們未來的民主制度等等。他們並不排斥民主模式。也不會走上街頭高呼 ：“天哪，我們真想生活在普京、習近平或者伊朗毛拉統治下的獨裁國家。”
抗議中的暴力，會不會掩蓋年輕人的真實訴求？
這場動員顯然體現了一種代際的不滿，多國抗議中都出現暴力事件，那麼抗議中的暴力會不會掩蓋了年輕人的真正訴求？阿勒莫尼埃認為這是所有大規模社會運動都面臨的風險。
阿勒莫尼埃：這就是那些帶有起義性質民眾運動都面臨的風險，當發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暴力過火時，鎮壓就會隨之而來。因為大多數人其實只希望安穩地生活，希望社會保持秩序。於是，當局就會順應這部分民眾對秩序的要求，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事實就是如此，於是，人們對實質問題的關注就降低了，反而急於解決恢復秩序的問題。
深層次的問題需要長期努力才能解決，而秩序卻能在十幾天內解決。例如，只要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或調動軍隊，事情就解決了。但抗議者提出的不滿、焦慮和問題，卻並不會得到解決。這才是真正的難題。
Z世代正在重拾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運動，比如“黃背心“運動，他們不屬於同一代人，他們也參與進來，因為他們也同樣感受到社會地位下降、貧困、機會喪失等，因此，只要這些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抗議就仍然會再次發生。事實就是如此，但遺憾的是，當局者往往首先選擇得是恢復秩序。
達魯：回到法國的情況。人們對馬克龍的批評之一是，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即將結束，而他推行的某些略帶極端自由主義的改革，以及所謂的“財富涓滴理論”，不僅沒有取得效果，反而加劇了法國 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並不只存在於法國。但這種做法行不通，我們就必須做出改變，才能建立一個更公平、更完善的民主制度。我還想再回到中產階級的話題。比如人們談論法國的“輝煌三十年”，那其實是一個人們普遍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好的時期。父母相信，自己的孩子將來會比自己掙得更多；工資每年增長，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正是因為這樣，當時的政權也獲得了廣泛的支持。
抗議運動往往缺少具有代表性的領導者，當沒有明確領袖出現時，年輕人的訴求是否是否更難被得到傾聽？
阿勒莫尼埃：這使削弱運動的力量，但這也是他們的特點，這就是當今世界，這就是TikTok的世界，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個體化的世界，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視頻中自我展示，在視頻里彷彿自己就是共和國的總統。所以，這樣的環境實際上不可能有領導者湧現，那麼，是否需要創造一種新的運作模式？我沒有答案。我們確實正處於一個時代與模式都在發生深刻斷裂的階段，同時還面臨著一種時間上的衝突：所有人都要求“快、快、快、快”，因為在手機網絡媒體世界裡，一切都非常快，而改革卻需要時間，但沒有人有時間等待。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