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中共舉行十六屆代表大會，海內外一度盛傳「胡溫新政」，新政必須厘清舊案冤案血案，筆者帶著滿心的期盼，寫下《敦促中共政府早日平反「六四」冤案》，原稿發表於香港《爭鳴》雜誌（2003.10.12.）。今次重發此文，回顧30年來的歷史，發人深省，一言蔽之，人民（也包括體制內的民主派們）無需對中共政權寄予任何期望，改變與改造中國社會，只能靠全體中國人民自己。
十五年前發生在中國的「六四」事件，幾乎成了中華民族的一個困擾，或者說是一個死結。
近年來，政府當局對此竭力淡化、回避，試圖抹去人們心靈中的這團黑影。可死難者家屬，涉案當事人以及他們的親朋好友，還有無數的仍然揣著良知的人們忘不了，永遠地難以遺忘這滲透著血腥和冤魂的民族災難。這公案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地耗著，拖著……。但人們對「六四」的記憶猶如昨日，人民祈盼著中共當局對之有個交代，有個誠信的、公正的結語。人們耐心地等待著，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
鄧小平為中國帶來了改革開放的今天，但也為後人留下了「六四」血腥的遺產，這題目今天又從江澤民手裏傳給了胡錦濤，而現政權又將如何面對這難題呢？
「六四」有無可能平反昭雪
中國的政治，自古就是無憲法可依、無規則可循；以人治為核心，以君權聖意為治世根本。過去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如此，昨天的毛澤東、鄧小平依然如此，依葫蘆畫瓢，如出一轍。漫漫五千年的中國歷史，經歷了多少人和事、風和雨，翻過來倒過去，從來就沒有一致性、連續性，或者說規則性。
但是細究深淺，其中還是有規律可循，有脈絡可測的。
1、治國之道因人而異。
面對同一事件，不同的統治者，處置結果往往會不一致，或者背道而馳。譬如：雍正七年的呂留良、曾靜反清一案。雍正親自搞了個《大義覺迷錄》的欽定讀物，以達到肅清呂留良等反清余毒，而對涉案的曾靜、張熙予以釋放。但是雍正死後，乾隆即位，就立即禁止了《大義覺迷錄》的流通，將曾靜、張熙也即刻處死。在中共短短的五十余年的執政時期，這類事的演繹太多了。譬如：毛澤東年代處置的「胡風反黨集團案」，「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等，此類案例不勝枚舉，但在鄧小平年代一概得到平反昭雪。
2、治國之道因時間而異。
面對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時期，處置結果往往相異。譬如：順治七年，攝政王多爾袞死後，就被順治爺削爵、抄家、平墓，其大批黨羽亦被株連處死。至乾隆年代，才予以平反昭雪，復爵、修墳。文革初期，毛澤東將中共一大批老幹部打成敵人，遭受非人待遇，文革後期，毛又將其中的一部分解放出來，或者說是平反昭雪了。不同時期的政治利益和目的不同，自然帶來此一時，彼一時的結果。
3、為換取民心，在權力鬥爭中得分。
文革後期，國人從對毛澤東理論，高熱度的盲從中蘇醒過來，對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毛澤東病逝後，新君華國鋒卻執迷不悟地仍然「按既定方針辦」，顯然已不合時宜了。鄧小平、胡耀邦等審時度勢，展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理論討論，從而推翻了毛澤東時代欽定的不少大事件。譬如：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等，都給以平反昭雪。盡管，當年的反右鬥爭，鄧小平為了博取聖意，承擔著主要的操刀手之責。然而此時的平反昭雪，其意義就不同於前，目的在於換取民心，得到舉國上下的擁戴，從而打敗他的政敵，鄧小平達到了目的。
實際上「四五運動」的平反昭雪，為今天的「六四」平反提供了很好的版本和依據，盡管「四五運動」從規模、到政治訴求，以及遭遇當局鎮壓的殘酷程度都不同於「六四」但這反而更能為「六四」的平反昭雪提供有力支持和依據。
為鞏固統治換取長治久安
最典型的是鄧小平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不否定毛澤東、周恩來。毛澤東曾自豪地對自己的一生作了評價：一是完成了中國的解放事業，一是文化大革命解決了和平時期繼續革命的問題。文革是毛澤東主導、周恩來主持操作的大手筆作品。然而鄧小平否定文革，不否定毛周，而把這筆禍國殃民的爛賬扣在文革運動初期尚不足輕重的「四人幫」頭上，「四人幫」成了共產黨所有罪孽的替罪羔羊，任人宰割。而按鄧小平的智慧絕對不可能不明白其中原委，關鍵在於保住毛澤東聲譽，也就保住了毛澤東的旗幟，也就鞏固了共產黨的統治地位。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動搖共產黨統治的根本。中國的百姓就是這麽的憨厚，逮住了「四人幫」，也就忘卻了昨日的血腥和冤案。
今天看來，正是「四人幫」救了共產黨。不過文革時期，「四人幫」也一口一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事後也真讓他們以身報國，實現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誓言，為共產黨換來了十余年的太平盛世。
綜上所述，只是粗略地羅列了一些規律，這反而更能說明人治社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功過是非不是由法律界定，而是由最高統治者（往往是一人）定奪。所以說，「六四」是在這樣體制環境下的產物。
而對「六四」處置的過程，本身也是缺乏公信力的。
其一、導致「六四」血案，中共在處理過程中摻雜了濃重的個人感情色彩。
當年的示威遊行，其中不少口號是針對鄧小平的。譬如：反腐敗的訴求帶出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要求體制改革的民主訴求直接指向鄧小平的「垂簾聽政」。眾所周知，任何國家在司法程序上都有「回避」制度，即是避免與案例有牽扯的人和事，以保證判案結果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然而「八九民運」的處置過程卻完全是按鄧小平聖意定奪。所以，其私人感情用事的嫌疑昭然若揭。這也就是「六四」一案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受到長期質疑和挑戰的緣由。
其二、「六四」血案，是中共憑君權聖意處置的結果，缺乏法律依據。
當年，就「八九民運」的看法、判斷和處置中共政府內出現嚴重分歧，分裂為以鄧小平、黃震、李鵬等為代表的鎮壓派，以趙紫陽、胡啟立等為代表的理解疏通派。由於鄧小平是實際上的掌握中國政治命脈的聖君，所以在沒有人大（恰似中國的議會）授權的前提下下令鎮壓，這就造成了中共歷史上又一起淒慘的血案和悲劇。
依據以上種種因素推理演繹，「六四」的平反昭雪，或者說重新評價是必然無疑的，只是個時間問題，只是個解鈴人的問題。舉世矚目，胡錦濤是否敢於承擔解鈴人的角色？
「六四」平反昭雪與誰有利
「六四」平反昭雪，其意義不僅僅是解放一批良心罪人，對當年死去的冤魂有個公正、合理的交待問題，也不是使一批至今流落異鄉他國的整肅對象能踏上歸國旅途的問題。而是使中共能跨越自我，放下沈重包袱，跨出民主之治的第一步。其意義是重大而深遠，這會給中共的前途帶來一片光輝。
所以，「六四」平反昭雪，真正的收益者還是中共自己。
1、有利於調動積極性，緩解一代人矛盾的需要。
「六四」的涉案面並不是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幾千人，或者幾萬人。由於當年在全國各地都有爆發，譬如：上海、西安、南京等大城市。事後都不同程度上遭遇了整肅，雖然整肅僅限於當事者本人，但無形的政治陰影卻危及到當事者的親朋好友，以及對「八九民運」富有良知的大批同情者，幾乎傷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感情。盡管中共政權已經比「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時代有了天壤之別，特別是近年來盡可能地低調處理，扭捏而為之。但歷史的悲劇、慘案的陰影始終讓人揮之不去。而當年「八九民運」的學生，如今也近四十歲了，實際上已經到了國家建設主體力量的年齡段，如何調動其積極性，如何掃除人們心裏上的障礙。已經是迫在眉睫的首要大事。所以，公正、合理地處理「六四事件」，是解放生產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疏通一代人心理障礙的需要。
2、是緩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矛盾的需要。
隨著國內的經濟領域內不斷地深化改革，政治體制上的弊端暴露無余，人治社會的副產品腐敗現象尤為突出。中共官員貪汙腐化涉案面之廣幾乎已達世界之最，大部分人民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上，而成百上千的父母官卻不顧子民的安危，將人民的財富占為己有。這給中共政府帶來了怨恨，帶來了民憤，帶來了不安定因素。要改變腐敗現象，就要進行體制改革，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法制社會，從根本上削除人治弊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遇到「六四」問題的解決，「八九民運」的核心是反對腐敗、對民主政治的訴求。所以，對「六四」公案的平反昭雪，讓海內外人民看到中共反對腐敗，政治體制改革的誠意和決心，同時也可以暫時疏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矛盾。
3、是長治久安的需要。
近幾年來國內外有識之士，對中國的政治民主的訴求越來越強烈，而如何面對「六四」幾乎成了爭取民主政治與堅持獨裁統治的分水嶺，成了檢驗真正的民主政治的試金石。與其拖著「六四」這尾大不掉的不安定因素，就像懷裏揣著沒有卸去雷管的炸藥包，遲早要爆發，倒不如早解決為好！削除一個不利因素，反過來就是對政權的鞏固。
無論如何，歷史是後人來寫的，誰也回避不了這段歷史，「六四」將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留下濃濃一筆。
「六四」的平反不是終極目標
記得七八年我作為團幹部去參加一個幾千人規模的報告會，準確地說是「英雄報告會」，報告人名字我已淡忘，記得他是七六年「四五運動」的先鋒，也是遭當局鎮壓入獄的受害者，七八年「四五運動」平反昭雪，那些曾經遭遇整肅而入獄的人，出獄後個個成了英雄，到處做報告，享受和沐浴著人們的尊敬和愛戴，並得到了當局的重用。當然「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決不能相提並論，二者不僅在政治訴求上不同，而且「四五運動」的最終結局可以說是充當了中共權力鬥爭的道具。
前一陣，網上展開了海外民運人士的回國討論。實際上回也好，不回也罷，中共的統戰工作（或者說招安工作）近年來愈演愈烈。這說明中共政權解決「六四」的日子不遠了。
但很難想象，假如「六四」果真平反昭雪，是否會是往事的翻版和重現呢？是否如「四五運動」的結果，鬥士們只顧歡呼，奔走相告，享受著人們的尊敬和英雄待遇，而忘卻了「八九民運」追求的真正目標，那豈不是歷史的悲哀重演嗎！
對中華民族而言，「六四」的平反昭雪並不是終極目標，而是中國政治民主的開始，或者說是：開啟中國政治民主的序幕！
原稿發表於《爭鳴》雜誌2003.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