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德國總理 Olaf Scholz今日到北京訪問，在本國和歐盟引起極大的反對聲浪。總理行前在《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發表了這篇文章，為自己的訪華進行辯解。本文由《觀察者》網譯者郭涵所翻譯。
【文/奧拉夫·朔爾茨 翻譯/郭涵】
自從我的前任上一次訪問中國，已經過去了三年。這三年來，不管是歐洲、東亞還是德中關係，都面臨更多的挑戰與風險。
世界經歷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新冠疫情，另一方面是俄烏戰爭給國際秩序、能源與糧食供應，以及全球經濟和物價造成的嚴重後果。在當前局勢下，我們不能假裝“一切如常”，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出訪北京。長期以來，由於新冠疫情和嚴格的防疫措施，這類會面都難以成行。如今，面對面的溝通前所未有地重要。
我帶著以下五點想法，踏上這趟旅程。
1.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五年前或十年前的模樣。剛剛落下帷幕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證明：二十大報告中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部分，要比過去歷屆黨代會報告來的更多。中共對於捍衛國家安全的追求——即維持共產黨體制的穩定，以及國家獨立自主，未來這些事項的重要性將不斷彰顯。毫無疑問，如果中國變得不同了，那麼我們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也必須調整。
新的權力中心浮出水面
2.變化的不僅是中國，還有世界。俄烏戰爭無情地挑戰了國際和平與安全秩序。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似乎不再回避提及核武器。核武器是一條由全人類劃下的紅線。今年年初，中國在與其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發表的聲明中，明確承諾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肩負特殊責任。向莫斯科傳遞明確的信息，堅持維護聯合國憲章與有關原則，這是十分重要的。
這些原則中包括了尊重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另一個國家的“後院”。發生在歐洲烏克蘭的情況，對於亞洲、非洲或是拉丁美洲同樣適用。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新的權力中心正在浮出水面，我們希望進入這樣一個多極化世界，並擴大朋友圈。
最近幾個月，我們在國際上密集地奔走協調——除了與日本、韓國這些親密盟友，也包括印度、印尼這些亞洲新興力量，當然還有非洲與拉美的國家。下周末，我將啟程前往東南亞，參與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在我訪問中國的同時，總統先生也將出訪日韓。
在冷戰時期，德國以一種尤為痛苦的方式經歷了國家分裂。所以，恰恰是德國，對今天全世界再度按“新冷戰”劃分陣營，毫無興趣。美國最新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正確地承認，美國希望避免出現新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的對抗。
至於中國，這意味著一個有14億人口與龐大經濟實力的國家，當然會在未來的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中國一直以來都扮演這樣的角色。然而，有些人基於這個事實，主張要求圍堵孤立中國。這就跟宣稱中國將會確立霸權主導地位，或者是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等說法一樣，完全站不住腳。
不應與中國“脫鉤”
3.即便環境改變了，中國依然是德國與歐洲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我們不想要脫鉤，不想與中國脫鉤。但中國想要什麼？中國的“雙循環”戰略目標是加強國內市場，減少對其它國家的依賴。在2020年年底的一場演講中，中國領導人也提到了利用中國科技“增加國際生產鏈對中國的依賴”。我們十分重視這類聲明。
因此，基於明智的分散風險考慮，德國也將降低單方面對華依賴的情況。這要求我們把握好分寸，兼具務實精神。德中貿易額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既不缺少替代供應源，也不存在中國壟斷風險的產品。相反，中國、德國與歐洲都從這些貿易中平等地獲利。然而，在單方面依賴風險提升的領域——比如重要的原材料進口，部分稀土以及部分未來技術發展方向——德國公司正在明智地擴大他們的供應鏈。德國政府通過諸如新的原材料合作夥伴計劃，來支持這些企業的行為。
在中國對德國投資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會基於此類交易行為，是否會制造或增加德國對外依賴的風險，來進行甄別。十分偶然地，這也是中國中遠集團獲準入股漢堡港一處集裝箱碼頭的少數股權這起案例中，德國聯邦政府的評估標準。基於明確的要求，該碼頭的所有權依然歸屬漢堡市與漢堡港物流公司。分散投資、加強供應鏈韌性，而不是保護主義或撤回到國內市場——這就是我們在德國與歐盟的態度。
在德國與中國的關係中，我們還遠未，我是說遠未達到平等互惠的程度。舉例來說，在德國公司的市場准入問題，營業執照問題，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法律確定性、對德國公民的平等待遇。我們會繼續要求互惠待遇。如果中國不允許，恐將難以維持現狀。這樣一種差異化的對華路線，符合德國與歐洲的長期戰略利益。
處理棘手問題
4.今年年初，中國領導人在達沃斯論壇的視頻演講中提到：“世界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同樣意味著承認並接受矛盾的存在，在溝通與交流過程中不能無視爭議話題。這包括尊重公民與政治自由，以及少數族裔的權利。
當前圍繞台灣的緊張局勢令人憂慮。正如美國與許多國家一樣，我們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我們的政策目標是維持基於規則的秩序，和平解決沖突，保護人權與少數族裔權益，以及推動更自由、公平的世界貿易。
歐洲利益的代表
5.當我以德國總理的身份出訪北京時，我同時肩負著一名歐洲人的身份。不是說要代表整個歐洲發聲，那是不公正且冒昧的。但是因為，德國的對華政策，只有與歐洲的統一對華政策相匹配，才能獲得成功。在我出行之前，我們與其他歐洲夥伴有過密切溝通，包括馬克龍總統，同樣還有我們跨大西洋的夥伴。歐盟“夥伴、競爭者、對手”的三段論，是對中國的正確描述。盡管，其中“對手”與“競爭者”這兩部分的色彩，近年來無疑是越來越濃厚了。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接受挑戰，承擔中國作為系統性對手的嚴肅後果，並把它們納入到我們的政策考量中。與此同時，德中有必要在符合雙方共識的領域尋求合作。畢竟，在諸如抗擊新冠疫情等全球流行病等問題上，世界需要中國。
在終結全球糧食危機，支援債台高築的國家與實現聯合國發展目標等問題上，中國也扮演了關鍵角色。如果中國沒有采取果決行動減少碳排放，我們不可能在抗擊氣候變化問題上獲勝。這就是為什麼，北京為自己設定了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雄心勃勃的目標，這是一件好事。我也呼籲中國和我們一道，在氣候保護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尤其是在國際場合。
我們很清楚，在氣候友好型技術領域，德國與中國正在競爭——為了產出最高效的產品、最聰明的主意、以及對相關計劃最成功的運用。然而，這是在假設中國不會對我們的環保類技術關閉國內市場的前提之下。我們面臨著競爭，競爭越少，就會導致創新越少，最終會導致氣候保護事業的損失——也將是全人類的損失。
以上所有內容，對於一次首訪北京之旅不可謂不繁雜。在符合雙方利益的領域，我們尋求合作。我們也不會回避爭議。這是德國與中國公開交流的一部分。
轉載自《觀察者》
原文：file:///Users/tienchimartin/Downloads/cn%20FAZ-RMZ-03.11.2022[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