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五十五歲的外賣騎手在杭州街頭暈倒去世，再次引發中國互聯網上關注這一勞工羣體遭遇的輿論波瀾。外賣騎手待遇低、壓力大，還無處維權，類似事件的背後有什麼制度性的成因呢？
快一週了，這位猝死的五十五歲外賣騎手的生命信息仍然以無名的方式飄在巨量信息的網上，眼看就要被淹沒。
9月6日，他的屍體在杭州街頭被發現後，媒體出動了，事發地的杭州市餘杭區閒林街道辦事處也發了通報。但他姓甚名誰，具體死因是什麼，以及家庭情況等等，人們仍然無從得知。只是網上有人因他跑單勤勉，稱他“單王”。
但這位“單王”的背後是一千三百萬的中國外賣騎手羣體，這一事件拷問的是龐大騎手羣體的遭遇。而近年中國經濟下行，就業市場壓力倍增，事件本身也映射出普通人在這種社會狀況下的就業無奈。
無名的”單王”
目前身在美國的陸乾坤已經擺脫了沒日沒夜跑單的那些日子，但在看到“單王”猝死的消息時，他依舊語帶絕望，“外賣員猝死是經常發生的事情，這並非個例，我認爲在每一個城市，這種外賣員猝死的事情也是經常性發生的；如果是放在全國，至少是以10萬爲單位的。”
在谷歌的搜索結果中，可以很容易查到近幾年中國媒體對於外賣員猝死現象的報道：2024年1月，2023年2月，2022年9月，2021年1月……這個日子可以一直往前數。但外界無法得知猝死外賣員的準確統計數據。
在媒體以及網絡社媒上，對這些猝死外賣員的描述有年屆50的，也有20幾歲的，但比較一致的特徵是跑單數量多，時間長，休息少，壓力大等等。
年屆40的陸乾坤原先在安徽合肥做軸承生意，2019年底疫情爆發前後，生意失敗。爲了養家，2020年10月開始，陸乾坤去美團、餓了嗎和達達等幾家外送平臺做起了騎手。有一段時間，陸乾坤每天要跑15、6個小時，“早餐3個小時，午餐3個小時和晚餐3個小時，這是我們常規的工作時間，大概是10個小時；其他的時間，別人在休息，你如果不休息，你就要去工作，這就是15個小時的來歷。”他說，15個小時還算說得少的，很多人從清晨一直幹到深夜夜宵的時候。
據澎湃新聞網的報道，9月6日猝死的這位55歲騎手，經常一天只睡3、4個小時，有時早上6點開始，一直跑單到凌晨3點。這似乎是一些外賣員送單時間的常態。
“四個輪子”的電瓶車
除了工作時間過長，交通事故也是對外賣騎手構成健康安全威脅的主要因素之一。
2021年春節期間，陸乾坤仍在跑單，“像下雪天，出交通事故，那是比比皆是。電瓶車是兩個輪子，再加上我們的腳，那就相當於4個輪子在地上摩擦，”他說，冷或熱都不算問題，下雪天打滑出事故纔是要命的事情。就因爲這樣的原因，陸乾坤摔過很多次，最嚴重的一次手臂摔成骨裂，修養了一個多月，期間胳膊都不能動。
據央視網2017年的一個報道，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的數據顯示，僅在當年上半年，上海市外賣配送業每2.5天就有1名外賣小哥傷亡。而那時的外賣騎手的數量，還遠沒有到達如今的規模。
不管是因爲事故出現傷亡，還是猝死，這些案例或數據都顯示出，外賣騎手似乎在用生命完成速遞。
陸乾坤認爲，之所以騎手頻頻出現事故，跟外賣平臺的算法有很大關係。他舉例說，“他們的時間算法算得特別厲害，平時1個訂單可能一般需要10分鐘，但如果有一個騎手只用了8分鐘，下次平臺給出的時間就是8分鐘，”這迫使騎手要跑得更快，才能不超時。
如果出現超時，騎手得到差評，會給騎手帶來不良的後果，“因爲一旦得到差評， 首先優質的單子肯定是拿不到了；第二是扣錢；第三就是需要用更多的訂單才能彌補差評，”陸乾坤這樣總結說。
對陸乾坤們來說，最核心的問題還是收入。送外賣期間，陸乾坤陸續用過3個電瓶車，其中兩個是租的，每天租車和換電池的費用就是80塊左右，“每天一睜眼先要把這些本錢跑回來，每天的前20個單子基本上就是成本，然後再跑2、30個單子纔是今天掙的錢，掙的錢還要去掉生活費，有的時候還要被交警罰款。”在他的賬本中，每個月要掙到7000到8000元才能維持自己家庭的正常運轉，這才叫掙錢。
陸乾坤在算這些數字時，一再說到“壓榨”二字。他認爲，外賣平臺90%以上的騎手都賺不了什麼錢，基本只能餬口。據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皮書數據庫網”2023年的調查報告，近五成的外賣騎手月收入在4000-5999元，稍多於六成的騎手月收入在4000-7999元，月收入8000元及以上的只佔7%。
無論是平臺的擠壓，交通的狀況，還是家庭生活的責任，這種種因素都給騎手帶來很大的壓力。陸乾坤感覺，他周圍的騎手羣體的身體和心理往往都很不健康，“你看現在，很多騎手在遇到小區保安刁難的時候，他情緒失控啊，這就是抑鬱的一種；再比如說，電瓶車被交警收繳了，或被城管鎖了，他也情緒失控，他就是覺得活不下去了，所以才失控的。”
亞當·斯密的困境
相比於陸乾坤所提到的這些無形壓力，杭州的外賣騎手“亞當”更多的是自我激勵。出於安全考慮，他以化名接受採訪。
亞當從2019年開始跑外賣，但當時他還是“一個普通的工廠打螺絲的工人”，他說他最初只因好奇心才加入了這個新經濟。所以一開始，亞當只是兼職，這給他的壓力不大。
從2023年開始，亞當轉成了全職送外賣。他說，作爲80後，他這個年齡“已經開始被大部分工廠排斥了”。但亞當與美團的合作方式並沒有選擇那種有固定上崗時間和單量要求的模式，“我的收入不如他們穩定，而我必須自我激勵才能每個月拿到1萬。……我只有跑一單拿一單的錢。”
這種方式讓亞當感覺似乎壓力要小一些。他對外賣“單王”猝死事件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他告訴記者，“這個行業比較自由，而且下雨時有衝單獎。昨天杭州大雨，單價大幅漲價，估計他太拼了。”
亞當暗示，“單王”猝死可能更多是他自己的原因，“像這種猝死的騎手，很少見，基本都是自身有基礎疾病。誰負責呢？”對於與“單王”合作的公司是否應該負責，他有些不確定。但他認爲，亞當·斯密主張的市場自由放任學說可以用來解釋目前外賣騎手遭遇的困境，“我覺得（公司）有一點責任吧。我是亞當·斯密的粉絲，大家都被第三隻手撮合以達到己方的最大收益。”
但陸乾坤不太認可這種“亞當·斯密說”，他看到的更多是騎手們的無奈，“別人爲什麼要拼命地去工作呢？原因不就是爲了掙錢養家餬口嗎？如果我工作8個小時就能解決家裏的生活問題，我爲什麼要工作18個小時呢？”
陸乾坤在國內還有一雙子女，分別上小學和幼兒園。他有些感慨地說，“所有的壓力都集中在一個正常的男人身上，有老婆孩子的男人身上，如果他不去掙錢，那孩子上學的費用可能都沒有。”他既是在說當初跑外賣的壓力，也是在解釋後來他要“走線”的原因。2021年三月，陸乾坤辭去外賣騎手後，又嘗試了不同的行業，但受中國經濟環境的影響，他感覺待在中國已經沒有出路。去年，陸乾坤穿過中美洲的雨林，“走線”到了美國。
呼喚馬丁·路德·金
對外賣平臺公司，騎手們都有不小的抱怨。
亞當抱怨的是福利保障，他感覺，平臺公司對他們的責任似乎僅止於每天3塊錢的保險，“這個行業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任何福利保障，每天第一單接單後，平臺就扣我們3塊錢買保險。……也就是說，我們只在當日和平臺達成僱傭關係，半夜12點後就結束了這種關係。”
“皮書數據庫網”2023年的報告說，外賣騎手的福利保障覆蓋率較低，在其調查對象中，沒有任何福利保障的外賣騎手佔24.9%。
還有收入問題。在爲美團跑外賣這幾年，亞當的收入不升反降。他告訴記者，“美團自從疫情結束以來，就逐步的降低單價，從均價6塊多已經降到現在的5塊，甚至不足5塊。”據《三聯生活週刊》2023年底報道，某外賣平臺每單收入現在只有4.5元左右。
但亞當對這種價格又是理解的，“沒辦法，公司疫情期間一直在賠錢。美團的財報是公開的。現在疫情結束，跑單的越來越多，而且去年今年失業也多，許多大學生也出來專職跑外賣。按照經濟學原理，供求關係決定價格嘛。”
陸乾坤當初也面臨過相似的問題。2020年的時候，他就曾聯合工友，一同與平臺公司的配送站協商派單方式和價格，但並沒有任何效果，“往往最後他們就會說，你們不幹有人幹。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我們是試過的。”
這幾年，陸乾坤和亞當們眼睜睜地看到，隨着中國失業率走高，越來越多的人湧入外賣騎手行業，他們作爲騎手越來越沒有議價權。中國專業資訊網站觀研報告網7月底發佈的一個報告顯示，外賣騎手的數量早在2021年就達到了1300萬人。自那以來，主要的外賣平臺美團和餓了麼的騎手數量又分別增加了100萬和300萬人。用陸乾坤的話來說就是，騎手這個行業已經“捲上了天際”。
但除了與平臺公司協商外，騎手們似乎也找不到其他辦法來爲自己爭取權益。就在杭州“單王”猝死後的兩天，9月8日，網絡上開始流傳兩張照片，一名身穿美團制服的外賣騎手在貌似上海的街頭舉起兩塊牌子：“時代在召喚中國的馬丁路德金。今天的社會需要不同階層的溝通談判機制！”“我們要屬於自己的工會，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要8小時工作制，而不是一個月工作300小時。”
工會？合同？
但談到工會，陸乾坤和亞當都顯得很排斥。亞當說，“我們沒有工會，也不指望有工會。”依照他所遵循的市場自由放任原則，亞當其實擔心的是不要讓工會介入外賣行業，“因爲工會只會破壞這個工作的靈活就業模式。”
陸乾坤則認爲，通過正式途徑去申訴的渠道實際上是沒有的，而一旦要公開表達抗議，則面臨着政治風險，“你只要在微信羣說我們要到政府去請願，你的微信羣就被封了，然後警察就會來找你‘喝茶’，這種事情是比比皆是。”
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負責人李強對本臺記者分析說，在中國，依靠工會組織來解決勞工階層的待遇問題是不現實的，因爲真正代表勞工利益的工會組織並不存在，“在輿論中沒有，在組織形式上也沒有，在法律上更是沒有。”雖然中國有官方的工會組織，但外界一般認爲，他們並不替勞工說話。
2019年前，在廣東做外賣騎手的陳國江聯合工友對抗餓了麼、美團等外賣平臺刻意剋扣新年留京外賣快遞員獎金的做法，並組織工會性質的外賣人員“騎士聯盟”。但他很快就在2021年與多名同伴一起被警方抓捕，直到2022年初才被釋放，從此外界再也得不到他任何音訊。
除了無法依靠的工會外，外賣騎手更經常面對的是可疑的勞務合同。陸乾坤和亞當都反映，他們與美團或其他外賣平臺合作均不是與這些平臺公司直接簽署勞務合同，而是與平臺委託的第三方勞務公司。
本臺記者在58同城招聘網上看到，美團招聘騎手委託的都是第三方公司，例如：珠海澤天君成科技有限公司、淮安永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等，這些公司發出的招聘廣告內容大同小異。這種合作方式已經成爲了一種行業慣例。
但由第三方勞務公司與騎手簽訂合同，埋藏了很多貓膩。中國勞工權益活動人士華海峯2016至2020年期間，曾協助處理過一些外賣騎手的維權案例。他告訴記者，這種第三方公司簽訂的勞務合同往往無法適用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勞動關係很模糊，它不是法律意義上明確的僱主僱傭他們的關係。比如說，如果你要主張僱主沒有給我買社保，首先你要明確僱主在僱傭你，你們是僱傭關係，但現在他們不是一個典型的法律意義上的僱傭關係。”
陸乾坤告訴記者，他與第三方公司簽訂的合同並非典型意義上的勞務合同，“第三方勞務公司與騎手簽訂一個協議，騎手代表的是一個個體戶，你到我這個地方來就相當於一個合作伙伴，就相當於合作伙伴一樣。”
這種合作方式極大地影響了騎手們自身的權益。記者看到，在58同城招聘網上發佈的美團招聘廣告中，有一些註明了有“五險一金”，有一些沒有註明。陸乾坤當初在給美團做騎手的時候，他和第三方勞務公司的合同中實際沒有約定“五險一金”，而根據中國《社會保險法》的規定，五險一金是要強制繳納的。
這種合同也影響了發生交通事故後，騎手對平臺公司尋求賠償的可能性。華海峯就騎手出現工傷的情況分析說，“中國的法律是傾向於保護勞動者的，在勞動關係中，有很多時候是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就是由用人單位來舉證，而不是勞動者舉證；而且在工傷事故中，是實行無過錯原則。”他指出，雖然這些法律有利於騎手，但騎手無法認定與平臺公司的勞動關係，則很難依據這些法律來維權。
以人爲本
外賣騎手在待遇和維權方面遇到的困境，近幾年引起越來越多的社會輿論關注。從官方發佈的消息來看，中國政府也陸續採取了一些行動，幫助騎手解決面臨的現實問題。2021年，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其他6個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對保障外賣送餐員權益提出了全方位要求。今年2月23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官網又公佈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休息和勞動報酬權益保障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規則公示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服務指南》三份新辦法。
但外界對這些政策或文件有很多質疑。亞當說，他並不希望政府過多介入外賣平臺的事務，“外界的干涉只會破壞這個行業”；他擔心的是，一旦條條框框太多，像他這種並非以固定崗位的方式與外賣平臺合作的人可能會失去靈活就業的方式，“如果沒有外賣這行業，很多大齡員工是被工廠排斥的，但他們現在有了這種機會。”
陸乾坤則對中國社會整體的體制表示不信任。他認爲，美團這種平臺壓榨騎手的道理就和中共權貴奴役人民是一樣的，“中國99%的老百姓都在爲1%的權貴輸血，同樣的道理，美圖99%的騎手或者工作人員都在爲公司輸血。”他雖然認可美團這種公司爲老百姓提供了工作機會，“但他們不是把人當作人來對待，最後才造成了這麼尖銳的矛盾。”
目前，陸乾坤在美國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開車做外賣快遞，服務的公司包括Uber、Doordash等，“我倒覺得一切都很好！”他說，至少他能看到希望，並且是在他的身體和心理能夠承受的範圍。
轉載自RFA 責編：何平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