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的兩會，然而，從中國目前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來看，這或許是最近幾年最糾結、最難開的一次兩會。
穩健經濟是中國兩會的重頭戲
毫無疑問，努力發展經濟是中國當局的頭等大事，這從近日召開的民企座談會可以看出。將一個以民企為主題的座談會舉辦時間放在兩會之前，而且總書記、總理、政協主席都出席，規格如此之高，發出的政治信號再明顯不過：安撫民營企業家懸著的不安之心，給他們鼓勁，有甚麼本事都可以使出來，政府不會再找他們的麻煩。
一般來說，官方甚麼時候會對民企擺出這副低姿態，就是它遇到很大困難，最需要民企幫忙，為它解圍的時候。而當下，正是中國政府有求於民企之時。
中國經濟這幾年遇到的麻煩有目共睹。儘管當局也在努力自救，但經濟依然沒有擺脫疲軟狀態，各種經濟指標，包括財政收入、年輕人的失業率，地方債務、外來投資和進出口等還是處於黃色警戒區域，特別是市場和民眾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仍然很低迷。在中國，經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前提，經濟不好，包括當局的穩固統治都有動搖的危險，而要把經濟搞好，解決市場的信心，這幾年下來，證明國企是不行的。這逼得官方把眼光轉向民企。此乃當局召開這次民企座談會的背景。
承認民企其實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基礎性力量，總算是過去幾年當局用痛苦買來的教訓。這次兩會，人大的一個主題是審議通過民營經濟促進法，據說該法承諾保障民營企業家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以法律的形勢給民企吃一顆定心丸。總理的政府報告勢必也會涉及民企的發展問題。人大會議的另一個議程是審議當局提出的強力經濟刺激措施。今年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要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讓經濟有一個穩定增長，激活民企雖是關鍵的一步，但僅此還不夠，還需要使經濟在當年就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就要靠強刺激措施了。所以如何穩經濟是這次兩會的重頭戲。
調動官員比調動民企還難
然而，為甚麼又說今年兩會是近幾年最糾結、最難開的一次會議呢？領導幹部的心態和政治生態，和美國的關係處理帶來的國家安全的風險，這幾個因素在會議的議程和實際的討論中會對經濟這個主軸造成很大干擾。
在對中國經濟困境的各種分析和討論中，一個常說到的因素是幹部的躺平。很多人講，比起民不聊生來，官不聊生實際上更嚴重。不管這是否屬實，在反腐敗和政治高壓下，官不好做大概是事實，為少犯或不犯錯誤，各級官員主動選擇不幹事或少幹事。這不是說官員真的什麼都不做，基本的行政管理事務還是要做的，而且這些方面的工作也很繁重。 “不幹事或少幹事”實際上指的是，官員不去主動做那些具有某種開創性，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為地方或部門工作打開良好局面，但也可能引來一些爭議的事情。這類事情往往存在某些解釋的灰色空間，極可能被人抓住小辮子，這就導致官員不願冒此類政治風險，尤其在動不動就用反腐打擊政治對手的政治風氣下。
因此，當局鼓勁民企大顯身手，要民企放心去乾，也鼓勵幹部大膽去闖，然而，政治風險不除，只靠當局喊話，幹部是不會理會的，還是會在“幹事”上小心謹慎，不去觸碰政治禁忌和雷區。要調動官員的積極性比調動民企的積極性還難。市場有利總會有企業願意去試試，而且民企知道政府要發展經濟離不開它，不管真心抑或假意，你政府要製定一部法律來保護我；但官員不同，官員就是黨的人，怎麼對待和處理官員，不是用國法，而是用家法。家法對官員的保護當然不如國法。何況很多時候家法都不用-畢竟家法也有一定的規矩，直接用一些模糊的、沒有明確規定的，卻帶有領導人很強主觀意願的做法，來規範官員關係和處理問題幹部。
故而，在官場的政治生態沒有得到大的明確的改觀前，即使有當局的政治壓力，各級官員尤其地方領導幹部，在這次兩會上，是否會主動配合當局發展經濟的喊話，親近民企，塑造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大力扶持民企的地方發展環境，是可以觀察的。這其中一個觀測的窗口，是地方政府怎麼去處理現在社會反應強烈的跨省執法“遠洋捕撈”。
特朗普衝擊波
如何處理同特朗普政府領導下的美國的關係，是這次兩會面臨的另一個不確定性難題。過去幾年，中國雖然和美國的對抗加劇，但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打壓還屬於可預測的美國傳統建制派的打法，然而，如今特朗普不一樣，特朗普表現出的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咄咄逼人做法，讓中國當局感受到很大壓力，他施壓烏克蘭接受停戰，並試圖恢復和俄羅斯的正常關系，其背後的意圖是否“聯俄抗中”，離間和分化中俄同盟，中國當局對此並無確實把握。
特朗普上台以來，由於未對中國表達出像在競選期間的強硬言辭，讓外界猜測他是不是要和中國當局達成所謂的“大交易”，外界也從他對待烏克蘭的態度，猜測這場“大交易”的一塊重要內容是台灣，特朗普很可能為了其經濟利益而把台灣賣給中國。然而，即使如此，當局能出得起甚麼價，可否滿足特朗普的胃口？同時，特朗普政府至今在每個方面都並未放鬆對中國的打壓，隨著3月4日對中國產品再加徵10%的關稅的落實，當局是否願意與特朗普達成“大交易”的可能性也在降低。無論能否達成“大交易”，特朗普對中國的施壓恐怕都會是空前的。
當局其實已經看到了特朗普欲讓美國從俄烏戰場抽身，全力對付中國的可能性正在增大的事實。這使得它必須好好地來搞經濟，練好經濟內功；但假如美國的壓力大增，直接造成中國的國安風險，那當局也不得不從經濟上分心，從而造成對經濟的干擾，偏離發展經濟的主軸。
外界注意到當局最新舉行的政治局集體學習，這場集體學習也被安排在兩會前夕，這個時間點不是沒有特別考慮的，就是提醒各級官員還有中國社會，雖然經濟建設是第一位的，但也不能由此而把安全放在次要位置，經濟和安全要兩手抓，兩手依然都要硬，不能削弱。所以會議指出，適應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平安中國建設只能加強，不能削弱，防範化解各類風險仍然是平安中國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從這場集體學習來看，中國的安全風險集中在兩個層面，一是國家政治安全，包括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被當局擺在防範化解各類風險的首位；二是公共安全，包括防災減災救災、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網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對於這一塊，當局在集體學習的前幾日發布了《國家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預案拓寬了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的範圍，表明當局已經意識到，中國在社會、經濟、金融乃至科技等領域，都容易出現某種極端事件，釀成社會風險。國安風險崩得越緊，對經濟造成的衝擊恐怕也更大，干擾到經濟優先的發展路徑。
上述因素都會在今年的中國兩會上出現，讓兩會在發展的優先順序上事實上處於一種糾結、不好抉擇的狀態。
轉載自V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