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的父親，一名美國戰地記者，翻過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圍牆，爬上了一架從使館屋頂起飛的直升機。
「我最後一次看到西貢是通過直升機的尾艙門，」他在《芝加哥每日新聞》上寫道。「然後，門關上了——美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章就此合上了。」
我父親相信多米諾骨牌理論，認為共產主義洪流可能會席捲亞洲。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他寫了一本書，名為《不能沒有美國人》(Not Without the Americans)的書，這其中並無多少諷刺意味。
這本書的名字在今天似乎已經不合時宜，因為在那個時代，帶著家長式優越感的美國人對自己存在缺陷的民主充滿信心，企圖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在最後一批美國軍隊從越南撤出半個世紀後，很明顯，亞洲正在學著適應一種新的現實，即便不是全然擺脫了美國的影響，也已然學會與另一個大國共處：中國。
北京的印記無處不在，在有爭議的南海水域，脆弱的珊瑚礁被用來建造中國的軍事基地；在尼泊爾的偏遠村莊，中國商品正通過中國修建的道路湧入當地市場。
川普總統在關稅問題上的反覆，美國外交影響力的減弱，以及美國援助機構的解散（還包括該機構在亞洲的數百個項目）讓人感覺像是又一次撤退，而且這一次甚至不是迫於軍事壓力。
3月下旬，緬甸發生地震，造成3700多人死亡，美國的援助速度比中國慢了不少。然後，美國還解僱了正在當地工作的美國援助人員。「美國曾經代表著希望和民主，但現在，在我們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卻不見了，」地震震中實皆的居民昂奈桑說。「中國迅速提供了幫助。」
但昂奈桑隨後對北京在緬甸的意圖提出質疑。他擔心中國會掠奪緬甸的自然資源，並請求美國提供幫助。四年前，一個軍政府推翻了緬甸的民選領導人時，一個支持民主的抵抗組織曾經懇求美國做點什麼，哪怕做點什麼也好，來擊退獨裁者。
華盛頓不會插手緬甸事務——對於任何一屆美國政府而言，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是自己陷入另一個東南亞泥潭。但是，美國的理想和形象，即使當它的基本制度可能在國內受到威脅的時候，仍然能在海外引起共鳴：好萊塢、牛仔褲、那些朦朧的自由概念。
今年3月，我採訪了柬埔寨國防部副部長素切特將軍。美國曾幫助翻新當地一個軍事基地的部分設施，但柬埔寨政府後來轉而求助於中國進行全面的現代化改造。美國建造的設施被夷為平地，4月初，中國軍官出席了這座中國建造設施的揭幕儀式。
當我們走出採訪現場時，花了一個小時為柬埔寨獨裁領導人辯護的素切特輕輕地拍了拍我的手臂。「你們美國的民主，現在有點困難了嗎？」他帶著令人吃驚的關切問道。我含糊地應了一聲。他並未就此打住。
他說，柬埔寨仍在從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的破壞中恢復。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激進的共產黨人將柬埔寨社會夷為廢墟，導致全國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他說：「我們正在像美國一樣發展民主，但首先我們需要和平與穩定。」
在柬埔寨，一個世襲獨裁政權抹殺了政治反對派，扼殺了言論自由，我懷疑它是否真的走上了民主的軌道。1975年，柬埔寨人接受紅色高棉的一個原因是，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的殘酷轟炸蔓延到了柬埔寨。
儘管如此，國防部副部長對美國民主的提及意味著一些關於理想的持久的東西。素切特說，他希望美國人一切順利，他勸我相信，柬埔寨也希望與美國人站在一起，儘管有大量證據表明並非如此。
大約25年前，在美國人從現在的胡志明撤離的上一個重大週年紀念日前夕，我遇到了范春隱，他是我父親的一位越南記者同事。隱叔——他讓我這樣稱呼他——坐在一家咖啡館裡，外國記者、間諜和偶爾出現的小說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常在這裡喝加了煉乳的濃咖啡。
他因肺氣腫而呼吸急促，數年前，我父親也是死於這種與吸煙有關的疾病。隱叔瘦削的手腕上戴著一塊大手錶，他說那是我父親送給他的禮物。「比奇先生是一個愛國者，」他用法語發音說出我父親的姓氏。隱叔也是一個愛國者。他曾是《時代》雜誌的記者，暗地裡卻是北越軍隊的上校，他用隱形墨水向共產黨人傳遞情報。他認為越南應該爭取真正的獨立，而不是成為帝國博弈的棋子。
儘管隱叔多年來一直忠誠從事地從事間諜活動，但可能因為長期與美國人打交道而受到影響。他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事業從未達到他所希望的高度。他的兒子在美國學習，就像曾經的他那樣，然後回了國。
隱叔告訴我，在越南戰爭即將結束的一天，我父親曾想上戰場看看。作為一名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我父親被戰壕吸引，那裡擠滿了被徵召入伍的年輕人，這場戰爭已經成為美國失敗的代名詞。隱叔叫我父親去別的地方。那天，北越軍隊襲擊了我父親在隱叔的勸告下沒有去的那個地方。我父親活了下來，美國士兵死去了。
「我喜歡美國人，」隱叔說。
轉載自《紐約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