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達拉斯到那座中國北方城市，全程搭乘兩架飛機、經過三次中轉，耗時超過24小時。30出頭的電子維修工陶（音）全程一直醒著——金屬鐐銬扣在他的手腕和腳踝，他思緒翻湧。
在美國官員拒絕了他的庇護申請後，他被遣返回中國。各種問題在他的腦海裡盤旋。
在中國——這個他拚命想要逃離的國家——等待著他的是什麼？他會受到懲罰嗎？他還會離開嗎？
陶——為了保護其家人，本文僅披露他的姓氏——是一波破紀錄的無證中國移民浪潮中的一員，疫情期間和之後，他艱難地穿越中美洲的叢林，抵達美國。包括陶在內的許多人並不是高調的異見人士，而是普通的中國人，政府收緊對社會的控制令他們感到窒息，黯淡的經濟前景令他們感到沮喪。
陶來到得克薩斯州南部邊境，主動申請政治庇護，他相信這個開放和自由的制度會接受自己。無證移民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成功率很低，但中國申請者的成功率略高——2023年，陶這樣的無證中國移民有11%獲得了庇護。
然而拜登政府在非法移民問題上的立開始變得更為強硬，陶的申請被拒絕，儘管當時像他這樣的人仍在陸續獲准入境。這讓陶面臨選擇。被送回中國後，他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做一份沒有前途的工作，隱藏自己的政治觀點，不僅不能讓政府知道，也不能讓他周圍那些似乎和他意見相左的人知道，他們有可能向當局舉報他。
或者他可以嘗試再次逃離，但這次會更加困難。他的護照被沒收，銀行帳戶也空了，他的名字現在已被當局關注。對陶而言，問題在於，他在今天的中國是否還有立足之地。過去幾十年，即使是反對政府嚴格控制的中國人也存在一些表達空間。國家的經濟繁榮使得個人自由受限問題尚可容忍。但如今，經濟增長放緩，管制卻在加強。對一些人來說，只剩下更極端的選擇。
我們對陶進行了長時間的採訪，查閱美國移民記錄、中國官方文件、社群媒體帖子以及他為支持自己的說法而與我們分享的旅行照片。他還分享了據他聲稱來自中國安全人員的短訊。我們採訪了他在美國時接觸過的兩個人。儘管如此，陶的敘述的某些方面難以核實，特別是他與中國當局的互動，這是報導一個基本上不透明的安全機構時經常面臨的挑戰。但他講述的細節與其他人描述的類似壓力相符。
陶身材瘦削，顯得有些稚氣未脫，舉止溫和，他說他想通過講述來梳理自己的經歷。「很少有人願意聽我說這些，」他說。
陶出生於1990年代，但小時候，他聽到過很多關於1959年的事情。他的祖母給他講過從那年開始的大饑荒，在中國東部的安徽省，大饑荒導致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一。她說，她認識的一個女人不得不吃人。
陶的家鄉是阜陽附近一個大約有20戶人家的村子，在他出生的年代，人們不再挨餓，但貧困仍然存在。他的父母工作辛苦，有時進工廠，有時養豬，但收入始終不夠。該地區多發洪水，他們想用水泥重建土坯房時只能舉債。陶14歲時，受污染的配方奶粉導致阜陽許多嬰兒中毒，成為全國性的醜聞。
但學校裡教給他的是一個不同的故事。思想品德課的教科書宣稱中國將很快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但他不明白，他周圍的一切都是那麼貧困，作者怎麼能夠如此肯定。課本歌頌中國軍隊，但他通過當時尚未被封鎖的YouTube影片得知，1989年，軍隊在天安門廣場屠殺了民主抗議者。
他有疑問，但沒幾個朋友可以和他討論。每當他試圖在餐桌上討論政治，父親總會讓他專心吃飯。「我覺得很糾結，」他說。從他家族的故事，他可以「看到這個社會的真實面貌，這個國家當時的真實面貌」。「但是很多人不願想這些，」他說。
2000年代末，他進入了一所職業學院，然後來到沿海地區的蘇州，做了一名電子修理工，每月收入約6000元。他結識了一名女子，當時考慮組建家庭。
但他仍持續瀏覽外國網站，使用軟體繞過中國的網路審查系統。在Twitter等海外平台上，他抨擊共產黨治下中國的方方面面：食品安全問題、收入不平等、圍繞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然而，即使是隱蔽的反抗空間也在縮小。陶表示，2018年警方傳喚他時，出示了他當年批評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帖文。他說，他們對他處以罰款，要求他書面承諾不會再犯。
他說，不久之後，他得知他可以通過就讀語言學校獲得前往日本的簽證，於是他花費大約3萬元左右的畢生積蓄，在東京上了一所語言學校。他說，兩年來，看到政界人士在日本街頭競選，令他激動不已。他在社群媒體上的發帖更加大膽。
2022年，簽證到期了。他決定不再回到中國，開始探索新的選擇：美國。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通過當時對中國免簽的厄瓜多入境美國。他加入了一些WhatsApp群組，這些群組承諾指導人們完成這段旅程。那年9月，他出發了。
陶離開日本時帶著大約2萬美元，這是他完成語言課程後打工攢下的錢，其中還有來自父母的一些支持。兩個月後，當他越過邊界進入得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時，他身上的錢還不到450美元。在此期間，他穿越了巴拿馬叢林中險象環生、有時甚至致命的地帶達連峽谷。在那裡，移民必須勇敢地走過泥濘的山丘，面對毒蛇和強盜。他在哥倫比亞被官員敲詐，在宏都拉斯被人販子欺騙。他在墨西哥滯留了三個星期，等待向北行進的許可，在一個臨時搭建的棚屋裡租了一張床，每晚要三美元左右。
不過，他仍然抱有希望。他想像著在美國註冊學習英語課程，並獲得電工證書。他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檢查站被拘留，但他已經預料到了這一點，並立即申請了政治庇護。他被轉移到科羅拉多州奧羅拉的一個移民監獄，在那裡，一名移民官員對他進行了庇護面談。陶說，在那次談話中，他展示了自己的社群媒體帖子，並描述了自己被中國警方傳喚的情況。他說，庇護官員問他警察是否打過他，他誠實地說沒有，認為他遭到審訊的經歷已經足夠了。「他們知道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他想。
然後，他開始等待。但在2022年12月底，他被告知沒有通過庇護面談。移民記錄顯示，他曾請求奧羅拉的一名法官複審他的案件。他說，1月初，該法官也駁回了他的要求。他將被驅逐出境。
陶驚呆了。他懇求官員說，如果回到中國，他可能會受到懲罰。他說，他給移民律師、美國司法部和聯合國寫了信。他還給父母寫了一封八頁的信，詳細說明了他想離開中國的原因，以及他在網上發帖的內容。他說，他正在考慮自殺，想讓父母知道其中的原因。
陶沒有得到申請遭拒的解釋。移民律師表示，糟糕的翻譯、缺乏法律代理人，或是庇護官員因工作過勞而倉促作出的決定都可能使移民難以陳述自己的案情。曾代理過許多中國尋求庇護者的加州律師陳闖創說，他看到過一些理由很充分的案例遭到拒絕，一些理由薄弱的案例反而得到批准。
陶說，2023年3月，當官員試圖將他送上驅逐出境的飛機時，他從舷梯上跳了下去。他說他被送進醫院，然後又回到監獄，這次是在得克薩斯州。「我覺得命運不在自己手中，」陶說，「就像隨風飄蕩。」（陶事後曾聯繫的在美中國活動人士鄭存柱證實，這和陶向他陳述的遭遇吻合，一個曾與陶一同被關押的人也提供了相同敘述，此人要求匿名。）
2023年年底，陶再次被送上去往中國的飛機。當他的飛機降落在中國北方，麻煩接踵而至。海關人員搜查了他的財物，發現他沒來得及銷毀的庇護申請信複印件。他說，當他試圖否認這些文件歸他所有，一名官員打了他一耳光。官員們還嚴厲盤問他是否有任何中國蛇頭幫助他入境美國。陶說，他們逼迫他誣陷另一名被遣返者非法安排他的行程，並威脅說如果他不照做就把他關進監獄。他說他當時同意了——他至今仍後悔這個決定。
官員沒收了他的護照和證件，然後放他走了。陶向《紐約時報》出示了一份海關文件，顯示他的護照被沒收了。中國移民官員沒有回應有關他們如何處理遣返移民的傳真詢問。在採訪中，其他近期從美國被遣返回中國的人說，他們受到了官員的盤問，但沒有受到虐待或威脅。專家表示，政府一般不會虐待被遣返者，因為政府傾向於將他們視為經濟移民，而不是政治威脅。
離開機場時，陶身上只剩下現金、手機和一些衣服。他的父母給他買了去一個中國南方沿海城市的火車票，他們在那裡打工。當他母親看到他時，淚流滿面地乞求他不要再離開了。就這樣，陶回到了他曾試圖離開的生活。他在一家汽車配件廠找到了一份開叉車的工作，每月收入約6800元人民幣。他努力忽略內心日益滋長的怨恨。
他說，大約在回國一個月後，他接到了一個電話。來電者自稱是國家安全官員，要求他去見個面。
他說，會面期間兩名官員向他展示了他寄給父母的那封信——他的父母始終沒收到信。他們告訴他，他違反了中國的國家安全法、互聯網法和反分裂法。他們問他是否認識其他反對政府或想離開中國的人。能不能提供他們的聯繫方式？
陶嚇壞了。「不管他們說什麼，我只能配合，」他想。陶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這些官員定期給他發信息，索要其他移民的信息。（他說他的回答是編造的。）他們又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肯德基，一次是在一家茶館。
壓力不僅僅來自政治。中國的經濟放緩意味著工人被壓榨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厲害。陶的老闆經常要求他加班。他的哥哥在一家汽車修理廠工作，擔心被解僱。「每個人都很絕望，」陶說。「老闆拚命壓榨員工，員工拚命地表現。」
陶也對他那些同事心懷不滿，他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興奮地談論著中美開戰的前景。回國七個月後，他決定申請一本新護照。但他說，當地政府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試圖處理他的申請時，系統顯示他被列入了出境禁令名單。他的申請被拒絕了。
護照申請被拒後，陶不願放棄。他寫信給沒收他護照的中國北方城市當局，要求撤銷限制，稱他已經配合了海關官員的要求。他還想在另一個城市碰碰運氣，於是去了上海再次申請。令他驚訝的是，這一次他成功了。
然後他他聯繫了一家安排中國工人赴東南亞國家就業的中介機構。去年10月，他再次與父母道別。他再次通過中國海關，這一次是出境，他的心砰砰直跳。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攔下。海關官員向他揮手示意通行。
他抵達那裡後不久，我們第一次見到了他，當時他剛結束12小時的工作。我們走到他居住區的一個戶外座位區，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他向我們講述了他的故事。他說得很急切，毫不擔心被人偷聽。
他的新生活並未完全逃離他在中國感到不滿的一切。他在一家電子工廠的工作仍然很辛苦，薪水很低。他曾試圖和他的一些工友——大多數是中國同胞——談論他對中國政府的不滿，但他們並不認同。
他說，那些國家安全官員仍然會給他發信息，他不知道他們是否知道他已經離開。就在我們見面幾天前，其中一名官員還問他，他發在微信上的一條帖子是什麼意思，那條帖子中他稱印度的總理是獨裁者。
儘管如此，他現在覺得自己可以安全地無視這些官員發來的信息了。他的合同允許他在這個國家停留兩年。之後，他希望能去歐洲或墨西哥。
至於之後做什麼，他並不確定。有時，他會用宏大的言辭談論喚醒其他中國人，讓他們認識到他所說的共產黨政權的邪惡。他聯繫了一個居住在荷蘭的反政府部落客，詢問是否可以加入他的行動。他夢想著在中國大使館前抗議。其他時候，他的目標則更謙卑：找到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也許可以寄錢回家。他說，重要的是擁有選擇的自由。「在Twitter上發帖，參加抗議，這些當然很重要，」他說。「但它們並非全部。我只是想做一個普通人。」
轉載自《紐約時報》，王月眉(Vivian Wang)是《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常駐北京，撰寫關於中國的崛起及雄心如何塑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