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通過削減數十億美元聯邦科研與醫學研究資金對美國高校發起衝擊。這在我記憶深處喚醒了對「卧倒並掩護」(duck and cover)這個詞的記憶。這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童被反覆灌輸的指令。我們從電視上聽到它，伴隨著一個名叫伯特的聰明烏龜的畫面，一有危險跡象，它就縮進殼裡。課堂上，老師一聲令下，我們就得學伯特的樣子，鑽到課桌下，護住頸部。我們被告知，這些動作可以保護我們免受隨時可能到來的核襲擊。儘管只是小學生，我們多數人也隱約覺得，這些試圖躲避毀滅的舉動徒勞無用，但還是乖乖照做。面對威脅帶來的焦慮，除此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1957年10月，美國人得知蘇聯成功發射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焦慮急劇升溫。冷戰對手在火箭技術上的壓倒性優勢是個鮮明的證據，引發了美國異常迅速的回應。1958年，經兩黨國會投票通過，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了《國防教育法》。這是美國歷史上聯邦政府干預教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措施之一。這項法案——還有國家科學基金會、國立衛生研究院——讓美國成為了全球無可爭議的科技領袖。
近70年後，這一領先地位岌岌可危，根據最新年度的「自然指數」（該指數通過頂尖科學期刊的論文貢獻量為研究機構排名），唯一進入前十的美國機構是哈佛大學，位列第二，遠遠落後於中國科學院。其他機構依次為：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 浙江大學 • 北京大學 • 中國科學院大學 • 清華大學 • 南京大學 •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 • 上海交通大學
十年前，中國科學院是唯一躋身前十的中國機構。如今，前十名中有八個機構來自中國。如果這都算不上「斯普特尼克時刻」，實在難以想像還有什麼能算。
但是，如果說美國當年對「斯普特尼克事件」的回應體現了一個國家團結起來投身科學，投資國家智力潛能的決心，如今面對中國，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分裂嚴重、迷失方向的美國。當下的領導人對與其政治或經濟利益相悖的科學共識漠不關心，敵視移民，還執意削弱那些承載著我們對未來的共同希望的研究型大學。如今的威脅來自內部。而除了極少數例外，美國高校的領導者所做的也不過只是「卧倒並掩護」。
《國防教育法》反映出一種普遍共識：學校和大學不能只教學生躲在課桌底下，必須採取更多行動。國家迫切需要更多訓練有素的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航空航天工程師、電氣工程師、材料科學家，以及其他眾多STEM領域的專家。政府明白，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向學校和大學注入巨額資金——約10億美元，相當於如今的110多億美元。
從一開始，政府對教育的這筆投資就帶有意識型態考量。它由恐懼驅動——對俄羅斯的恐懼、對原子彈的恐懼、對在「太空競賽」中落後的恐懼——並旨在影響課程設置。當然，這樣的意識型態並不是以蘇聯那種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方式推動——在蘇聯，特羅菲姆·李森科的遺傳學理論讓蘇聯生物學倒退了數十年——而是通過強化全國各高校的科學院系來實現。
1962年以前，《國防教育法》資金的受助者必須簽署一份宣誓書，聲明自己不支持任何試圖推翻美國政府的組織。然而國會中的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擔心部分資金可能被用於推動廢除種族隔離，於是添加了一項條款，規定該法案的任何內容都不得允許聯邦政府支配學校的課程、教學、管理或人事安排，這是由錯誤動機促成正確政策抉擇的典型時刻之一。
這部法案還通過向有需要的申請者提供低息貸款，在推動全國高校多元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在客觀上挑戰了限制猶太裔、亞裔、黑人、波蘭裔及義大利裔等弱勢群體入學的政策。上世紀60年代初，在我本科就讀到一半時，耶魯大學迎來新任校長，迅速推行多項改革措施，包括破除舊有的排猶風氣，並錄取更多以往可能僅僅因為姓氏而被拒之門外的學生。
這些轉變最終對我的職業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回到耶魯讀研時，《國防教育法》資助我拿到博士學位。並非政府將莎學研究與火箭科學混為一談，而是這部法案的第四章要求擴大大學教授的規模，將資助範圍延伸至人文與科學雙重領域。斯普特尼克衛星的發射最終也把我納入了它的軌道。
這項始於國家安全的計劃最終化作激發無限好奇心、創造力與批判思維的引擎。在美國大學的實驗室和研究機構的支持下，發明與創新源源不絕地湧現出來：互聯網、核磁共振成像、DNA重組、人類胚胎幹細胞、CRISPR基因編輯，以及使得mRNA技術得以成型的眾多研究成果（mRNA 技術為包括新冠疫苗在內的新一代疫苗誕生打下了基礎），不一而足；同時，我們對物質及宇宙起源的認識也取得了劃時代的突破。
巨額稅收的注入使得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不僅培養了科學家、醫學研究人員和武器工程師，還孕育了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詩人。美國大學的獨特結構打破了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與其他學術領域的壁壘，無論是在本科課程體系中（學生幾乎必須完成通識教育），還是在校園文化中。
傳統的研究邊界開始瓦解。1969年我受聘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在此執教數十年裡，經歷了一些振奮人心的年代。一位富有遠見的院長曾分發問卷，詢問理工科教師最常與哪些學科同仁探討研究工作。根據收到了反饋，院系進行了重組。創新活力隨之迸發。理工科院系辦公樓外的停車場設立了多個「諾獎得主」專用車位。
到1990年代，美國大學已成為全球文化的標竿——其學術廣度令人艷羨，學術自由備受推崇，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將其視為自由探索與學術威望的頂峰而趨之若鶩。政府雖未刻意創建自治的國際化知識殿堂，但其投資規模——以及大學相對遠離直接政治干預的特性——促成了美國大學發展為至高的文明成就。
沉醉於成功的喜悅下，精英大學開始憧憬自身能做的不僅是教授知識和創造新知。它們渴望治癒困擾社會的一切痼疾：矯正我們過去的不公，修復當下的傷害，推動未來的平等。它們沉迷於這一夢想，幾乎沒有去努力說服公眾相信這些新政策確實有益。
儘管成就斐然，整個高等教育事業如今卻深陷困境。川普政府以多所高校校園出現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動為由發難，指控精英大學反猶。現在，攻擊的理由已轉向抨擊平權法案、多元化倡議、自由派偏見等議題。科學研究遭到縮減；博士後獎學金被突然取消；實驗室被關閉、簽證被拒。這種對科學事業的破壞已產生全球性影響：無論是衛生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取消近5億美元的mRNA研究經費——某種意義上的「輕量版李森科主義」——還是抹去全球氣候研究人員依賴的數據。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如果實驗室燈光未熄，哪些疾病或許已經被治癒，又有哪些技術進步或許已經誕生。
有幾所大學現已支付巨額罰款，希望能至少恢復部分聯邦資助。但這種恢復並無保證：政府往往附加條件，要求介入大學生活的課程設置、教學安排、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免等領域，而這些恰恰是《國防教育法》禁止政府染指的領域。
若川普政府滿足於一次性罰款，過去數月受到威脅震懾的大學或可重整旗鼓。但若當局決意重塑師生群體的學術生活與價值觀念（這看起來完全可能），那麼這種恢復將無從談起。
我們為何要放棄這些真正使美國偉大的大學？為何要揮霍世界對我們這一輝煌成就的欽佩？為何要危及那些致力於治癒癌症、完善義肢、探索深空或測試人工智慧極限的實驗室？
我們的處境並不比1957年時更加絕望。美國贏得的諾貝爾獎數量遠遠超過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這不僅因為慷慨的資助，還因為我們的學術文化鼓勵並獎賞創新與冒險，以及我們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傑出研究人員。
就目前而言，美國大學仍舊擁有巨大的優勢：雄厚的資源、自治權，以及充滿樂趣的想像自由。每當我穿過哈佛園去給大一學生講授「從荷馬到喬伊斯」的經典名著課程時，我總會為所見所遇驚嘆不已。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從蒙古到我的家鄉麻薩諸塞州牛頓，從俄亥俄州的雅典到希臘的雅典；還有許多同事沉浸在廣泛的學術追求之中：從獲得人類首張宇宙黑洞圖像，到破譯古代紙莎草殘片上的文字。我們需要走出書齋，讓同胞們相信：他們用稅款資助建立的這些高等學府有無可比擬的價值與重要性。
轉載自《紐約時報》Stephen Greenblatt是新近出版的《Dark Renaissance: The Dangerous Times and Fatal Genius of Shakespeare’s Greatest Rival》一書的作者。
翻譯：晉其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