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台灣APEC代表林信義會面並公開合影，同月，台灣副總統蕭美琴於歐洲議會大樓出席「對中議會聯盟」（IPAC）年會，發表演說，強調台灣在全球民主與安全體系中的角色。這兩起事件再次撕開北京「一中原則」的外交迷障。 中共的抗議聲明照例使用「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等字眼，意圖定調事件性質。然而，這樣的語言制式已難掩其敘事正當性的日益流失，也無法阻止台灣與世界互動的愈加制度化與公開化。這不再只是台灣的外交突破，而是國際秩序結構性調整的具體體現。
話語主權的鬆動
中國對外長期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主張台灣屬於中國領土，並要求他國不得與台灣有任何官方接觸。然而，進入2020年代後，「One China Principle」與「One China Policy」之間的語義差異日益被凸顯。 多數國家選擇使用「一中政策」，其核心立場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對台灣主權地位保持戰略模糊，不承認中國的領土主張，也不挑戰或承認台灣獨立。這種表述為外交操作保留空間，也有效弱化了北京語言敘事的壟斷性。 「原則」代表北京版本的政治定義；「政策」則是各國依本國利益調整而成的外交實踐。當「一中原則」不再是不可挑戰的絕對真理，而是變成可以詮釋、切割甚至否定的語言框架時，北京的話語權正在被去中心化。
準外交的制度突破
即使未與台灣正式建交，許多民主國家早已建立起功能性外交架構：美國的「美國在台協會（AIT）」具有準官方地位，其主任享有外交豁免；日本的「交流協會」與外務省高層對接，具實質外交職能；歐盟的「駐台經貿辦事處」不僅處理經貿事務，也涉入議會交流與供應鏈合作。 此外，立陶宛、捷克等國更突破命名禁忌，使用「台灣代表處」而非「台北」，形成實質「準建交」態勢。 這類做法即屬於功能性外交（Functional Diplomacy），透過非正式但制度化的形式與台灣互動，無須主權承認，即能建立穩定合作關係，這是國際法與現實政治之間的灰色彈性區域。
北京威嚇的失靈
中國過去善於利用經濟手段對他國施壓，以阻止其與台灣深化互動。然而，隨著全球經濟重心移動與供應鏈再布局，北京的懲罰手段正逐步失效： 台灣戰略地位上升：作為半導體與科技核心節點，台灣成為多國不可取代的合作夥伴； 報復風險升高：中國若對與台合作國採取經濟報復，往往傷及自身利益與國際聲譽； 集體防衛機制強化：如歐盟建立「反經濟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美國國會則重申聯合國2758號決議未涵蓋台灣主權歸屬，有力駁斥中方論述。 這些變化使得中國對台外交懲罰的邊際效應遞減，懲罰反而激化支持台灣的動能，形成「懲罰邏輯的反轉效應」。
誰才是挑釁者？
過去，中國將台灣與其他國家的互動定性為「挑釁」。但如今，國際社會反而開始質疑：究竟是誰在改變現狀？ G7近年公報逐漸減少提及「一中原則」，轉而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歐洲議會與美國國會明確指出聯合國2758號決議僅處理中國代表權，不涉及台灣歸屬；國際智庫與政策圈更將台灣視為「印太民主防線」的重要一環，而非單純的主權爭議對象。 這是話語權力的根本性轉移——台灣不再是敏感議題的邊陲，而成為民主與區域穩定的核心。
戰略的再平衡
美國及其盟友經常表達：「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但也不接受任何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這種雙重否定式外交語言，實際上將「一中原則」去神聖化，轉化為可以談判與重新定義的地緣戰略框架。 這種外交語言背後反映的是全球戰略重心的重構：NATO新戰略概念納入台灣議題，視其為印太安全架構一環；東協文件日益傾向使用「以和平方式處理分歧」等中性語言，淡化對北京的認同；美國跨黨派立法則持續反駁中國對「一中政策」與2758號決議的片面詮釋。 當北京將「維持一中」與「維持和平」綁在一起時，國際社會卻早已選擇拆解此一等式。台灣不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而是全球戰略秩序的一部分。
「一中原則」的外交壟斷正在終結
「一中原則」過去被視為不可質疑的外交共識，如今則成為各國根據本國利益重新詮釋的彈性語言。在全球外交語境中，「一中」已從禁語轉化為一個可以討論、可以否定的命題。 國際社會早已學會在「承認北京為中國政府」與「支持台灣作為民主治理實體」之間找到操作空間。台灣的國際互動，從過去需要勇氣的禁區，轉為今日外交現實中的常識。 這不表示台灣已全面獲得主權承認，卻意味著：其存在已具備「事實承認」（de facto recognition）性質，在制度上被接受、在實踐中被接納。 世界不是在對抗中國的存在，而是在重新定義「中國」能代表什麼、不能代表什麼。「一中原則」不再是世界對台灣外交關係的終點，而是新的戰略對話起點。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