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我對這裡的人們懷有深摯的愛與痛，所以貼近大地、艱難前行
杜斌：攝影記者、紀錄片製片人、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曾受聘於《紐約時報》北京分社。著書和拍攝紀錄片揭露馬三家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及上訪者施加酷刑、六四真相、國共內戰長春圍城等敏感議題，多次被警方抓捕、關押。維權人士胡佳形容杜斌如「戰地記者」，總是活躍在「中國最危險的人權前線」。
杜斌，一九七二年生於山東郯城縣。在其童年時，是個淘氣包，不愛去學校讀書，整天在外面晃蕩。父親在外地工作。母親不識字，教育上無能為力，唯一的辦法就是體罰。他常常不回家，睡在野地裡。饑餓是童年唯一的感覺，他覺得自己很可憐。受傷的人、植物或動物，對他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吸引力。
一九九三年當兵，在部隊宣傳科寫新聞報導，還有一台手動相機攝影。一九九五年，退役後在工廠宣傳科工作，每天下班後研究各大報紙上的攝影圖片。他將自己拍工廠的照片，一張洗三十份，向各大報刊投稿，漸漸發表了一些作品，小有名氣。一九九九年三月，他拍攝的一組圖片故事在國內報刊發表後，故事主人公家中收到來自全國各地許多讀者的捐款，這筆錢幫助這個貧困家庭中三個學習優異的孩子安心讀書。杜斌很開心，他想：「我應該去做一名新聞記者，這樣可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有一次，杜斌看到新改版的、當時中國很少見的彩印的《北京青年報》，就把自己的照片寄過去。不久，《北京青年報》來信請他做專職攝影記者。杜斌開始了北漂生涯，先後供職於北京多家媒體。二○○一年五月，他的照片在美國《時代》周刊發表，這是關於山東省一個盛產蘋果的地方的民選村官不能為民當家作主的故事。當另一家美國媒體欲使用他的照片時，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祕密警察找到他，威脅說：「要想在北京混下去，必須和我們合作！」
二○○四年，杜斌成為《紐約時報》北京分社攝影記者。二○○七年，《紐約時報》獲得普利茲獎的八篇報導中，有七篇的照片都由杜斌拍攝，獲獎者向他致謝，肯定這些照片的重要性。同年，杜斌在海外出版專著《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再次找他，把他帶到看守所旁的一棟兩層小樓的二樓訊問，問他都為《紐約時報》幹了些什麼？在二樓可以看見看守所崗樓上的武警端著槍來回走動。他們恐嚇說：「你想不想去裡面？」
二○一○年，杜斌的照片《寫出冤情》刊登在《南華早報》，獲得第十四屆亞洲人權新聞獎之「攝影特寫獎」。同年，他在海外出版《北京的鬼》（透過一個個無名小卒的非正常死亡，來記錄人類生存的星球上一個超級強權的狡詐、殘暴和衣衫襤褸的正義。在末世絕望的暗夜裡，飄蕩著悲淒的回聲）和《上海骷髏地》（以照片、文字記錄因上海世博會強遷而導致居民流離失所、無家可居的血淚故事）。同年夏，他回老家的醫院照料患病的父親。老家國家安全局一名處長和一名科長到醫院找他。這名處長稱：你是老家的「名人」，「是跟你想交個朋友」。該處長還說：「你寫的那本《北京的鬼》，讓政府很害怕！」
二○一一年二月，杜斌與《紐約時報》記者一起去探訪正被軟禁在家的盲人律師陳光誠，遭到看守人員攻擊。杜斌的家鄉與陳光誠的家鄉相隔不遠。杜斌拍攝的照片發表後，他老家的國家安全局局長到他家裡找他父親。他父親告訴在北京的杜斌：這名局長亮出工作證件說：「你的孩子為何要帶《紐約時報》記者來老家採訪？你能不能勸勸他不要再寫讓政府害怕的書？」
二○一一年四月，杜斌的新書《毛主席的煉獄》（以大量文字和圖片揭露大饑荒真相，被譽為毛的「三面紅旗」的死刑證詞和屍檢報告）及《牙刷》（講述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用「牙刷」折磨遭關押的女性法輪功學員）在香港及台灣出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找到他，詢問他為何寫這些書。他言簡意賅地回答說：「我只對寂寂無名的小人物的生生死死感興趣。」
同年，中國外交部拒絕簽發杜斌為《紐約時報》工作的許可證，此後杜斌仍與《紐約時報》保持密切關係，常常為其提供圖片。他也為多家國際媒體供稿。
二○一三年，杜斌在海外出版《天安門屠殺》一書。他花了八年時間搜集資料完成這本五百多頁的書。日後，審訊他的國保警察感歎說，這本書實在太厚，怎麼也讀不完。杜斌用拼貼式的方式，節錄、串連各方蒐集而來的親歷者文章，描繪出整個大事件的樣貌。這是第一本由身處中國本土的人士編著的揭露六四屠殺真相的書籍。
二○一二年十二月，美國俄勒岡州居民朱麗葉‧凱斯（Julie Keith）從連鎖店購買萬聖裝飾品，回家拆裝時發現其中隱藏了一張對折了八次的信紙。這封註明發自中國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的信中說：「如果你偶然購買了這個產品，請幫忙將此信轉給世界人權組織，這裡處在中共政府迫害下的數千人將永遠感謝和記住您。」信中揭露該勞教所殘酷折磨關押人員的真相，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這封信的作者是法輪功修煉者及受刑者孫毅 ，孫毅獲釋後找到杜斌說出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二○一三年四月，中國雜誌《Lens視覺》刊登由記者袁凌 和實習生徐宵桐撰寫的長篇圖文報導<走出「馬三家」>，首次在中國境內披露馬家三勞教所內幕。該報導引起輿論震動。學者艾曉明撰寫<陰道在咆哮>一文，稱「看完有關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長篇報導，我相信，每一個人性尚存的中國人都聽到了來自陰道的咆哮」，秘藏在受害者陰道裡的信稿及日記「把勞教制度的暴虐和受害女性的痛苦無告，赤裸裸地展示出來」，這讓她想到卡廷森林慘案及奧斯維辛屠殺。
《Lens視覺》雜誌在進行採訪的同時（該雜誌後來被停刊），杜斌正在拍攝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故事》。杜斌採訪了若干受害者後，憤怒地表示：「我現在正在歡迎遼寧國保，跨省抓捕。他們說馬三家的紀錄片都是虛假和捏造的。我要告訴遼寧的國保，我採訪了三十多位受害者，她們都是活著的證據。」中國傳統講求集體主義，杜斌看重的卻是每一個受傷的個人。一位曾與杜斌一起合作拍攝的同伴回憶，有一次，對著攝像機說話的女人一邊哭一邊講述：由於其丈夫被勞教、監控，這麼多年她受牽連，時時生活在恐懼中，她不得不與丈夫辦離婚手續以求得安寧……此刻，一條白亮亮的線，從杜斌臉上垂下來，他和那女人一起流淚呢。因為他手持攝像機挪不開手，顧不上擦，流淚、鼻涕竟然垂流下幾寸長……
二○一三年五月一日，杜斌拍攝的九十九分鐘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在香港公映，透過十二位勞教所親歷者回憶，講述她們曾遭受的酷刑，包括電擊、懸空掛、綁死人床、牙刷捅陰道等。此前，杜斌接受媒體專訪時坦承，他是冒著風險及壓力做此報導的。他投入的初衷，只是要證明「我們是人，不是牲口」、「僅僅是因為我是一個人，做一個人能夠做、應該做的事情」。他的朋友曾經多次勸告「不要碰法輪功 ，因為誰碰誰死」。杜斌則告訴朋友：「我不管他們是甚麼信仰，但他們首先是個人！如果我們能忍受這些事情的話，那你就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女人生的人！」
紀錄片首映一個月後，六月一日下午兩點，兩名身穿制服的右安門派出所警察與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豐台支隊的六名秘密警察，將剛拉開房門準備外出的杜斌控制住。杜斌被告知，他涉嫌四項罪名：「散佈謠言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尋釁滋事」、「印刷非法出版物」、「擾亂社會公共秩序」。他的住處被國保封鎖，書籍和電腦被扣押。警察搜走他的關於上訪者及「六四」的大量書籍、影像資料，一共整整四大箱。
杜斌被抓，引起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國際記者聯盟香港代表胡麗雲對此感到憤怒：「他不是維權人士，只是一個紀錄者，連他都受打壓，這事不能接受。」胡佳等維權人士對杜斌表示聲援。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的主要講述著劉華 等人亦因聲援杜斌而受到當局的打擊報復。
在杜斌被送進看守所時，豐台國保支隊副隊長柴岳說：「進去後，會讓你嘗嘗牙刷的滋味！」他指的是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牙刷刷陰道」。杜斌後來說：「我很內疚沒有陰道給他們享受，因為我是男人。柴副隊長的言外之意，可能只有將就著用牙刷來享受我的肛門了。」
七月五日，杜斌在北京市豐台區看守所「反省」第三十五天。北京市國內安全保衛大隊豐台支隊王姓隊長找他「聊天」。他說：「之所以把你弄到這兒來，是因為有一位中央領導想知道，你作為一個根正苗紅的孩子，怎麼就變成了一個專門挖政府傷疤的人。」杜斌回答：「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女警察以電警棍擊打被勞教女人的乳房、生殖器官，插進陰道里電擊，還往陰道里灌辣椒粉等方式進行野蠻的虐待行為，只要是一個人，都是不能忍受的。因為我是人，是女人生的人，我不能忍受這種暴行，所以我行動了，這就是我為什麼拍紀錄片的原因。」審訊者還問他：「天安門這叫屠殺，一九三七年在南京那叫啥？」杜斌回答：「在天安門，死一個人都算屠殺。」
二○一三年七月八日，杜斌被豐台國保支隊辦理為期一年的取保候審。王姓隊長說：「你做的事，要是放在過去，你活不過七天。」他的意思，似乎要讓杜斌「感謝黨和政府的不殺之恩」。杜斌回答說：「沒錯。要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保證會被弄死的。」獲釋後，杜斌向王姓隊長索要法律文書（傳喚書、刑拘通知書、取保候審決定書、物品扣押清單），王姓隊長說：「不能給你，怕你發到網上。」
二○一四年七月八日，為期一年的取保候審結束，杜斌是一個自由人了。但豐台國保支隊依舊拒絕給他任何法律文書，甚至拒絕歸還被扣押的物品，警方的理由是：「你仍被立案偵查中！」杜斌沒有旅行證件，不能離開北京。他父親患癌症過世，他未能回家見上最後一面。同年，他在海外出版《陰道昏迷：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倖存者證詞》和《馬三家咆哮》兩本書。
二○一五年，杜斌榮獲獨立中文筆會第十屆「林昭紀念獎」。三月二十一日，杜斌赴台灣領獎，在演講中說：「我，作為一個苟延殘喘的無名鼠輩，一個卑賤如草芥的男人，不過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事而已，與林昭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將以聖女林昭之名設立的『林昭紀念獎』頒給我。這令我驕傲，也令我羞愧。驕傲的是，我與林昭一樣懷有對這個國家深摯的愛與痛。羞愧的是，林昭離世已四十七年了，我們面對這個政權依舊如林昭一樣像面對一堵牆無望地咆哮。我們紀念林昭，就是繼續她的未竟之路，俯身緊貼地球，艱難前行。」
杜斌發現，在這個國家做報道人權議題的記者，比戰地記者還要危險。他在接受台灣中央社專訪時說：「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男人，沒待過監獄，就不算是完整的男人。」這種光榮感的前提，當然不是因作奸犯科坐牢，而是因為做了正義之事卻為當道不容。
二○一七年，杜斌在香港和台灣出版《冤鬼：地球中心帝國的上訪者》和《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兩本書。在《長春餓殍戰》中，杜斌寫道：「一九四八年長春圍困的事件，竟然要比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的事情還要嚴重，不只是餓死人的人數，而且，竟是中國人餓死中國人。」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杜斌被警務站的警察傳喚。警察讓他刪掉推特用戶名「杜斌：向北京國保討債」，以及備註裡的副標題「一個被中共高層稱為專門挖政府瘡疤的人」。
過了兩天，警察又來找杜斌，說還有一些內容要刪除。杜斌說，「我那裡面又不轉敏感的東西，自己又不發敏感的東西，就轉一些生活、讀書、愛情方面的東西。不過他們還是找到了，就打電話給國保，他們可能已經在檢視我推特上的帖子。」國保說七月九日那天的帖子有問題，他轉發了高瑜關於許章潤教授被放回家的帖子。
在警務站，警察用VPN打開杜斌的手機推特帳戶，一條一條地刪。杜斌說，要不以後就不再用推特了？這個事情就這樣罷了。
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杜斌正在用電腦整理朋友在台灣複製的檔案史料，大興國保警察將他帶走並抄家。國保警察詳細詢問他在二○一三年取保之後在海外出版的四本書——怎麼給媒體的？怎麼給出版社的？一共印多少本？賺了多少錢？
杜斌說，「馬三家的兩本書和攝影集一分錢都沒掙。人家說都賠錢了，一共就印了五百本，等於我也沒獲利。長春的這本書印了六百本，可能賣了四五百本，大概就是給了我五千港幣。」
警察又問他，寫這些東西有沒有捏造的？
杜斌說，完全沒有，全都是有事實依據，互相印證以後確定是真的才寫出來。「我的書裡每個字都是真實的。」
進了看守所之後，杜斌又被五次提審。審訊過程中，警察將他的銀行卡的流水從二○○一年一直列印出來，整整一撂，蓋著銀行的印章。他們想調查杜斌的資金流動情況，有沒有境外組織或個人給他錢讓他寫書。極有諷刺意味的是，警方表示對銀行帳戶裡有三筆錢他們不了解，其中有一個是通過支付寶轉入的收入。他們說，「我們注意到已經一年多了，每天都有增加五元八毛八元，說這個是什麼情況？」原來，這是支付寶公司裡的餘額寶，是為了刺激消費，買東西花一點錢就給消費者增加五元八毛八。
警察對杜斌說：「你是獨立中文筆會的會員？劉曉波你知道嗎？你能跟他比嗎？你不能跟他比，你寫這些東西幹嘛，你就是一個跳梁小醜。狼狽不堪！」警察還說：「你都那麼大年齡了也不結婚，也沒有車，也沒有房，也不成家，你不就是狼狽不堪嘛。」
杜斌說：「我確實是這個樣子。」
警察就說：「你是一個生活上的失敗者！」
杜斌心想，這是自己必須付出的代價，失去《紐約時報》的工作後，他的經濟不寬裕，加上警察幾度到岳父家和自己父親家騷擾，這些逆境和打壓讓他之前的一段七年的婚姻結束了。
當局為什麼針對杜斌寫書羅織罪名，想把他送入監獄？杜斌分析說：「我個人覺得，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我寫的都是寂寂無名的小人物，通過個體的遭遇，可能看到整個國家的狀況。他們覺得很不舒服。他們就要看一看，這些年來我通過寫書又掙不到錢，為什麼有這麼多熱情來做這件事？」
杜斌的回答是：「這些受傷害、被凌辱、被侮辱的女人，她們的經歷讓我想起我的童年經歷，我覺得她們的經歷就像是我的經歷一樣，所以我願意冒著風險去寫這些東西。這就是根源。這個跟意識形態是沒有任何關係的，這只跟人性有關係。當然，作為意識形態的掌控者，你們是不相信的。但這就是我能說出來的、最基本的東西。」
與上一次被抓一樣，杜斌被刑事拘留三十七天後獲釋。跟上次不一樣的是，他得到一份取保候審義務告知書、一份取保候審決定書，以及一份看守所的釋放證明書。杜斌說：「有一點我還是很高興的。通過這種方式，多少也能證明我的清白，證明我沒有捏造事實。我一直堅持，用非常嚴肅的、類似於學術研究的認真態度，來對待採訪材料和史料。」
從二○○○年開始拍攝《上訪者》開始，到二○二○年十二月再一次被刑事拘留，杜斌用生命中最寶貴的、最燦爛的青春，即從二十八歲到四十八歲之間的二十年，寫了這些書、拍了這些照片和紀錄片。這些工作卻搭建成一道通往監獄的橋樑，這不是杜斌的不幸，而是中國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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