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由四個政黨組成的日本跨黨派議員團抵達北京。成員包括日本中道改革聯合的廣報委員長伊佐進一、自民黨籍前厚生勞動副大臣橋本岳、立憲民主黨的小西洋之，主要行程是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會談。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做出「存立危機事態」答詢、日中關係急凍以來，這是日本國會議員團首度與中共接觸。伊佐行前在社群平台說明，日中關係正處於一九七二年建交以來最差的狀態，各層級的溝通管道幾乎全部中斷，因此由日方主動提議訪中交換意見，中方隨後同意。
在日本政界的解讀裡，這是在關係最壞的時刻重建溝通管道、避免偶發衝突的一次嘗試。但是若看北京如何選擇對話對象、如何安排議程，另一層意涵就顯而易見：中國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套由跨黨派國會議員、地方自治體首長與特定產業社團所構成的長期網絡，藉此改變日本內部對華政策辯論的結構。對日本而言，若把這類接觸單純看作修復關係的破冰，很容易落入北京設定的語境，打開中國實行統戰手段的側門。
一、 從單一派閥到跨黨派網絡 政治代理的重組
跨黨派的議會交流，在威權國家的對外操作裡往往承擔超出一般外交的功能。回顧1970年代日中邦交正常化以來的脈絡，從田中角榮一系到二階俊博，自民黨內的親中人脈長期扮演雙邊關係的潤滑劑與備用管道。但是隨著美中競爭升溫，日本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把中國界定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由單一派閥壟斷的溝通渠道已經明顯萎縮。
因此，北京的做法不是放棄政治遊說，而是把對話平台從「單一派閥」擴大為「跨黨派網絡」。兩次訪團的對照很清楚。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二階俊博以日中友好議員連盟會長身分率團訪京，成員涵蓋自民黨、公明黨、立憲民主黨、日本維新會、共產黨與社民黨，是議連睽違五年的訪中；中方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外交部長王毅與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分別會見，規格甚高。到了二〇二六年八月，訪團縮到四人，議連的招牌不再，牽線的仍是中聯部，這正是中共處理政黨外交的專責機構。從派閥領袖領軍到跨黨派中生代議員自行成團，管道的形式改變，經營對象的邏輯沒有變。
這套模式與中共對台工作的模式相仿。北京早期依賴單一政黨作為窗口，一旦該黨失去執政地位或島內政治版圖改變，便轉而經營小黨、跨黨派民代、無黨籍地方人士乃至退役將領，以多軌接觸分散風險，並在立法機關內部形成阻擋法案，以及牽制政策的力量。對象換成日本，目標則是削弱日本國會在安保法制、防衛預算與台海政策上的跨黨派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接觸的時機。二〇二四年的訪團啟程前一天，解放軍Y-9情報蒐集機在長崎男女群島外海侵犯日本領空，是首次確認的中國軍機領空侵犯；二階當面表達遺憾，趙樂際的回覆是「中國無意侵犯他國領空」。二〇二六年的背景則是渡航自肅、水產再度停運與海警船在釣魚臺周邊的常態化巡航。
北京的壓力持續加碼，接待的姿態卻始終溫和，營造出「兩國人民都要和平、摩擦只是個別誤判」的氛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公開肯定訪團「為日中關係回到正確軌道而努力」。日本國會一旦接受這種氛圍，要凝聚回應灰色地帶的決心就更加困難。
二、 以地方包圍中央的複製 沖繩成為地緣斷層
地方自治體向來是威權影響力向下滲透的縫隙。中共對台工作長期奉行「由下而上、以地方包圍中央」的邏輯，透過村里長交流、宮廟網絡、對特定農業縣市的農漁產品採購，以及金門、馬祖與廈門之間「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一體化示範，繞過中央政府的法規管轄，在次國家（Subnational）層級建立實質的依附關係。
同樣的邏輯，正在日本西南諸島重演。沖繩因為歷史糾葛、美軍基地負擔，以及長期的地方與中央矛盾，成為北京鎖定的地緣斷層。近年中國官方與學界明顯加大對「琉球地位未定」的學術包裝與輿論操作，例如：大連海事大學設立琉球研究中心並舉辦專題研討，意在把學術論述轉為地緣法理的工具。
更細緻的滲透發生在治理層面。中國駐日使領館在沖繩等地頻繁舉辦「一日領事館」與各類文化交流，深入社區強化僑界與在地親中團體的動員能力。北京也順勢配合沖繩知事玉城丹尼倡議的「地域外交」（Regional Diplomacy），鼓勵沖繩與福建等沿海省分直接對接，甚至把沖繩反美軍基地的聲音帶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場域。
以此觀之，北京的戰略意圖並不在於爭奪島嶼的管轄權，而是將地方治理與反基地情緒重組為對抗東京防衛部署的「反治理性」，從下層結構鬆動上層。目的是為製造日本防衛意志與地方民意之間的斷裂，讓美軍與自衛隊在沖繩的運作面臨「社會性癱瘓」，最終目標是實質性的「中立化」（neutralize）日本的西南防衛。
三、 水產禁令與以商逼政 武器化相互依賴的操作
不對稱的經濟依存，向來是威權國家執行強制外交的物質基礎。中國處理福島第一核電廠經 ALPS 處理水排放的方式，便是這套模式的經典案例。二〇二三年八月，北京以食品安全為名對全日本水產品全面禁運，當年對華水產出口額暴跌九成以上，扇貝、海參等高度仰賴中國加工與消費市場的沿海產業首當其衝，光是北海道就有數百億日圓的扇貝失去出海口。
這種「以經逼政、以民逼官」的手法，與對台灣鳳梨、釋迦、石斑魚的禁令與復運如出一轍。在台灣，北京常在選前對特定農漁產品下手，隨後由特定在野政治人物率團赴京陳情，再由國台辦定向解禁。它在對象國內部建立一組扭曲的誘因，中央政府堅持原則被說成損害生計，向北京折衝的掮客反而成為為民請命的代表。
在後續的數年，日本正是陷入中國書寫的劇本。二〇二四年八月二階訪團向北京提出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解除水產禁令，王毅當時只回應處理水協商「正在進行良好的討論」，並暗示沒有進展就沒有前景。二〇二五年五月雙方完成第四輪技術磋商，六月底中國海關總署公告有條件恢復福島等十都縣以外的進口；十一月五日，北海道六噸冷凍扇貝時隔兩年三個月首度出貨，當時取得登錄的業者只有三家。
然而，十一月七日高市早苗答詢台海情勢後，十九日中方即以「放射線檢測資料不足」為由停止受理設施再登錄，實質上再度停運，剛裝船的貨物卡在海關。這一次北京連隱性掛鉤都省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直接把停運與高市涉台發言並列，並警告若不撤回將採取更嚴厲的對抗措施。
解禁與再凍結之間只相隔兩週，受害的是地方的北海道與宮城的漁民與加工業者。透過打擊地方經濟中最脆弱的部門，北京在日本產業界與安保官僚之間製造利益對立，也讓地方接受這套扭曲日本中央的話語，這種經濟脅迫的模式與台灣發生的事態如出一轍。
四、 和平對話的包裝 去安全化的認知陷阱
中國的地緣戰略依賴話語實踐與身分建構。北京慣用的手法之一，是把修正現狀的行為包裝為「維護區域共同體」，同時把防衛方的避險說成「製造陣營對抗」。透過建構關係平衡的過程，跨黨派交流被賦予「和平」的身分。北京透過官媒、外圍智庫與在日的協力網絡，在日本社會推送兩套互為表裡的說法：
-
「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是引火上身：宣稱日本一旦介入台海衝突，本土（特別是沖繩）將淪為大國競爭的戰場與犧牲品。
-
「亞洲世紀」與中日友好才是出路：強調兩千年的歷史文化淵源，唯有減少對美依附、恢復對華經貿往來，日本才能走出經濟停滯。
這是典型的「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操作。北京要讓日本公眾與部分政治菁英相信，緊張的來源不是解放軍在東海的軍事擴張，而是日本政府「不必要的安全化」與美日同盟的「過度刺激」。一旦這套敘事被接受，日本在修訂安保法制、部署反擊能力，以及與美台深化情報合作上的正當性，就會在道德與法理層面被逐步侵蝕。
同樣的認知裂解，在台灣已經造成長期內耗。中共在台操作「和平或戰爭」的二選一，把自我防衛的建軍說成挑釁引戰，使台灣社會面對實質軍事壓力時難以形成共同的防衛意志。如今這套模式已在日本被運用，北京操作的是戰後和平憲法所積累的心理與厭戰情緒，目標則是的則是日本整體的防衛韌性。
因此，台日之間更應形成一套共享經驗的民主防衛網絡。台灣長期面對統戰、滲透、經濟脅迫與認知作戰，累積了辨識威權操作模式的實務經驗；日本則在地方自治、法治制度、產業治理與同盟協調上，具備可與台灣互補的制度能力。
雙方可以共享中國如何透過跨黨派交流、地方外交、產業施壓與和平敘事，將分散事件包裝成正常互動，進而削弱民主社會的安全共識。這種模式不應停留在危機時刻的情資交換，而應擴展為常態化的政策對話、地方政府交流、產業風險通報、媒體識讀合作與公民社會連結。
對日本而言，台灣的經驗提供的是一面鏡子，能幫助其更早辨識同樣手法在日本社會中的變形手法；對台灣而言，日本的制度與國際連結也能協助把反滲透與反脅迫經驗提升為區域民主韌性的共同資產。唯有如此，台日才能在維持對話的同時，不讓對話被北京轉化為削弱防衛意志的入口，並把各自遭遇的壓力轉化為共同抵抗威權操作的知識與能力。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台灣安全發展協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