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Chris Patten）英國末代港督，歐盟前外務委員，牛津大學校長
2003年12月，大約在伊拉克戰爭爆發9個月後，時任美國總統的布希被問及其政府的政策是否符合國際法？他開玩笑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國際法。我最好還是諮詢我的律師」，布希災難性的軍事冒險主義清楚地說明了國際規範和機構的重要性，以及無視它們的後果。不幸的是，我們似乎再次忘記了這個教訓。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聯合國一直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基石，許多國際協定涉及化學武器、生物戰和地區穩定等問題，但被賦予維護全球和平與穩定的首要職責的是聯合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得到世界自由民主國家的支持，以及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政府堅定不移的承諾，這是至關重要的。
平心而論，美國長期以來對國際秩序的某些方面一直模棱兩可，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院就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一直遵守全球規則手冊，儘管它在二戰後獲得的政治和經濟大權，使它完全可以單方面為所欲為。
但這一切都隨著布希政府不顧國際社會強烈反對、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批准，便決定入侵伊拉克而改變。美國嚴重損害自己的信譽，破壞基於規則的全球體系，為許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提供一個合理的理由，不去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甚至印度也對烏克蘭保持中立立場，利用美國為首的經濟制裁，大買便宜的俄羅斯石油，儘管克里姆林宮與中國的關係不斷加深，中國是印度主要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
當自由民主國家試圖藉由談判達成國際協定，以應對21世紀巨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挑戰，特別是氣候變遷和大規模移民時，必須面對伊拉克戰爭遺留下來的不信任和分裂，如果沒有國際協定和全球南方低收入國家的合作，就不可能因應未來的移民壓力。
例如預計2050年，非洲人口將增加一倍。為了避免政治動盪、戰爭與氣候變遷加劇所帶的經濟苦難匯集，衝擊非洲最脆弱地區的數億人，歐洲的自由民主國家必須採用創新的治國方略、安全干預和大量發展援助。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西歐國家可能面臨大規模的移民潮，勢必造成重大社會挑戰，進一步助長民粹主義政治的興起。
然而，目前看來，歐洲處理非法移民的主要策略，是希望以可能葬身地中海或英吉利海峽的恐怖景象來阻止尋求庇護者。但正如英國最近的經驗所表明的，這些措施雖然受到右翼小報的歡迎，但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歐洲國家竭盡全力應對人口老化和勞動人口減少，顯然愈來愈需要考慮長期需求，來制定明智的移民政策。
一方面要便利必要的移民，另一方面要限制非法入境人數，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將是歐洲未來幾十年的挑戰。這個問題已經主導了政治辯論，有推翻政府的力量（就像最近荷蘭的選舉結果），也助長右翼極端分子的崛起。但鑑於歐洲的人口挑戰，要維持基本公共服務和經濟成長就需要接受移民，而且人數要比法國的勒龐（Marine Le Pen）和英國的法拉奇（Nigel Farage）等人所想要的還多。
氣候變遷構成的生存威脅，凸顯發達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信任差距迫切需要弭合，特別是國際社會必須就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成一致，並確保受到暖化影響最大的國家（ 即造成暖化責任最小的低收入國家），不會承受不合比例的負擔。
如果美國仍具有跨黨派領導力，世界對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能夠制定政策和協議，來應對這些關鍵挑戰的信心將大幅提高，但在華府的共和黨人正在破壞選舉政治基礎的時候，這似乎不太可能。
美國目前的政治分歧都源於伊拉克戰爭， 小羅斯福、杜魯門和艾森豪等總統證明，即使面對巨大的逆境，有效的領導也可以使世界變得更安全、更美好，而布希總統則證明，反之而行結果恰好相反。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Crisis of American Leadership》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