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政府應該知道，無論是否存在來自中國的競爭，製造業都已不再是創造就業的行業。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羅德瑞克（Dani Rodrik）
中國在製造業領域持續搶佔全球市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也日益被其他國家視為一個以犧牲世界其他地區利益來實現經濟成長的國家。批評者抱怨，中國的產業政策乃至整體成長模式都屬於「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直譯為「讓你的鄰國淪為乞丐」）類型。
「以鄰為壑」這個術語有著一段有趣的歷史。它源自一種古老的英國兒童紙牌遊戲，根據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1861年小說《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的描述，目標是把整副牌都贏到手裡。這個術語第一次出現在經濟學領域，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描述重商主義思想時提到的。亞當史密寫道，重商主義者灌輸各國一個錯誤的觀念：本國的利益就在於使所有鄰國都淪為貧困。
不過，真正讓這個術語普及化的人，是劍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她與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同時代人，她在20世紀30年代撰寫的一篇論文中提到這個概念。羅賓遜寫作時，正值總需求崩潰導致普遍失業，也就是我們後來所稱的凱因斯式失業。當時許多政府出臺了徵收進口關稅或貶值本國貨幣等重商主義政策，希望借此改善本國的貿易平衡。其目標是透過將需求從外國商品和服務轉向國內商品和服務，從而增加國內就業。
正如羅賓遜指出，從全球視角看來，這些政策都是零和遊戲。一個國家只有在其他國家的貿易收支總額發生同等幅度變化時，才能增加其貿易順差或減少貿易逆差。重商主義只能以犧牲其他國家就業為代價，來提升一個國家的就業。羅賓遜將這些政策稱為「讓我的鄰國淪為乞丐」（beggar-my-neighbor）。這個術語後來演變為「讓你的鄰國淪為乞丐」（beggar-thy-neighbor），於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使用，最終取代了原本的詞彙。
乍看之下，羅賓遜的描述似乎可以套用在中國的政策上，因為中國的出口順差，意味著其他國家必須出現貿易逆差。然而，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已不再身處一個總需求不足的世界。美國和德國的失業率分別為4.2%和6.3%，而在大蕭條最嚴重時，這兩個數據曾分別高達25%和30%。在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提高總需求和促進就業都已經不是政策優先事項。
當經濟運轉接近全能運轉時，貿易赤字不一定值得憂慮。畢竟這些逆差，代表著購買力從順差國（中國）轉移到逆差國，而這可能帶來更高的消費，或者引來人們渴望的投資。按此邏輯，我們不妨將中國的貿易順差稱之為「讓你的鄰國變得富有」（enrich-thy-neighbor）。
那麼，為何中國的順差成為問題？首先，宏觀經濟失衡可能引發金融動盪，並增加危機風險；其次，鑒於中國的貿易順差，在許多製造業領域導致「產能過剩」和「過度生產」，這
可能會加劇逆差國的產業衰退；第三，這可能加劇逆差國的收入分配和社會問題。
這些擔憂常常其來有自，但並不意味中國的經濟收益，是以犧牲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受影響的國家必須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而不是要求中國做出重大調整。
各國政府擔心巨額貿易逆差帶來宏觀經濟和金融後果，手中其實擁有豐富的政策選項。它們可以控制財政赤字、收緊審慎監管、對資本流入徵稅，以及讓本國貨幣貶值。當逆差國抱怨其政策選擇受限時，往往是因為它們試圖好處全拿。例如，美國政府就拒絕採取任何可能降低美國資產吸引力的措施。因此，它一方面享受著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紅利，另一方面又大肆抱怨貿易逆差，而這種逆差至少有部分是因為金融中心地位導致的結果。
赤字國在製造業方面也不乏選項，但它們必須得清楚自己的目標。關於產能過剩的抱怨，往往是站不住腳的。無論廉價的中國商品是源於真正的生產率提升或政府補貼，它們帶給消費者的好處都是真實的，而且就目前情況而言，主要還是生產率提升的成果。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打算（或曾經）在受關注的製造業領域行使壟斷權力，因此掠奪性定價也不是問題。受影響行業的就業崗位流失，可能會帶來社會成本，但各國政府應該知道，無論是否存在來自中國的競爭，製造業都已不再是創造就業的行業。
必須與進口商品競爭的企業的負面影響，也是真實存在的。不過，已開發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只有在一個情況下，才應該關注中國在製造業的競爭，就是本國製造企業能為經濟中的其他企業和行業帶來技術和學習的溢出效應。這個論點或許能在某些細項領域成立，但絕非放之四海皆准。當這個論點確實具有說服力時，就必須制定有針對性的國內政策，直接解決這些細項領域中的市場失靈和外部性問題。換句話說，擔心中國對本國製造業產生影響的國家，也應當推行自己版本的中國式產業政策。
我們不應在關於「以鄰為壑」政策的種種討論中，忽視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在這個領域的產業政策已產生了巨大的「讓你的鄰國變得富有」效應。中國為促進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和電池投資而提供的補貼、公共風險投資基金及其他政策，已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引發一場真正的革命。替代能源成本的急劇下降，是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鬥爭中收到的最好消息。中國在追求自身技術和商業優勢時，也為全球提供一項重要公共產品。
當中國的批評者認為，該國的整體宏觀經濟態勢會對自身經濟造成傷害，也就是「讓自己淪為乞丐」時，他們的論點或許更有道理。中國這種嚴重依賴製造業出口並壓制國內消費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雖然帶來高經濟成長率，但很可能需要重新設計。但儘管如此，這個國家在過去50年創造史上最令人矚目經濟表現，外界在批評它的政策制定時，還是應該審慎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