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學術界最關注事情莫過於劍橋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黑人教授Jason Arday的事件。
Jason Arday，專注於種族、教育不平等與神經多樣性研究。他聲稱自幼被診斷為自閉症與發育遲緩，11歲才開始說話，18歲才學會讀寫。憑借這段勵志經歷，他迅速崛起，先後在格拉斯哥大學等地任教，2023年成為劍橋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黑人教授，引發廣泛關注。
2026年7月起，媒體與學者指控其2015年博士論文存在大量抄襲（超過100處與他人論文高度相似），並質疑其學術履歷、慈善募款（號稱籌集超500萬英鎊）、超長距離跑步（如35天跑完30場馬拉松）及童年非語言經歷等多處不實陳述。部分指控遭質疑為種族動機，但其母校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審查後維持學位，劍橋大學則啟動調查。8月5日，Arday宣布辭職，稱無法承受持續公開審視與人身攻擊。9天後（8月14日），他在倫敦家中被發現死亡，終年41歲。家屬稱其遭受“持續虐待運動”。
Jason Arday之死，無疑是一個悲劇。然而，許多評論認為，我們需要反思的不是他個人，而是當代學術體制官僚化的DEI實踐——當“包容”變成一種績效考核與公關策略時，它非但未能保護最脆弱的個體，反而可能將他們推向更深重的消耗與困境。
為此，本期書訊圍繞這個話題推薦一些閱讀。
首先是幾篇閱讀文章：
1 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Jukka Savolainen 與 美國北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社會學副教授Kevin McCaffree 聯合發表的《The Statistics Behind the Jason Arday Scandal》（Compact，8月6日）
文章提供的核心統計數據：
該數據來自於作者（Jukka Savolainen 與 Kevin McCaffree）進行的一項研究，調查了 2019 年至 2024 年間被美國前 50 名社會學系錄用為終身軌助理教授（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s）的所有候選人。
1. 發表文章中位數對比
白人男性：入職前 50 名社會學系的中位發表量為 8 篇同行評審論文。非裔女性：入職前 50 名社會學系的中位發表量為 2 篇同行評審論文。
2. 頂刊發表率對比（ASR / AJS） 在社會學界，《美國社會學評論》（ASR）和《美國社會學雜志》（AJS）被視為該領域的頂級期刊。
白人男性：40% 在 ASR 或 AJS 上發表過論文；近 1/3（約 33%） 是頂級期刊論文的第一作者。非裔女性：僅有 不到 4%（28 人中僅 1 人） 在 ASR 或 AJS 上發表過論文；0% 是頂級期刊論文的第一作者。
3. 頂刊/身份與職位 Prestige 的相關性
在多變量回歸分析中，“非裔身份”對獲取精英教職的預測權重，超越了“是否在 ASR/AJS 上發表過論文”。50% 的非裔女性被前 20 名的社會學系錄用；相比之下，發表紀錄更強的白人男性被前 20 名錄用的比例為 40%。
4. 極值對比：底層的白人男性 vs 頂層的非裔女性 作者對比了入職排名最低院校（第 91-115 名）的白人男性，與入職頂尖院校（第 1-27 名，如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等）的非裔女性：
學術發表中位數：
入職最低梯隊院校（91-115 名）的白人男性：中位發表量為 8 篇。入職頂級院校（1-27 名）的非裔女性：中位發表量為 2.5 篇（其中近 1/3 的人僅有 1 篇或 0 篇論文）。
2 英國著名進化生物學家、動物學家與科普作家，《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Jason Arday: a question of academic standards——What was his obscurantism hiding?（Unherd 8月8日）
道金斯在UnHerd撰文，指出Jason Arday事件中，除抄襲與履歷造假外，其學術寫作的晦澀與低劣被嚴重忽視。道金斯提出“難度守恒定律”：真正困難的學科（如物理學）無需故作高深，而社會科學常以“物理嫉妒”式行話掩蓋空洞。他引用Arday博士論文中大量被動語態、第三人稱自稱及荒謬句子，指出論文有332處覆數名詞後錯誤加撇號（連標題都有），質疑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考官與導師是否真正審讀。道金斯認為，這種模糊文風正是學術騙子的典型手段，清晰會暴露內容匱乏。文章質疑劍橋大學在任命其為教授時是否放松標準（選舉人曾稱其為“世界最佳”），Arday已辭職，但大學仍需解釋。最後引用梅達沃名言：寫得晦澀者，要麼不會寫，要麼有陰謀。
3 《大西洋月刊》駐刊作者Tyler Austin Harper 的《The Truths That Failed Jason Arday：Systemic, ritualized dishonesty undid the Cambridge professor》。
Harper認為，Arday的悲劇並非單純個人欺詐或“種族獵巫”，而是學術體系系統性、儀式化的不誠實造成的。大學、媒體與DEI文化過度追捧“勵志身份敘事”，放松學術標準，獎勵誇張甚至虛假的逆境故事，最終將Arday推向不可持續的高度，再迅速拋棄。文章呼籲對這種“優先身份而非能力、優先故事而非證據”的制度進行真正反思，而非簡單歸咎於個人或種族因素。
4 牛津大學歷史博士生Samuel Rubinstein的文章《Suicide is a tragedy, not an argument Jason Arday’s death should not be weaponised》（Unherd，8月17日）
作者認為，劍橋大學前教授 Jason Arday 之死是一場悲劇。作者承認他的死令人痛心，但明確反對有人借此將他的自殺“武器化”，用來攻擊批評者、壓制討論，或把政治/學術分歧變成“人質危機”（hostage situation）。盡管報道過程殘酷、持續的媒體壓力可能加劇了當事人的脆弱心理，但公眾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去審視 Arday 的故事。這暴露了學術界（尤其是社會學與教育學領域）、大學審核機制、警察以及英國誹謗法等多方面的問題。作者呼籲，對自殺保持同情，但不要把它當作關閉辯論、轉移責任或道德綁架的手段。悲劇歸悲劇，事實與原則仍需獨立審視。
5 最後推薦一本書：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研究員，也是《City Journal》的特約編輯Heather Mac Donald（希瑟·麥克唐納）2018年出版的：The Diversity Delusion: How Race and Gender Pandering Corrupt the University and Undermine Ou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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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雖然出版於2018年，卻精準預言了類似Arday事件的現象：當大學把「身份故事」和「代表性」置於學術能力之上時，就容易產生標準松動、誇大履歷與造假行為。Mac Donald強調，真正的多元應來自思想與能力的差異，而非膚色與性別的配額。作者指出，美國大學對種族與性別「多元」的狂熱追求已成假象：它假設社會充滿系統性歧視，任何比例失衡都源於歧視，因而透過配額降低錄取與聘用標準，損害學術卓越。書中以數據揭露平權行動造成的「錯配」效應、隱性偏見測試缺乏科學依據，以及「校園性侵流行」統計被誇大。作者批評多元化官僚體系膨脹，壓制言論自由、培養受害者心態，並把西方經典視為壓迫工具。最終呼籲大學回歸追求客觀知識與共同人類成就的使命，而非身份政治。
轉載自《之間書評 In-Between Revi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