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編者按：六四屠殺過去37年內，每年世界各地的華人都有紀念活動，然而悼念譴責固然是主旋律，但是參與活動的個人和團體，的確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本篇文章指出了這種趨勢，但分析不夠細緻，也並不代表本刊的立場。）
2026年6月4日，是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被鎮壓37週年。自1989年之後這三十多年，每年都有紀念六四的活動和聲音。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紀念六四的主流觀點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這些紀念者的身分、立場，對六四的認知，紀念的目的，是既有共同點也有差異性的。
1989年的學生運動暨民主運動，又稱為「愛國民主運動」。有力支持八九民運和長期紀念六四的香港“支聯會”，全稱也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當時港台明星以「民主歌聲獻中華」聯袂演唱歌曲，為民運加油打氣、募款。在1989年運動進行時和鎮壓前後，「愛國」和「民主」是緊緊綁在一起的。在當時參與學運民運的學生、工人、市民們看來，正是因為愛國，才要參與民運；推動民主就是愛國，愛國就要讓中國民主。當然，八九民運還有包括「反官倒（反對官員親屬背景的人走私牟取暴利）」、「反腐敗」、「反對官員幹部任用終身制」等具體的對中共黨和政府的不滿和目的。不過「愛國民主」是最主要的旋律。
六四鎮壓發生後，一些學校掛上悼念橫幅，包括「哭我同學，哀我中華」等，香港和台灣媒體報道中也有「神州同悲」、「同胞血淚」等。這些與八九民運期間的「愛國民主運動」主題相合。而之所以陸港台許多人支持民運、譴責鎮壓，既在於追求民主的共同志向，也在於當時大多數人都認可兩岸三地為骨肉同胞，對為民主自由犧牲的同胞而真心哀傷，為中國民主夭折痛惜。
當時參與、支持八、九民運、悼念六四罹難者的各方，沒有主張香港獨立、台灣獨立、新疆獨立的聲音，也沒有仇恨中國人、漢族人的極端言論。人們的怒火都對準中共執政者，尤其直接指揮鎮壓的鄧小平和李鵬。據美國駐華使館官員武爾澤回憶，當時中國人民既阻止解放軍軍車進北京城鎮壓，也阻止了外媒拍攝到涉及軍事情報的照片。這反映中國人樸實的愛國心和正義感。當時的民運參與者和支持者，對中國人民大眾是充滿愛與同情的，對國家利益是積極維護的。八九民運的動機，正是為了實現百年來中國仁人誌士的民主夢想、讓人民不再受專制官僚的壓迫。
六四鎮壓後的許多年，香港和全球各地都有對六四的近年活動。香港的「支聯會」及其他泛民主派團體，一直高舉「愛國民主」的旗幟，延續八九民運參與者和六四犧牲者未竟的事業。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地的華人華僑，參與紀念六、四的，也常出於同胞之情、希望祖國民主化、中華民族得到自由。
但斗轉星移，經歷約30年的時代變遷，尤其陸港台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流散海外華人華僑觀念的變動，對於「六四」的記憶與看法、紀念「六四」的目的和角度，悄然發生了重大改變。
最突出的變化，是香港和台灣本土主義的崛起、與中國及「中國人」身分的切割。在2010年代，香港人和大陸人因為價值觀差異、資源競爭、利益衝突等，關係逐漸惡化，本土主義日益得勢。新一代香港人也與中國大陸的情感連結更少、更在地化，年輕人正是香港本土派的主力。有別於大中華主義立場、關心大陸人權和民生的傳統泛民主派，香港本土主義者主要強調香港人認同、主張香港人優先、對大陸人非常厭惡。這種厭惡不僅在於政治體制差別，更是帶有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色彩。一部分本土派更是主張香港獨立。
同時，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本土主義和台獨派也在台灣逐漸得勢和成為主流。台灣青年也與香港青年人類似，與大陸關係和情感淡薄，「天然獨」傾向強烈。台灣本土派不僅厭惡中共，也厭惡來自大陸的國民黨勢力，對於「反攻大陸」、「三民主義」都不感興趣甚至反感。台灣本土派也主張不顧大陸民主人權，而集中力量實現台灣獨立（或起碼實質獨立），與「中國」切割並立。民進黨執政後推行一系列「去中國化」措施，包括修改教科書等，去除中國認同而塑造台灣認同。六四也從未收復的故土同胞的事，變成「外國」的事。
香港和台灣曾經是大中華地區、名義上屬於「中國」這一政治概念的、未被中共統治而保有較多自由民主的地區。這兩個地區本來作為中國和中國人寶貴的自由地區、民主實驗田，能夠且曾經促進過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政治自由、新聞和言論自由，對中國改革開放和進一步變革有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但當港台民眾逐漸轉向本土主義、與「中國」和「中國人」身分切割，就讓其與中國大陸的特殊關係的紐帶發生斷裂、對中國大陸的特別作用也弱化甚至消亡。
同時，海外華人華僑的價值觀、與中國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相對於老一代具有家國情懷和較強烈民族責任感的華人及中國僑民，新一代華人華僑無論是長期在外國成長的、還是近期從中國「潤」出去的，民族情感和責任感都更加淡薄，更多考慮個人利益而非國家民族，對於中國自由民主也更不關心。
這其中還有許多因為遭受體製或其他中國人傷害，因而無差別仇恨所有中國人的「逆向民族主義者」和「支黑（即強烈仇恨和侮辱中國人的立場和行為者）」。他們對中國人沒有同情心和同胞情感，反而非常厭惡和仇恨。比起追求自由民主，他們更熱衷於不分中共和中國的仇視和攻擊，放大部分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嘲笑和咒罵中國人、漢族人。在中外衝突上他們不分是非道理的武器站在外方立場、逢中必反，並試圖破壞所有對中國有利的事。
這種仇恨心理和破壞傾向遠遠超過了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他們也將「愛國」和「民主」完全對立起來，主張不要愛國才有民主。 （當然中共同樣將二者對立起來，鼓吹中共式「愛國「而不要「民主」）。這與1989年時民主運動的愛國民主立場完全相反。
雖然這些人也批判中共專制、呼籲自由民主，但主要心態和目的確實是“恨國”、“恨中國人”，巴不得中國崩潰、內戰、滅亡。這些人常以「支那人」蔑視稱華人，讚美日本侵華、呼籲歐美日制裁和圍堵中國等，或他們用相對隱晦方式攻擊和解構中國。顯然已不再是希望中國自由民主，而是企圖中國毀滅。
關於他們的觀點，在社群媒體上有大量例子，大多數為匿名，但也有實名的知名人物，在他們的文章和訪談中都能清晰或隱晦的體現。例如在德國的蘇雨桐，在加拿大的盛雪、在日本的石平和王柯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沒有明顯「支黑」傾向的自由派人士也縱容與附和這些強烈反中反漢者。
陸港台及海外華人華僑認同、價值觀、立場、訴求的改變，也根本性的改變了他們對於六四的態度、看待角度、紀念目的。首先，一部分人乾脆以「與自己無關」或「不感興趣」而不關心、評論、紀念六四。而那些還有所議論和紀念六四的人，也與1989年民主運動時及之後若干年對六四紀念者的立場和目的大不相同。
對於港臺本土派、港獨台獨立場者，他們對於六四的紀念，已經基本去除了同屬大中華的同胞感情因素，而集中於談自由民主問題。而主要所談的並非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而是如何奪回香港的自由和實現民主、捍衛台灣現有的民主體制和自由生活。如近年紀念六四的港人普遍舉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樣強烈本土主義標語，甚至還有「香港獨立」旗幟。而在大談「自由民主」時，也將「反中」/「反陸」/「反中國人」等情感和訴求或明或暗的夾入其中。如台灣民進黨賴清德政府就常假借紀念六四和批評中共專制，來為其「抗中保台」戰略、「台獨」路線服務。
另外還有新疆維吾爾人、西藏藏人、內蒙古的蒙古人等中國少數族群，也有參與六四紀念。但他們與香港和台灣本土派類似，都只是利用六四作為契機和平台，宣傳其族群特定訴求，如其民族自決等，宣傳東突厥獨立和藏人獨立等，而對六四本身並不很關心和熱衷。在他們的宣傳和觀點中，漢族還若隱若現的成為一種凝視對象、惡的靶。
我尊重港台疆藏等群體的訴求和表達，也同情他們遭受的苦難和威脅，尤其同情維族被集中營關押的遭遇並強烈反對「再教育營」政策。但港台疆藏群體往往不尊重漢族的主體性和訴求，直接或間接、有意和無意的壓制了中國大陸主體族群的情感和利益、喧奪了話語權。
雖然漢族人佔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大多數，八九六四的涉及者主要也是漢族人，但由於中國大陸漢族人缺乏團結性和政治參與，港台疆藏蒙人士反而在全球各地六四紀念活動中佔據多數和主導。這也導致近年全球各地六、四紀念內容，與六四原本的主題及1989年中國民運主流觀點主張，產生了明顯的偏差。曾經的基於大中華主義的、愛國民主運動的基調，被改變為突顯港臺本土主義、港台疆藏蒙等非漢族群議題優先的情景。
這背離了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族的情感和利益。雖然八九民運時沒有明顯的漢族立場和訴求，但也沒有非漢優先和反漢族、反大陸、反中立場。香港和海外華人對八九民運的支持、對六四的紀念，也與同為漢族/華族又有密切關係。而今日紀念六四帶著非漢反漢反中色彩，顯然背離了八九民運和六四犧牲者的意願。而八九民運、中國民主進程、六四犧牲者主體都是漢族人，紀念六四卻反漢反中，也就意味著背棄中國民主進程中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顯然是壞的、民主運動被扭曲和挪用了的。
而在國際上，對於六四的紀念立場、觀點、目的也很繁雜。在1989年前後，當時正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大多數國家從官方到民眾都真誠希望走向民主，並基於此支持八九民運及參與的學生和市民。
但在六四鎮壓後，各國一方面採取過制裁動作，另一方面為了各國自身利益尤其經貿利益和戰略目的，又對中共妥協。尤其日本拒絕制裁中國，以拉攏中共政權維持毛澤東時代免除日本戰爭責任、「中日友善」的路線。而美國老布希政府也為利益很快放棄對華制裁。歐洲各國本也不堅定的製裁也隨日美的放棄而放棄。功利主義壓倒了支持民主人權的立場。
後面幾十年，西方各國一直在支持中國民主人權和維持與中國經貿合作中搖擺。雖然西方各國確有支持中國民主之意，但也有利用包括六四在內中國人權問題「拿捏」中國、打擊和削弱中國國際影響力、分化中國內部、以使中共做出更多經貿和戰略妥協、從中獲取利益的目的和行為。
在美國政府內部、西方內部，有些政治人物和勢力較真誠信仰普世價值、重視中國人權和希望中國民主化，有些則僅將之作為籌碼和工具，或出於保守反共意識形態而藉此攻擊中國而無善意。也有些外國人和勢力以上目的兼而有之，紀念六四對其既有道義堅守也有工具理性。西方不同立場和動機的勢力，對華政策也都有若干微妙的差別。
以美國為例，克林頓時期人權和商貿都較重視，並試圖以促進中國經濟和融入全球化促成中國民主；兩個布希則更務實和偏重利益，對中國人權提及不多；奧巴馬和拜登時期既真的重視人權、又將民主人權作為聯合盟友圍堵打壓中國工具。川普時代幾乎摒棄絕大多數人權議題而專注於利益。
而歐洲各國及加拿大、澳洲等國比美國更強調人權，但由於國力弱於美國，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又要在經貿上合作，所以往往調子高、實際行動少。一般來說各國左派較重視人權，右派較務實，但對華政策包括六四議題態度實質上往往相差不大。日本則對六四及中國人權問題更低調，只是以此來分化中國內部，以及以六四及中國人權為擋箭牌和籌碼，避免中國就歷史問題對日追責。
總之，無論中國內部及華人內部，或國際社會，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具體勢力，對待六四的態度、紀念六四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曾經，中外各方對待八九民運和六四，是較真誠無私、行為中國民主化、同情被鎮壓者的。但隨著中國國內和國際情勢演變，六四逐漸被工具化，各方更常用來達成自身狹隘目的。相關紀念不再純粹，離1989年參與民運的學生、工人、市民的初心漸行漸遠。
例如如今一些中國自由派、反對派厭惡“愛國主義”，甚至成為仇恨同胞的“支黑”，是當年熱情愛國的學生難以想像和接受的。雖然一些仍活著的學運領袖本身已接受這種「逆向民族主義」價值觀，但這只能說明他們對八九民運初心的背叛而非繼承。
而美歐日等國以「民主價值」結盟和圍堵中國，一方面並不積極推翻中共專制，另一方面又拿中國人權問題來打壓中國和分化中國內部，也與中國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衝突。中國應當民主化，許多中國人渴望民主自由，但這不應該以出賣、放棄、背叛國家和國民利益為代價。自由民主人權也不應是霸權主義的遮羞布、殖民主義的擋箭牌、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國家展示優越感和攫取特權的名目、在國際上黨同伐異的藉口。
從清末民初的民族民主革命、1919年「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到1989年民運和六四，百年以來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既包括民族獨立富強，又有民主人權，還有民生幸福。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正概括了這三個缺一不可的要素。當然後來因為內憂外患，這三大目標沒有實現，或曾在部分時期（如1927-1937、1945-1949）部分實現但得而復失。尤其日本侵華和中共建政，摧毀了民國好不容易逐漸實現的三民主義。
1989年的民主運動，繼承了五四運動時宣揚民主與科學、復興中華的壯志。若八九民運成功、中國民主，中國本可走上更光明的道路。可惜最終在中共扼殺下功敗垂成。但從五四到六四的理想和目標是符合道理和道德、應當繼續堅持的。
但又過了30多年，今日的中國政治反對派、參與六四紀念的中外各方，卻與先前百年的抗爭目標漸行漸遠。雖然這確有一系列現實原因，如舊的路徑反抗中共專制長期沒有成效，人們逐漸絕望；習近平強化獨裁、新冠疫情等打擊導致反對派走向激進。中共長期將愛國和愛黨愛政權捆綁和等同，濫用愛國主義，也導致人們逆反。中國日益嚴重的內部矛盾和社會撕裂，也導致親政府和反政府者都更極端化。
但無論什麼原因，背棄了國家民族、變成真的既反共更反中（甚至不反共而反中）、仇恨同胞尤其平民和弱者、甘願讚美日本右翼和洗白日本戰爭罪行、解構並貶損漢族和中國、以破壞和毀滅中國為志業，都是錯謬和惡劣的，背叛了六四烈士，也不能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從功利角度看，若放棄部分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真能換來中國民主自由，尚可計算一下得失、決定取捨，可現實是他國只想從中共和反對派、中國朝野之間的鬥爭漁利，既無心也不肯付出代價促成中國民主化，中國人放棄民族也不能兌換到民主，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外國干預也未必帶來光明，如美國川普政府在伊朗鎮壓民眾之際對伊朗大規模空襲，只是讓伊朗人遭受二重傷害、民生雪上加霜。
民主雖然重要，但歸根究底民主也是實現國家繁榮強大、人民有權利尊嚴、民生幸福的手段和體制架構。換句話說，民主是目的，但也是實現前提目標的工具。純粹以功利對待民主與否問題不可取，但為了民主的外殼不顧國家利益和國民幸福，捨棄實質而取形式，同樣是不應當的。
這就像激進左派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階級和剝削、反資本主義和消除各種醜惡，寧可容忍蘇聯的列寧斯大林式一黨專政、殺戮反抗者、造成飢荒、打壓民眾致富、扼殺社會活力，最終導致長期專制和廣泛貧窮。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也是一樣的思路、同樣導致惡果。許多中國自由派強烈批評社會主義的醜惡面，卻又陷入「民主教」盲信、民主教條主義的迷思、為民主不惜代價不擇手段，豈不是又一種誤入歧途和悲劇？
不過如今中國反對派大多數確實已在「逆向民族主義」中越陷越深，並主觀客觀成為反中工具，恐怕難以走回「愛國民主運動」的路徑上。他們也像極左派狂熱份子和極右派法西斯分子一樣，難以規勸而一意孤行，無法以道理說服。而隨著國際從曾經的全球化民主化的大幅進步到今日保守民粹盛行，世界各國也大抵更加功利而越少真誠關心中國人權。中外對六四的紀念，也越發偏離當年參與者的初心和中國人民的利益。這很可悲但也難以扭轉的現實。
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鎮壓，被不同的人以不同視角看待、不同目的利用，也不意外。所謂「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魯迅也曾經在評價人們對《紅樓夢》的不同看法時說「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閩秘事。」人類的悲歡也並不相通，對同一件事難免有不同的解讀和目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在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對中國和全世界都有巨大影響。所以各方以自身價值觀解讀、基於自身立場和利益利用，並不意外。不過有些更貼近當年參與民運和六四屠殺犧牲者的本意，而有些人明顯扭曲和背離了1989年人們的初心。
但無論如何，當年犧牲的烈士應被尊敬和銘記，自由民主也是珍貴和應當實現的。在又一年的六四紀念日，我向1989年犧牲的學生、工人、市民、農民們致以哀悼，並希望能迎來中國實現民主、漢族和各民族獲得自由解放、中國人民獲得有尊嚴的幸福的那天。
轉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