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生命晚年武力犯台可能性

習近平是否可能在生命晚年發動戰爭侵略台灣？從習近平59歲時首次擔任中共總書記，至今已經13年。在這13年間，中國的國防預算從6700億人民幣增加到1兆9000億人民幣，增加了185%；當年從烏克蘭買來的航母「遼寧號」才勉強服役，今日已經有三艘航母；火箭軍獨立成軍，有了可加裝核彈頭的洲際導彈，以增加核威懾力量；並將七大軍區改組為五大軍區，並將軍事力量延伸至網路戰、太空戰與AI等領域，軍事實力大有進步。

習近平對台灣越來越具侵略性，從不放棄武力犯台到切香腸的灰色戰術，從越過海峽中線到進逼經濟海域，從建造人造島礁到海警船攻擊，從割斷海底電纜，到軍事演習包圍台灣，從不放棄武力犯台，到下令人民解放軍在2027年做好入侵的準備，習近平對台灣的野心與日俱增，但是他始終沒有下令對台灣發動戰爭。那麼隨著習近平年齡漸長，他下令對台灣發動戰爭的機率會增加或是減少？

很顯然的，發動戰爭的因素千絲萬縷，很難一概而論，但是如果我們將關心的重點聚焦在年齡上，追問國家領導人的年齡如何影響其發動戰爭的決策，依舊是一個重要且有趣的問題。我在這篇文章中，希望為領導人年紀與發動軍事衝突之間，提供一些有趣的理論觀察。具體來說，我將以兩種彼此相反的說法，討論領導者的生命週期和冒險決策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如何受到國家體制以及利益分配機制的影響。

孔子曾在《論語》表示：「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他認為壯年人比起老年人更好鬥，而老年人則傾向以利益為主，如同《淮南子》所說：「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

血氣比較抽象，從現代的角度而言，則是更為明確有徵的睪固酮（testosterone）。雖然男女體內都有睪固酮，但是男性可能高出女性十倍之多。睪固酮水準會隨著年齡而變化，男性進入青春期之後，睪固酮分泌量會急劇增加，直至成年後（25歲上下）達到最高峰。之後便隨著年齡增加逐漸降低，平均每年下降1%至2％，75歲以上男性血液中睪固酮的平均比年輕男性低約35%。不過到了中年，男性和女性的睪固酮的差異降低，女性進入更年期，隨著雌激素下降，其睪固酮相對水準反而升高。

睪固酮不只是一種性激素，可能也與人類的暴力行為相關。例如有研究認為，男性睪固酮水準在結婚和為人父前後幾年顯著下降，而在離婚前後幾年急劇上升，這或許可以解釋這段時期家庭暴力的差異。而隨著男性年齡增長，睪固酮水準下降，他們的攻擊性往往會降低，更少表現出支配行為，也較不傾向於選擇高風險的行為（例如發動戰爭）。

從這個角度而言，就像孔子所說：「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獨裁者成年之後，隨著年齡增長，應該降低其暴力傾向與高風險行為，更不可能發動戰爭。

不過多數研究認為，睪固酮高低和暴力等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高。比如男性睪固酮會隨著時間和季節而變化，通常在早晨最高，在晚秋和初冬最高，而在晚春和初夏最低，這也影響了8月和9月是嬰兒出生高峰期。但是這和戰爭發動的時間並不吻合。

大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顯示兩者關係微弱且充滿條件性，也就是必須在很多條件下，才可能找到某些相關性。比如說不是所有高睪固酮男性都有暴力傾向，只有本身具備「高支配慾」或「低自制力」特質的高睪固酮男性，才有較顯著的攻擊行為。

而且有些研究發現，睪固酮與行為是雙向的。男性在競爭中或主導地位受到挑戰時，體內的睪固酮會急劇飆升；但是，長期處於穩定高位的「掌權者」（Alpha male），其日常基底睪固酮往往比挑戰者更低而且更加平穩。

與上述說法相對的，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奧爾森（Mancur Olson）的盜匪理論（Bandit Theory），對於這個議題具有深刻啟示。以盜匪理論為基礎稍加修正，可以對獨裁者年紀與發動戰爭之間的關係，提供有意義的見解。

想像某地有兩類盜匪，一種是四處打家劫舍的流寇（roving bandit），另一種是佔地為王的強盜（stationary bandit）。即使兩批盜匪完全自私自利，不顧百姓的生活，他們的行為也會有重大的差異。

流寇打家劫舍後便離去，因此其在意的是短期利益極大化，不會在乎百姓被強取豪奪之後如何生活，結果便是竭澤而漁，摧毀地方生產力，人民因而完全失去生產誘因，因為生產出來的商品，不久之後，就會被流寇洗劫一空。

佔地為王的強盜則不同，在其地盤內，如果像流寇一樣洗劫一空後回到山寨享受，下次再來打劫時就會發現，當地居民已經一窮二白，沒有多餘的東西可供打劫。因此，為了強盜自身的利益，他們會追求長期、可持續的利益極大化。

強盜需要從居民身上榨取財貨，但是不能大到讓他們失去生產的誘因，畢竟越富庶的地盤，才有越多油水可撈，所以他們會希望「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一旦強盜割地為王、定居下來，就會壟斷該地的「強盜權」，只有他們能夠搶錢，否則任何積累的財富都將為流寇洗劫一空，所以強盜們會維持治安，並開始設立一套秩序，可以解決居民對於財產的爭端與減少生產的障礙。

居民上繳的「保護費」就是的稅收，為了讓保護費（稅收）源源不絕，強盜（統治者）會主動提供公共財（如治安、法律、基礎建設）以保護人民生產力，這就是威權或獨裁國家最初形成的邏輯。

奧爾森的這個理論可以應用到很多地方，比如說，他猜想民國初年的軍閥白狼與馮玉祥便與此有關。白狼本名白朗，流竄於河南、安徽、陝西等地，他的軍隊每到一處便瘋狂搶劫、燒殺擄掠，隨後立即轉移。因為他們不打算久居一地，所以會盡情掠奪，完全不顧及當地的生產力能否復甦。

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則不同，定居並且控制河南與陝西等地後，馮玉祥便不再允許手下任意燒殺擄掠，而是剿滅境內包括白狼在內等其他軍閥勢力，壟斷當地的「強盜權」，並將其轉化為穩定的「徵稅」。為了讓稅收源源不絕，馮玉祥主動提供公共財，例如修築道路、種植樹木、維持治安、甚至推行義務教育。

雖然有歷史學者指出，奧爾森對中國軍閥的敘述不完全正確，例如馮玉祥並非真正擊敗白狼的人，因為白狼早在 1914 年便陣亡，而當時馮玉祥尚未成為稱霸一方的大軍閥。但是無論如何，奧爾森的洞見，啟發了後來許多思想法發展，其中之一稍加延伸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國家領導人年齡和發動戰爭的關係。

關鍵在於執政的時間視野（time horizon）。對獨裁統治者而言，如果年輕就掌握有絕對的權力，預期自己能夠長期掌權，那麼其表現會更像是定居強盜，因為其個人利益和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密切綁定，所以會採行政策促進國家長期發展，傾向規避巨大風險，不願發起可能顛覆政權的軍事行動，就算採取軍事行動，通常也會限定在局部衝突，希望速戰速決，不會升級為全面戰爭。

但是對年長的獨裁者而言，可能會因為壽命有限，而不願意採取長期才能回收的政策，行為可能較接近流寇，希望能夠在短期內，榨取最大利益，因此較可能採取高風險行為，例如發動戰爭。這種情形尤其容易發生在政權不穩定的年長獨裁者身上，因為隨時有失去政權的風險，不如發起戰爭以轉移內部矛盾，反正不用負擔失敗的長期後果。

因此和年輕人血氣方剛，好爭強鬥狠的說法相反，從奧爾森盜匪理論的角度而言，反而是年紀大的獨裁者較容易發起戰爭，或是將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這也是我們經常聽到習近平是否會因為政權動蕩，而挑起台海戰爭，以轉移內部矛盾的說法，這種情況，更可能在習近平年老的時候發生。

會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領導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並不一致，奧爾森在早年成名作《集體行動的邏輯》對此做了詳細又充滿洞見的觀察。他認為小到一個組織、大到一個政黨或國家，經常發生成本與利益的分配不對稱的現象，無論一個組織或是政黨的目標高尚與否，這些目標對組織或政黨的人而言，是一種公共財，也就是所有人都能享用。但是成本的分攤則不然。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在組織內付出的成本往往無法和其所獲得的利益成正比，既然無論付出與否，都能夠獲得最終達成目標的好處，這些好處只會因為一個人的偷懶而減少一點點，那麼一個理性的人的選擇，就是「搭便車」：盡量減少個人的付出，但享受達成目標的果實。

國家領導人也是一樣。如果發動台海戰爭，成功的政治聲望與歷史定位的好處，都由習近平一人獨享，萬一失敗的話，國家所付出的經濟代價與個人生命的損失，主要由中國民眾負擔，那麼這種不對稱的成本利益分配，就可能鼓勵習近平冒進。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注意中共統治基礎的原因，因為如果習近平發動戰爭失敗的後果，並非完全由中國民眾承擔，而會造成中國共產黨喪失統治的正當性，造成共產黨垮台，這時若習近平為了個人政治聲望與歷史定位要發動台海戰爭，就會遭受其他不認同的紅色權貴出面反對，因為這些紅色權貴也面臨成本利益不對稱的問題：如果台海戰爭成功，習近平獨享大多數好處，但是萬一失敗，紅色權貴卻要賠上全部的身家，他們可能會因此反對習近平對台灣發動戰爭。如同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所提醒我們的，不要把組織內每一個人的成本和利益都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同樣是紅色權貴，萬一發動戰爭可能會動搖其統治根基，他們的成本利益還是可能和習近平不同，而這種縫隙之所在，就可能是光透進之所在，也是身為台灣人，需要理解中國內部政治經濟結構的原因之一。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國家領導人發動戰爭的傾向，與該國的政治體制有關。奧爾森為此提出了「共善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概念。所謂的「共善利益」是一種包容式、全面性的利益，在這裡我們指國家領導人的利益，和國家多數民眾利益的重合程度。

在民主國家中，民選總統因為權力基礎十分廣泛，與整個國家社會的利益高度重合，屬於高共善利益，此時領導人發動戰爭失敗會立即遭遇民意與反對黨的強大反彈，因此行為會極度謹慎，不會貿然發動戰爭。

但是在獨裁國家或極權國家中，當領導人僅代表少數寡頭集團或軍事菁英的利益時，其利益和國家社會的利益差別很大，屬於低共善利益。這時領導人不需要對全體國民負責，這時只要發動戰爭，就可能會對國家經濟造成嚴重傷害（如遭受國際制裁），更不用說萬一戰爭失敗，可能會讓國家遭受毀滅性打擊，但是只要能滿足少數人的利益，領導人依然可能會選擇挺而走險。

分析至此，我們不難發現，國家領導人的年齡與發動戰爭的關係，還受到國家體制的影響。盜匪理論之所以更適用於中國這類的極權國家，與習近平這類的獨裁者，是因為他們的共善利益低，較可能因為私利從事發動戰爭等高風險行為，較少受到國家權力體制的制衡之故。

不過要注意的是，一個統治者究竟是「流寇」或是「定居強盜」，並不是固定的分法，也不是在一個獨裁者統治的所有地區，都可以清楚的以「流寇」或「定居強盜」加以分類，可以隨著時間視野與共善利益而改變。一個獨裁者可以此時是定居強盜，但是明天變成流寇；或是統治兩個地區，對A地的人士是流寇，但是對B地的人卻是定居強盜。聽起來有點複雜，但是我舉一個蔣介石的例子，讀者就可以清楚理解這個概念。

1938 年 6 月，發生了舉世震驚的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當時蔣介石為了阻止日軍沿著隴海鐵路西進武漢，下令炸開黃河大堤，導致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形成大規模黃氾區，造成數十萬平民溺斃、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表面上來看，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是一個要長期執政的「定居強盜」，為了長期利益，應該不會竭澤而漁，那麼為什麼會對自己統治下的人民與土地，進行如此毀滅性的破壞？

定居強盜之所以願意提供公共財、保護人民，是因為其預期自己能夠在此地長期收稅，但是1938 年徐州會戰後，日軍攻勢猛烈，國民政府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如果武漢與西安失守，國民黨政權的生存基礎可能喪失。

這時對蔣介石而言，他對河南、安徽、江蘇等地的「時間視野」瞬間歸零，他在這些地區的角色也在一夕之間從定居強盜變為流寇，因此寧可親手將這片土地徹底毀滅，也絕對不將資源留給日軍這個競爭對手。

從共善利益的角度來看，這些地區和蔣介石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不對稱問題。對蔣介石而言，國民黨政權的核心利益是「中央軍主力存續」與「陪都重鎮（武漢、重慶）的安全」，這是他們未來翻盤的資本，這些地區的利益和他個人的利益高度重疊。相較之下，河南、安徽基層農民的生命與財產，並非核心利益，成為可以為保護核心利益而犧牲的「邊緣利益」。

蔣介石透過人為製造的黃河決提，阻絕了日軍機械化部隊長達數年的西進路線，保全了大後方基地的安全。所謂的「以空間換取時間」，本質上是跨區域的財政（與生命）移轉，花園口決堤是蔣介石戰略的代價，那些被犧牲的農民與居民，和蔣介石只有極低的共善利益，榨乾其價值、毀滅其生產力，才能用來鞏固蔣介石在四川、重慶等後方的定居強盜美名，因為這時他和後方才是高共善利益。他可以對一地是慈父，但對另一地是暴君，就是這個緣故。

從這個角度而言，和孔子的說法相反，獨裁者年紀越長，如果缺乏子嗣繼承其位，反而更可能冒險發動戰爭。那麼究竟哪一種說法比較有道理呢？不幸的是，研究的結果似乎並不統一。在Michael Horowitz, Rose McDermott和Allan Stam的實證研究中，他們發現領導人的年紀越大，越可能發動軍事衝突。但是在Andrew Bertoli、Allan Dafoe 與 Robert Trager的研究中，卻發現領導人年紀越小，越可能發動軍事衝突。也許還需要等待未來有更多的研究，才能清楚釐清結論。

從理論與歷史資料可以得知，獨裁者雖然年紀大了之後，都喜歡以「慈父」的形象自居，但是否是「慈父」更仁慈，恐怕難以簡單判斷。無論習近平企圖塑造的形象有多慈祥，仍然不能排除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發動戰爭侵略台灣的可能性。沒有人能夠完全預測他宣布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下令解放軍在2027年做好進攻台灣軍事準備的真實意圖。的確有很多因素可能讓習近平無法進攻台灣，例如國際制裁、美日介入、解放軍缺乏兩棲登陸的能力等等，但是理論告訴我們，不該輕忽習近平在生命晚年發動戰爭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