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盃如火如荼地舉行，賽場上球員盡情拼搏，賽場外球迷因各自的球隊輸贏流淚或狂歡。但每四年一度這場調動着全球球迷神經的賽事已經遠不止是一項運動，早在20世紀就已成為人類最重要的通用語言之一。在最偉大球員的輝煌成就和大眾的熱情背後，隱藏着一個常被忽視的現實：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盃見證了國際權力格局、帝國興衰、意識形態演變、民族主義思潮、全球化進程以及地緣政治變遷。從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到將軍統治下的阿根廷，從新興的巴西到1998年多元文化的法國，直至如今在美國舉辦的世界盃，足球早已成為世界局勢的有力反映。
- 從歷史上看，1930年首屆世界盃在烏拉圭舉行時，足球已是風靡全球的現象
從第一屆世界盃的看台和體育成就的背後，各國迅速意識到這項新興大眾運動所蘊含的政治潛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對此了如指掌。1934年和1938年世界盃成為了該政權的“展示舞台”。意大利國家隊（藍衣軍團）的勝利被包裝成新意大利實力的象徵。足球逐漸成為國際聲望的象徵。二戰後，這一現象愈演愈烈。在整個冷戰時期，世界盃成為兩大陣營對抗的象徵性舞台之一。
- 蘇聯、匈牙利和東德足球的成功展現了共產主義模式的所謂“活力”。
但與此同時，西方民主國家也利用體育作為施加影響的工具。因此，足球在當時就成為了一種“軟實力”。各國追求的不僅是獎盃，還有聲望、國際影響力，有時甚至是某種政治合法性。世界盃也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區逐漸擺脫束縛的過程。巴西、阿根廷以及近年來非洲和亞洲國家的勝利象徵著國際舞台上新力量的崛起。通過足球，曾經被統治過的民族獲得了全球關注。
- 很少有國家比巴西更能體現這一現象。長期以來被視為邊緣國家的巴西，逐漸將足球融入其國際身份認同之中。
可以說足球助力構建了巴西的神話，貝利、加林查、濟科、羅納爾多和內馬爾成了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世界級足球大使。通過足球，巴西在世界舞台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阿根廷也經歷了類似的歷程。1978年的勝利發生在軍政府統治時期，政府試圖利用體育的成功來鞏固自身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球星迭戈·馬拉多納，他賦予了阿根廷足球地緣政治意義。他在1986年對陣英格蘭的比賽中打入的著名的“上帝之手”進球，超越了體育本身的範疇。在福克蘭群島戰爭四年後，許多阿根廷人將其視為對前殖民宗主國的象徵性報復。
的確，除了戰爭和重大經濟危機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人類活動能夠像足球一樣，如此深刻地凝聚集體情感和民族敘事。
但我們也知道，這種情感力量也解釋了足球為何屢遭詬病。對一些人來說，足球已成為當代社會新的“麵包和馬戲”，甚至是新的“麻醉劑”：一台龐大的機器，用來轉移憤怒、疏導挫敗感，並將社會矛盾轉化為體育激情。
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盃講述的故事遠比體育本身更加宏大。記錄著強權的興衰、意識形態的對抗、國家的抱負以及全球化的變遷。它們揭示了國家的夢想、分裂，有時甚至是幻想。
足球已成為地球上最偉大的和平地緣政治舞台。在外交官談判、軍隊有時交鋒的地方，足球運動員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競爭形式：象徵性的、情感性的、普世性的。
可以說，從貝利的巴西到馬拉多納的阿根廷，從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齊達內的法國，再到21世紀的美國，足球從未停止反映世界局勢。因為每一屆世界盃背後都蘊藏着一個簡單的真理：運動員踢足球，但往往是國家、文明和權力通過足球進行象徵性的衝突。
法國智庫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所 IRIS研究主任兼體育與地緣政治項目負責人 盧卡斯·奧賓（Lukas Aubin）最近聚焦 2026 年世界盃，分析世界足球從長期由西方主導向更加多極化的體系的轉變。
他分析指出：本屆世界盃首次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聯合舉辦，標誌着這項賽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除了參賽隊伍數量創紀錄和跨洲際的規模之外，它還象徵著世界足球地緣政治格局重塑的重要一步。本屆世界盃以及未來的世界盃都表明，足球不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專屬領域，而是多極格局的一部分。這種演變凸顯了以往參與度較低的國家，並為它們提供了提升知名度、影響力和國際認可度的機會。“
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單一中心
盧卡斯·奧賓認為2026年世界盃當代西方最具影響力的展示窗口之一，但這是一個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單一中心的階段 。
他說：“2026年7月19日，世界盃決賽將在紐約市的體育場舉行。乍一看，其象徵意義顯而易見。紐約是全球化的中心之一：金融、媒體、企業總部、品牌、移民群體、摩天大樓、屏幕、人流彙聚於此。它也是當代西方最具影響力的展示窗口之一。在那個地方舉辦史上規模最大的世界盃，會給人一種所謂“回歸中心”的錯覺。 畢竟，這是在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之後，在關於外來務工人員的爭論之後，在“體育洗白”的指控之後，以及在人權問題上飽受詬病之後。世界足球似乎也將因此重回西方強國——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掌控之中。巨大的體育場館、全球贊助商、現有的基礎設施、可控的娛樂經濟——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願景。因此，有人可能會將其描繪成一種復興。足球將回歸西方，但這將是一個誤區，因為2026年世界盃並非回歸舊秩序。但這是一個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單一中心的階段。
2018年：世界最大國家俄羅斯舉辦世界盃，旨在展現一個對世界開放的俄羅斯形象，以應對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與西方關係緊張的局面。2022年：卡塔爾，一個天然氣資源豐富的微型國家，將世界盃打造成提升全球知名度的工具。配備空調的體育場的 ，巴黎聖日耳曼，體育頻道，通過體育外交，成功展示出一個國土雖小卻雄心勃勃的國家形象。
2026年：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北美佔據主導地位，但舉辦形式卻是一個超級洲際賽事：48支球隊，104場比賽，16座城市，三個國家，一個龐大的北美市場。
到了2030年：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在烏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舉辦的三場百年紀念賽。這將是一屆橫跨三大洲——歐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世界盃。
最後， 2034年世界盃 由沙特阿拉伯，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王國主辦。他的“2030願景”計畫。他的主權財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他對足球、高爾夫、拳擊和一級方程式賽車和電子競技的投資。這股力量不再僅僅滿足於收購俱樂部或賽事，而是渴望成為世界體育的重心。 （remonter）
足球不是在回歸西方
所以，可以說，足球不是在回歸西方，事實上，它在多個權力中心之間流動。歐洲無疑是現代足球的發源地和規範者。如今，北美正試圖將其打造為一種全方位的娛樂產品。海灣國家則利用足球來鞏固其政治中心地位。非洲渴望獲得認可和代表權。與此同時，亞洲則希望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最後，拉丁美洲依然擁有其最具影響力的民間傳說。因此，2026年男足世界盃與其說是回歸西方，不如說是一個過渡時期。因為國際足聯並非美國的傀儡。
盧卡斯·奧賓最後指出，當然，各國政府都想利用世界盃，企業想出售它，廣播公司想轉播它，球迷則想擁有或重新定義它。他認為，在這個遊戲中，專制政權也想利用它來試圖正常化自身或為自己贏得一些信譽。而民主國家則想藉此投射自身的價值觀。最後，歸根結底，國際足聯希望繼續扮演這種可稱之為有組織混亂的局面中不可或缺的仲裁者的角色。
因此，2026年，紐約和新澤西州將舉辦決賽。畫面或許會很美。世界足球在資本主義的偉大中心之一舉行。獎盃在全世界的鏡頭下高高舉起，贊助商在幕後，各國元首在看台上，因凡蒂諾主持着儀式，國際足聯則站在舞台中央。
但我們不能誤解這一切。這並非西方世界重新掌控足球的標誌。這將進一步證明西方依然處於中心地位，但它現在必須與其他參與者共享舞台。2026年7月19日，球場上肯定會決出勝負，但真正的教訓卻蘊藏在其他方面。
足球仍然是一種世界通用的語言，只是如今沒有人真正掌握了它的語法。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