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世昌給中國還留下了什麽？
劉再覆比吳世昌到社科院晚一年，共同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共事23年。他對他尊敬和懷念的這位老學者，用文學筆法概括為一句話： 「吳世昌先生太不善於沈默了。」
他有不同時期的三段生動的回憶：
其一，「一九六三年，我剛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新建設》編輯部工作不久，在一次座談會上聽到他的發言，其態度之坦率，其聲音之正直，確實令我驚訝。當時他直呼宣傳部長陸定一的名字提意見說：我尊重陸定一同志，但不同意他的『愈是精華，愈要批』的觀點，難道連文化精華也要爆破掉嗎？那時還沒有文化大革命，敢如此對宣傳部長提出批評，真屬『空谷足音』。」
其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社會科學院的領導人胡喬木、於光遠等在歷史研究所的小禮堂召開了一個學者座談會，讓大家暢所欲言，我也在場，又一次聽到吳世昌先生響亮的聲音。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他說：下鄉勞動改造，怎麽苦我都不怕，但老是搞政治運動，讓我們講假話，我受不了。我緊跟不上呀，跟不上潮流。他還說，『封、資、修』、『名、洋、古』這六個字，天網恢恢，誰也跑不掉。國民黨統治時，我還能跑掉，現在可跑不掉了，跑了之後，哪裏去要糧票、布票，怎麽活?」
「吳先生最後又說，我回國之後盡管被帶高帽，但也不後悔，即使我早知道回國會有這樣的遭遇，還是要回國的，我愛這片土地呵。聽到吳先生這幾句話，我又是一陣難過。」
「其三，我當了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1985年），就到他的家裏去拜訪他。那時他已當上人大常委，過正常日子了。一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你膽子真大！』當時我並沒有真正理解他的話。他對文學所太了解了。所長這個職位，真是一個陷阱。一旦陷入，就會弄得滿身汙泥。在學術『文明』的殿堂裏，並不那麽幹凈。這是我想不到的。」
劉再覆對吳世昌有一段深情的總結：「像吳先生如此坦率如此喜歡直言的學人，真是少見。所裏有人說，吳先生在政治上總是那麽天真幼稚。聽了這話，我總是辯護說，一個學人和作家，為什麽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呢？其實，他們幾乎註定是不成熟的。不成熟才可愛。他們的心思和才智無法用到政治上，對於政治，只能憑良知的直覺說話。吳先生的那一點天真幼稚，正是他不懂得政治算計。我就喜歡他的這種天真，到老還心存清泉般的一片天籟。」
為了索要配文的照片，我和鮑樸聯系，他給我發來鮑老悼念小舅舅的悼文《獻給一位正直的中國人的哀思——吳世昌教授的幾件事》的兩張照片。
讀了開頭一段，我就驚呆了，鮑老寫的是那個「史無前例」的第一個年頭的上半年的事：「萬馬齊喑。只有聲討《海瑞罷官》的尖叫聲處處可聞。在一次全國性的座談上，有人念念有詞地在歷訴吳哈同志的『罪狀』，許多人用惶恐和沈默來表示抗議。對聒噪的烏鴉，舅舅不屑茍同。對被迫噤聲的同志，舅舅是表示同情的，但他不允許自己沈默。他說話了：『不過我想，貪官總比清官好』，『不過我想，用文海戰術是不能判斷是非的』，『不過我想……』一半普通話，一半破石鄉音，短短幾句，語驚四座，擲地作金石聲。」
鮑彤文字沒有絲毫誇張，吳晗是吳世昌的摯友，但那時正是《五一六通知》下發之後呀。《通知》點名彭真對毛澤東「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嚴重的政治性質。」我驚訝的是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都因為吳晗被拉下馬，吳世昌竟然敢面向刀叢而去！
鮑彤人在外地從《人民日報》上看到舅舅這幾句「尖端」的話，沒想到幾天後更「尖端」的話等著他。「回到北京，我去探望他。我心情很沈重。舅舅卻是談笑自若。我婉轉地請他『三思』，他淡淡地說：『我是想過以後才說的』。他反問道：『我說的對不對？』我支支吾吾。他望了我片刻，一種責備的目光，不，應該說是憐憫的目光，好像在說：『我的可憐的沒出息的外甥！』他是一位不懂人情世俗的老孩子，通常不大會體貼別人的心境。但這次，像是非常體貼他的被迫噤聲的同志一樣，也非常體貼我，他輕輕一轉，撿起了別的話題，從此再也沒有提過這件事。他怕我難堪。確實，我很難堪，慚愧。我以唯物論者自居。他，從來不說自己對唯物論有多少研究。但是，在驚濤駭浪中，他比我勇敢，堅強，鎮定。真理所在，安危在所不計。『我是想過以後才說的。』舅舅說了他想說的話，也承擔了他決非沒有考慮過的風險。」
鮑彤對舅舅也做了一段感慨：「誰說共產黨人不能向非黨人士學習？不僅可以學到知識，學到禮貌，而且可以學到黨性。是的，舅舅使我懂得，共產黨人應該而且可以從非黨人士身上學到黨性——明辨是非的黨性，尊重常識的黨性，追求真理的黨性，告訴別人真理的黨性。」
我認為這不是1966年鮑彤的感慨，而是1986年鮑彤的感慨。他正領導起草《十三大報告》。
吳世昌重病期間，時常守在他身邊和看護他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施議對，一個是外甥鮑彤。施議對懷念恩師，也寫了他聽到過的「直聲」。一件事是1971年，社科院在河南息縣幹校接到通知，一批人可以回北京了，其中有吳世昌，軍代表組織大家開座談會，大家發言都很積極，還表示對軍代表的感謝，只有吳世昌一言不發。軍代表最後點名讓他發言，正襟端坐的吳世昌反問軍代表：「要我講真話，還是講假話？」軍代表回答：「當然要講真話。」吳世昌說：「我認為，五七幹校並沒有什麽好處。」此言一出，全會場為他著急，怕他被留下來，軍代表問他：「為什麽沒有好處？」吳世昌說：「要我們回去，不是正說明問題了嗎？」軍代表再沒有可問的了。
再一件事，吳世昌1983年六屆人大被選為人大常委，施議對奉和他75歲高壽，提及「金印大如鬥」，先生則回答：「人大，人大，聽起來很大。其實也沒啥，就是一堆老頭子吵架。」
吳世昌的「直聲」，和他一生嘔心瀝血的著作一樣，都是留給人世間最寶貴的精神和知識的財富，著作高深，「直聲」多為被人忽視的常識，尤其在中國。
外甥似舅舅
中國有句俗語「外甥似舅舅」。這一現象在遺傳學上有一定的科學依據，同時也承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與宗族親情。我看到吳世昌先生年輕時的照片，驚訝得就像是看到鮑彤的「覆印版」。
兩人不僅外貌相似，屬性也一樣，吳世昌長鮑彤24歲，兩人都屬猴。
鮑彤在追念他的悼文裏，寫了小舅舅和自己家庭的往來的故事，其中就有小舅舅向大報人儲安平為他索要《觀察》雜志的情景，只不過多了細節：「那是一天下午，我母親見有貴客到，沒有別的東西招待，就把準備充當晚飯南瓜盛出來敬客。看到母親把一碗南瓜端給西裝革履的儲先生，我覺得有點窘，舅舅卻從容不迫地對儲先生說：「好，好，老黃南瓜，老黃南瓜，我五姊親手做的，嘗嘗！」這一段還有「進步青年「的鮑彤對每期小舅舅上封面時評的批評。鮑彤1949年高中畢業之前就加入共產黨了。
另一段故事是小舅舅去英國之後，鮑彤給舅舅去過兩封信，也都收到回信（估計都經過組織審查）。第二封信鮑彤是替母親代筆，「其中有一些老氣橫秋的話，如：『務必令二侄說中國話，學中國字』 ，另外也有一些稍微委婉的話，如『異島霧重，故國春好，廉頗未老，想必能飯』。」小舅舅的回信我認為可稱文采飛揚：「你提出廉頗的典故，想來是兩層用意。如問我身體如何，我告訴你：兩鬢多情，對鏡未白，群牙無力，遇食先搖。如問我何時回國，我的答覆是，廉頗離開趙國是出於無奈，被迫的，我當然是要回到中國來的。」
最打動我的是「兩鬢多情，對鏡未白，群牙無力，遇食先搖」16個字，這簡直就是我們稱之「鮑老」的身體狀況。我見鮑老最後一面，是2021年7月莫少平律師組織的飯局，錦官居臨時「停水停電」，尚寶軍律師只好改到街對面連鎖店禾谷園，近89歲的鮑老來回跑了兩趟。那年他的頭發還是一片黑乎乎，看不到銀絲。鮑老上牙床是一個完整的假牙托，不知道哪年哪月裝的，他演講時，牙托經常會滑脫，他索性就摘下，癟著嘴對我們講話，吃飯時再戴上。2021年11月大家沒有能給他祝壽，他對我們說是為了更好的過明年90歲的生日。……
鮑老對小舅舅吳世昌的祭文是舅舅病逝後3天寫的，落筆1986年9月9日晨3時，發表於9月11日《人民日報》。我很抱撼當年竟然與這樣一篇重要文章失之交臂。1986年中新社臨時把我從專稿部借調到電影部當編導，拍攝大型彩色紀錄片《鄧小平和現代中國》，一年裏天南海北的跑，找素材拍外景，顧不上看《人民日報》。12月正跟著鄧樸方在上海拍殘疾人事業，接到社裏的電話讓我提前回北京，準備到美國采訪鄧質方。回到北京正在準備行程，1987年1月中南海生活會召開，胡耀邦倒了。僑辦主任廖輝讓攝制組立刻停機，因為這部影片給中央的報告是胡耀邦批的。一年多功夫白搭。
對鮑彤一生具有深刻影響的不只是小舅舅，還有大舅舅吳其昌。他紀念大舅舅110歲的文章《吳其昌教授軼事——與蔣委員長互跪》與我也失之交臂，該文發表在香港《動向》雜志2015年1月號，我正被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關押在北京一看。
鮑彤這篇紀念文字詳細記述了我此文開頭賣的「關子」：26歲的清華講師吳其昌幹出一件轟動全國的事件，實際不僅是吳其昌，他還協同了妻子諸湘和弟弟22歲的燕京大學生吳世昌。詳情是：1931年11月。九一八以後，馬占山將軍抗日，彈盡糧絕。吳其昌呼籲蔣介石委員長和張學良副總司令出兵援馬，為此發出通電，同時偕同妻、弟，從20日開始絕食，他們一路絕食從北平到南京情願。先由教育部長李書華和副部長錢昌照接待，24日由國府秘書譚翊，參軍處劉志道、黃國雄將三人送進蔣介石府邸。得到蔣介石肯定答覆後，又去哭謁中山陵，之後才覆食，絕食長達84小時，被媒體稱之「合門請願」。他們的「哭陵文」也被報章記載在案，最後兩句「此後蔣主席張副司令果能實踐前諾，毅然禦侮，是不愧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蔣中正張學良背棄賣國，或食言誤國，是甘心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此事震動全國，全國響應的聲援、請願活動此起彼伏。
兩位舅父平生都絕口不談進入蔣邸內的事，這成了吳氏家族的「私事」。直到吳其昌病逝之後，夫人諸湘對獨女令華做了追述，吳令華是鮑彤的親二姐，從小過繼給大舅父。二姐又對鮑彤做了轉述，鮑彤感覺應該記述下來，讓後人知道。他在這篇紀念文章裏記述如下：
「一進去，伊（吳其昌）就撲倒了。我們（諸湘和吳世昌）跟在後頭，也跟著跽倒了。」「蔣委員長也跽倒了，大家跽在地上。」「伊（吳其昌）講的什麽，我記勿清了，就是請他（蔣）出兵。」「蔣委員長的話，我只記得，是『一定，一定』。格兩個字，講了好幾遍。」
鮑彤文章這樣結尾：「我初聽二姊轉述，心脈震撼。現在筆之於書，震撼猶昔。上世紀三十年代，我們中國，就有這樣的請願人！而且有這樣接見請願者的領導人！而且有要求中山先生『明神佑之』或『明神殛之』的哭陵人！」
這是只有鮑彤才能對「合門請願」歷史事件作出的評論，也是他時隔80年後記述詳情，留給後人的原因。
兩個舅父影響了鮑彤的一生，是他終生的榜樣。
鮑彤的名字都是大舅吳其昌起的。大舅對幼年的鮑彤講過，給他起名「彤」，是因為他出生前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這是有典故的，紀念東漢遼東太守祭彤。
我上網查「東漢遼東太守」的資料，內外網都顯示的是「祭肜（zhàiróng）」而不是「祭彤」。鮑樸告訴我：「這已經成了我們家的一樁公案。」
大舅爺吳其昌考證出東漢遼東太守是「祭彤」，他有一直到清朝文獻的考證。「三國志.A.魏志卷30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就是「祭彤」。
鮑樸作為出版人也做過考證，他考證的結果是或許古代某些版本的錯誤，東漢遼東太守變成「祭彤」與「祭肜」兩個版本。吳其昌病逝之後，1965年大陸版的《後漢書》使用「祭肜」版，在網絡時代「祭肜」得以流行。
鮑樸說我們家相信吳其昌，因為他是古漢字專家。1965年版可能不是空穴來風，不是純粹的錯誤，也可能是古代木板印刷某個版本出的錯的可能性也有。
鮑樸說：「一個人的去世，就可能帶走歷史的一部分。」
「若有其昌大家在，不讓太守變『祭肜』」這是我的感慨。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