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將於10月生效，這是否意味著備戰加速？有學者向DW指出，中國正建立支撐大規模戰爭與長期消耗的能力。
中國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將於10月1日生效，是事隔16年首次大幅修法。有政治學者對DW表示，新修訂條文呈現「總動員」概念，將中國經濟和社會實力轉化為國防實力。
分析指出，這套制度所準備的戰爭規模超出台海衝突本身，亦汲取俄烏戰爭的經驗，中國正建立支撐大規模戰爭與長期消耗的能力。
另有學者認為，即使在和平時期，動員體制也可用於中美競爭，透過動員不同社會和經濟資源，提升整體國力和國家安全。
法例新增甚麼修訂？
中國舊版的《國防動員法》在2010年生效，今年8月28日，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條文由72條增至82條。
對比新舊版本，法例在總則部分改動最大，首次明確定義國防動員是「應對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安全和發展利益遭受的威脅」，保障平戰快速轉換，將經濟和社會實力轉化為國防實力的活動。
法律明文規定應對上述威脅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決定全國總動員或局部動員。當中，「發展利益」是舊版本未有提及的動員理由，但條例沒有清晰界定何謂「發展利益」。
台灣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洪浦釗向DW表示，這次修法的核心，是把國防動員提升到整個國家的戰爭動員層次，例如《國防動員法》第3條明列「全民參與」、「長期準備」。
他指出，「發展利益」被納入國防動員的啟動條件，是這次修法的重要變化，由於「發展利益」的範圍非常廣，可涉及經濟安全、能源、科技、產業鏈、供應鏈和重要海上運輸等，而威脅是否成立，又由中國黨政軍體系自行認定，這使國防動員的啟動具有更大的政治裁量空間。
除了增加國防動員的理由，新法例下，國防動員涵蓋的行業更廣，首次把數據、網路安全、先進技術和新興領域正式納入國防動員制度。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向DW表示，修法重點是把高科技納入國防動員，尤其受美中科技戰影響，中共有一段時間把高科技視為跟國家安全有密切關係，「（修法）這就是一個正式的方式來告知不同的產業和技術人員，他們需要在怎樣的條件下做怎樣的配合。」
這次修法涉及推動高科技發展，新增第8條「推進先進技術在國防動員中的應用，發展新興領域國防動員力量」，他分析中共可能希望控制產業的發展及流向，更明確地規定企業跟國外的合作範圍，甚至吸收外來的技術。
為何在此時修改法例？
中國醞釀修改《國防動員法》多年。
2021年，為配合深化國防動員體制改革，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暫時調整適用」《國防動員法》等相關法律的部分規定，意味暫停部分舊有法例的適用範圍，並表明「改革措施成熟後，及時修改完善有關法律」。
2022年，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和國家安全學院副教授劉瑞強撰寫論文，指出隨著社會、經濟、安全環境急劇變化，現有的《國防動員法》已嚴重滯後於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當法律過於籠統，導致法規極易落入「殭屍條款」的困境。
今年4月27日，《國防動員法》修訂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初次審議，中國官媒《新華社》形容原有法律部分條款內容已不適應國防動員「新形勢」，需要修訂完善。8月28日，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表決通過。
政治學者洪浦釗分析，這次修法把國防動員往平時前置，例如第26條把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納入政府統計調查制度，並建立動態更新機制，意味中國在平時就要掌握可以投入國防動員的各類資源分佈在哪裡、由誰掌握，需要時如何快速投入戰爭。
他形容新法加快備戰效率，「中國正在把戰時動員前移到平時準備，讓整個國家在需要時能夠更快進入戰爭狀態。」
外界關注這次修法的時間點，是否受俄烏戰爭影響。洪浦釗則指出，中國調整國防動員體系已經進行多年，很難把2026年完成修法單純歸因於某一場戰爭，但綜觀俄烏戰爭及近年的區域戰事，確實提供中國大量觀察現代戰爭的實戰經驗。
「特別是俄烏戰爭進入長期消耗後，軍工產能、彈藥與裝備補充、供應鏈、數位通訊、交通物流、能源及醫療都成為左右戰局的重要因素。這些經驗與這次修法的方向高度吻合。」
他指出，這次修法便要求建立戰略物資儲備體系，增加實物、技術與產能儲備，同時建立軍品科研、生產及維修保障動員體系等，中國正在建立支撐大規模戰爭與長期消耗的能力，「中國強化國防動員，也是在準備戰爭拖長之後，整個國家如何支撐下去，避免軍事失敗進一步轉化為政權危機。」
法例針對台灣嗎？
新版的《國防動員法》沒有明文提及台灣，但已引起台灣關注。
執政的民進黨立法院黨團8月底表示，台灣最大的威脅是中國，當中國把平戰轉換寫進法律後，等於可以動員社會上的各種資源為軍事行動做準備，台灣更應該加強整體防衛韌性。國民黨立委李彥秀認為法律的宣示意義更大於實質意義，台灣要強化國防戰備整備，亦要持續推動兩岸和平與交流。
學者莊嘉穎指出，中國對台灣的壓力一直在增加，這部法律讓中國黨政機器多了一項工具，但整體對台方向並沒有改變，而台灣社會和政府早已開始作相關準備。
學者洪浦釗認為這次修法並非專門針對台灣，台海只是中國面對的潛在軍事衝突之一，例如在南海與菲律賓的海上衝突，背後牽動美菲軍事同盟；中印邊境長期存在領土與軍事對峙，雙方又都是核武國家；東海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爭議涉及日本，也與美日安保體系相連。
他認為，這套制度準備的戰爭規模超出台海本身，「這些地區一旦發生軍事衝突，都有擴大規模及牽動其他國家介入的風險。台海的情況更加複雜，一旦中國對台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介入，戰爭可能由台灣海峽向西太平洋擴大，甚至演變為中美之間的高強度軍事衝突。」
台商尷尬的處境
有學者指出，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令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台商陷入尷尬處境。
條例列明，實施國防動員後，當儲備物資無法及時滿足動員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對民用資源進行「徵收」、「徵用」，並可根據軍事需要進行改造。若企業拒絕、拖延或者阻礙，政府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則強制其履行義務，並可處以罰款。
值得注意的是，舊法只有「徵用」民用資源，並列明使用後政府應及時返還，或者按規定給予補償。新法則增加「徵收」民用資源，對「徵收」沒有返還規定，只列明因徵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的，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
政治學者莊嘉穎指出，在中國的台商會被卡在兩岸的法律架構之間，若配合中國《國防動員法》，可能會違反台灣《國家安全法》和《反滲透法》。
「台商的處境尷尬是更為凸顯，可是任何外商都一樣。如果你是某家外商或者在中國有合資企業，在中國政府要求動員的話，你也需要配合，無論你是日本公司、韓國公司、還是美國公司、歐洲公司等等。所以它這個（影響）範圍廣，就把整個社會和經濟視為他的國防和國家安全資源。」
有台媒今年9月2日向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張晗查詢，台商在大陸的資產與技術，是否適用新法中的「徵收」條款。張晗回覆稱，法律旨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國防動員期間對民用資源徵收、徵用，都有明確的法律要件和法定程序，強調在大陸台商台企依法合規經營「無需顧慮」。
具台灣半官方背景的中央社引述不具名的台灣國安人士表示，修法目的是「將中國內部資源絕對整合」，除了對台軍事動員本身外，修訂後將增加台商在中國經營的政治和經濟雙重風險，造成隨時可能被徵收。
政治學者洪浦釗分析，《國防動員法》第64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配合徵收的義務，他認為台商沒有特殊豁免，而新法還要求相關企業承擔戰略物資倉儲、運輸及配送等任務。中國一旦啟動國防動員，台商的資產、設備、產能與物流能力都會被納入戰時動員體系。
「動員」的另一層政治含意
學者指出，「動員」有戰爭以外的政治含意。
政治學者莊嘉穎分析，在中共的歷史觀，「動員」往往帶有對國家發展的願景，「譬如說我們看到大躍進也是種動員、文革也是種動員，甚至改革開放，它有時候也有一些動員國家、社會的描述。所以說它這種動員不只是限於戰爭，而是整個國家的戰略方向。」
他認為整部法律亦可從中美長期競爭的角度來解釋，中國要跟美國進行持續的大國角逐，需要用到社會、經濟不同的資源，「動員」有提升整體國力和國家安全的意涵，「它（國防動員法）放寬了國家安全的定義，可以有更多原因要求不同的行業去配合不同政策。」
莊嘉穎指出，從鄧小平到胡溫主政年代，可以為國家利益而「動員」，但儘量不觸碰太多民間市場經濟的部分。隨著習近平上台後，民間市場跟國家安全之間的界線重新變得模糊，陸續把不同的範疇歸納入國家安全，「在毛（澤東）時代也有這樣對社會的一種詮釋和處理方式，所以有一點毛時代的味道。」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