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人，為什麼要花費數十年時間研究中國人的價值觀？
麥肯錫前資深合夥人彼得·沃克（Peter Walker）曾在15年間頻繁往返中國，累計訪問中國90餘次——這些經歷後來被他寫進了自己的著作《大國競合》（2019年版）。
在那之後，為了理解中國經濟發展背後的文化動力，他又專門走訪了來自不同地區、階層和教育背景的94個中國家庭，並將這些更貼近日常的觀察寫進了預計於明年出版的新書中。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到農村地區，從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到普通勞動者，他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勤奮、自我提升、重視教育和家庭責任，這些傳統價值觀是否仍影響著今天的中國？
這項研究讓沃克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判斷：中國人與美國人在許多基本的人性特征上十分相似，但兩國社會對家庭、教育和個人責任的理解卻存在深刻差異。
在他看來，這些差異不意味著一種社會模式優於另一種，而是與各自的歷史和文化密切相關。然而，當中國的發展不斷改變全球經濟格局，美國社會是否做好了重新認識中國的準備？
近日，觀察者網與彼得·沃克展開對話。從中國家庭的價值觀，到他與中國結緣的故事，再到美國社會的對華認知、中美競爭以及年輕一代的變化，沃克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發現和思考。
【對話/觀察者網 鄭樂歡】
走訪94個中國家庭，傳統價值觀仍然存在嗎？
觀察者網：在您的新書中，您提到您采訪過94個中國家庭，希望了解勤奮、自我提升、重視教育以及家庭責任等傳統價值觀，是否仍然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我很好奇，為什麼您會開展這樣一項調查？在與這些家庭交流之後，最讓您驚訝的發現是什麼？
彼得·沃克：最初，當我與一些中國資深人士討論這些傳統價值觀時，我會把它們稱為“儒家價值觀”。但他們總會糾正我：“這些並不是孔子創造的價值觀，它們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於是，我開始進一步研究這些觀念的歷史來源。我逐漸了解到，孔子並不是這些價值觀的創造者。他研究了周代的思想傳統，並把相關觀念傳授給自己的弟子。
自我提升、勤奮工作、重視教育，以及家庭的重要性
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觀遠不止這四點，但我希望重點研究那些與經濟發展存在直接關係的觀念。最終，我把它們歸納為四個方面：自我提升、勤奮工作、重視教育，以及家庭的重要性。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每個人都有責任通過勤奮和教育不斷提升自己，而這種努力不僅是為了個人利益，也是為了家庭的福祉。在研究這些價值觀的歷史之後，我又產生了一個問題：它們在今天的中國是否仍然重要？
畢竟，這些觀念形成於古代農業社會。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歷了如此深刻的現代化變革，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有人可能會說，這些價值觀過去確實非常重要，但它們今天已經不再適用了。
所以，我決定直接去問今天的中國人。我們最終選擇了94個家庭進行訪談。在選擇訪談對象時，我們非常注意他們的背景差異，因為我不希望別人認為，我們只是挑選了一些本來就認同這些價值觀的人。
訪談對象來自不同地區，包括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也包括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地區。他們的教育背景也各不相同，有些家庭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有些家庭的父母成長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
我們還采訪了富裕家庭和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的家庭。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盡可能了解不同社會背景下的中國人如何看待這些價值觀。最後，有兩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第一，是人們對這些價值觀的認同程度之強烈。當我問他們如何看待自我提升時，幾乎沒有人需要花很長時間思考。每個人都會立即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告訴我這意味著什麼。例如，一位從事體力勞動的受訪者可能會說：“我需要做兩份工作，而不是一份工作，因為我希望賺更多的錢，讓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希望能夠負擔孩子的輔導課程、額外培訓以及其他教育開支。也有人談到，希望通過取得職業資格證書來提升收入。例如，一個正在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人，希望將來成為持證電工或焊工，因為這樣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
與此同時，那些已經擁有碩士學位的人，可能又會說：“我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因為這樣將來就能做更多事情，賺更多錢。”雖然這些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非常不同，但他們表達出來的自我提升願望卻十分相似。這就是第二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這些價值觀在不同家庭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無論是討論自我提升、勤奮工作、教育，還是家庭責任，我都感受到一種非常強烈且相當普遍的認同。這讓我意識到，這些價值觀已經深深融入中國人的生活，它們並不是某個人最近才告訴他們應該相信的東西。
我還問過一些受訪者：“政府在培養你們這些價值觀的過程中發揮了什麼作用？”他們經常會感到困惑，仿佛不明白我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於是我進一步問：“那麼，這些價值觀究竟來自哪里？”他們幾乎都會回答：“來自我的父母，來自我的祖父母。”也就是說，這些價值觀主要通過家庭代代相傳。政府當然可能鼓勵教育和勤奮工作，但在這些受訪者看來，他們最初接受這些價值觀的地方是家庭。這是我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中國人與美國人究竟是更相似，還是更不同？
觀察者網：您與94個中國家庭交流，涉及不同城市、農村以及不同社會階層，這確實是一項很大的研究。在接觸了這麼多中國人後，您覺得中國人與美國人究竟是更相似，還是更不同？
彼得·沃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實際上，在寫第一本書《大國競合》時，最讓我驚訝的事情之一，就是我發現中國人和美國人其實非常相似。我曾經讀過一本19世紀末出版的書，作者姓史密斯，他描述中國人非常勤奮，熱愛家庭，為人友善，樂於助人，而且富有幽默感。讀完之後，我心想，這不正是我描述美國人時會使用的詞語嗎？從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角度來看，中國人與美國人有很多相似之處。
當然，不同社會也有不同的文化特點。我過去曾在日本待過相當長的時間。就我的個人感受而言，日本人在社交中通常相對含蓄，不一定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相比之下，我接觸到的中國人更願意直接表達意見。所以，如果從人的一般性格和社會交往特點來看，我認為中國人與美國人非常相似。但是，當我們回到剛才討論的四項價值觀時，情況就不同了。
首先是自我提升。美國通常被稱為一個自由的國度。美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生活。如果一個美國人不願意不斷提升自己，那也沒有關係。在美國文化中，這並不一定被視為一種必須履行的義務。
但在中國，我看到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觀念。人們會認為，自己有責任不斷進步。我個人認為，從整體上看，中國人的進取動力比美國人更強。當然，美國也有許多非常努力、非常有進取心的人。但如果我們隨機選取100名美國人和100名中國人進行比較，我相信中國人表現出來的自我提升動力會更強。
第二個區別是教育。我在第一本書的研究中了解到，一些中國家庭會把家庭收入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用於孩子的額外教育支出，例如課外輔導、考試準備課程和各種培訓。我當時接觸到的研究估計，這類額外教育支出可能達到家庭收入的15%至17%。在美國，這種情況就很不一樣。
我們曾經詢問中國家庭，孩子在家里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很多父母會回答：“孩子只有一個責任，就是取得好成績。”他們不希望孩子花時間做家務，而是希望孩子把更多時間用於學習。
我記得采訪過一個仍在上學的孩子。那個孩子告訴我：“我媽媽每天晚上都會陪我做三個小時的作業。”他的母親成長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她並不了解孩子作業中的具體知識，也無法輔導他解決所有問題，但她仍然每天晚上坐在孩子身邊三個小時。為什麼？因為她想讓孩子知道，教育對這個家庭來說有多麼重要。在我的觀察中，這種情況在美國相對少見。
如果再看看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等教育測試，中國部分地區學生的表現也非常突出，尤其是在數學領域。美國學生的表現則相對一般。在美國一些頂尖大學的研究生項目中，我也注意到，來自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學生往往準備得非常充分，學習成績也很優秀。這讓我更加理解，為什麼教育對中國家庭如此重要。我們問過許多中國父母：“為什麼你們如此重視孩子的教育？”他們經常回答：“我們希望孩子過上比我們更好的生活，而教育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
最後一個區別是家庭。我曾經認識一位來自上海的學生，我們後來非常熟悉。有一天，他很認真地看著我，對我說：“我絕對不會讓我的父母失望。”這句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中國，家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單位。人們努力學習、努力工作，不僅是為了自己的成就，也是為了讓家庭感到驕傲。
美國則更加重視個人。美國年輕人可能會告訴你：“我在學校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但他們通常不會從家庭整體成就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的成功。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人與美國人在性格和一些基本的人性特征上非常相似，但在價值觀的強度和具體表現上存在明顯差異。
當然，這也與兩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有關。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相對較晚，而美國在19世紀就已經進入工業化時代。如果回到美國工業化初期，也許會看到美國勞動者同樣經歷漫長的工作時間，當時的勞動保護制度還不像今天這樣完善。因此，我們也不能把今天兩國的差異理解為永恒不變。
如果再過50年，中國社會更加富裕，人們也許就不再像今天這樣強烈地追求收入增長、買房、買車或其他物質目標。到那時，這些價值觀的具體表現也可能發生變化。所以，我認為必須區分兩個層面：中國人與美國人作為普通人的相似性，以及兩國社會價值觀的差異。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東方靈魂”
觀察者網：您在麥肯錫工作了四十多年，長期從事商業咨詢。是什麼讓您開始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有沒有某個具體的人生經歷，改變了您對中國的看法？
彼得·沃克：我對中國的興趣，其實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當時我三十多歲，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人，能夠在生命結束時帶著微笑離開這個世界？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年輕時非常喜歡音樂，也喜歡閱讀。我開始閱讀自己喜愛的作曲家、作家和哲學家的傳記，試圖了解他們的人生。我希望找到那些真正理解生活意義、最終能夠平靜面對死亡的人。
後來我注意到，一些最接近這個理想的人是非常著名的哲學家。例如英國的伯特蘭·羅素、阿道司·赫胥黎，以及美國的亨利·戴維·梭羅和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而這些思想家的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我的目光引向了東方。於是，我開始研究東西方的價值觀。我最初研究的是基督教和猶太教傳統中的一些思想。
我逐漸形成了一種認識：西方社會非常強調二元對立。例如，天堂與地獄、善與惡，以及各種相互對立的概念。西方思想往往傾向於把事物劃分成兩個不同的方面。但是，當我閱讀東方思想家的作品時，卻發現他們更加重視和諧與平衡。這與西方強調對立的思想方式很不一樣。
我很快意識到，自己其實是一個“擁有西方身體的東方靈魂”。後來，有人建議我去讀老子的《道德經》。他說：“你應該讀讀這本很薄的小書。”我讀完《道德經》之後，覺得自己找到了長期以來一直相信的生活哲學。我當時的感受是：這本小書里包含了我對人生的許多基本理解。從那時起，我開始更加深入地閱讀中國經典。
後來，當我在麥肯錫工作到60歲左右時，由於公司內部的一些治理安排發生變化，我不再承擔部分管理職責，因此空出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我對助理說：“以後我要每六到八周去一次中國，每次待一個星期。”結果，我真的這樣做了大約15年。在這段時間里，我訪問中國超過90次，接觸了成百上千名中國人。
與此同時，我不斷在西方媒體上看到一些關於中國的報導。那些報導經常說，中國人不幸福，生活受到壓迫。但我自己就會想：我訪問中國這麼多次，認識了這麼多中國人，為什麼我沒有看到這些報道所描述的普遍狀況？我的實際經歷與西方媒體呈現的中國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我決定寫第一本書《大國競合》。我想搞清楚，為什麼中國與美國形成了如此不同的社會和治理模式。
中國與美國有不同的社會和治理模式
我認為，這種差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歷史和文化。從治理體系來看，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國則更加重視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強調個人自由。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區別？通過研究歷史，我認為，中國長期面臨兩類重大挑戰。
一類是來自北方的外部入侵，另一類是自然災害和社會災難。無論是戰爭、地震、洪水，還是饑荒，中國社會都需要通過大規模的協調與集體行動來應對。
在我的理解中，這種歷史條件使中國逐漸形成了重視中央政府和集體行動的傳統。而美國的歷史背景完全不同。美國的建國者受到歐洲君主制歷史的影響，希望在新的國家中保障盡可能多的個人自由。
因此，美國形成了一種更強調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政治傳統。這兩種不同的歷史經驗，最終塑造了不同的治理體系。
中國強調集體利益，認為政府應當發揮重要的協調作用。美國則更加重視個人，強調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選擇生活。
我寫第一本書的目的，並不是判斷誰對誰錯。我想說明的是，如果理解了中美兩國不同的歷史和文化，就能理解為什麼兩國形成不同的治理方式，以及不同的教育和社會制度。後來，我又意識到，除了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之外，中國還有一些非常獨特的社會價值觀。例如，中國人為什麼如此勤奮？為什麼如此重視教育？為什麼家庭責任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這些價值觀似乎並不完全取決於政府制度或經濟結構。於是，我開始進一步研究孔子和中國更早期的思想傳統，最終將研究重點放在剛才提到的四項價值觀上。接著，我又決定采訪94個現代中國家庭，以確認這些價值觀是否仍然存在。而研究結果讓我相信，它們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影響力。
我希望通過這些研究，幫助美國人更好地理解中國。因為我發現，中國人其實相當了解美國。他們了解美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有些中國人甚至比普通美國人更加熟悉美國歷史。但是，美國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卻遠遠不夠。美國長期以來都是世界上經濟和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這讓很多美國人形成了一種觀念：我們是最強大的，其他國家應該學習我們。既然如此，為什麼還需要認真了解中國？
我認為，這正是美國社會需要改變的地方。
觀察者網：您剛才說，對中國的興趣早在四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當時正值中美建交之後，兩國關係逐漸改善，中國也開始改革開放。您當時對中國產生興趣，是否也與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有關？您又是如何看待過去幾十年中美關係變化的？
彼得·沃克：我認為，自己真正開始關注中美關係，尤其是寫作相關內容，與中國後來取得越來越明顯的發展成就有關。
回顧中美關係的歷史，可以看到幾個非常不同的階段
19世紀，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和西方列強的幹預，那是一個中國沒有得到西方國家平等對待的時期。例如，西方列強試圖通過軍事力量強迫中國開放貿易，涉及鴉片等商品的利益。在我看來，那是一段非常不道德的歷史。後來，中國又經歷了庚子事變、列強索取賠款等事件。美國曾將部分庚子賠款用於中國的教育事業，這個舉措具有一定積極性，但並不能改變列強干預中國的歷史背景。
到了20世紀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認識仍受到意識形態對立的影響。很多美國人把中國簡單地看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從冷戰的角度理解中國。但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係正常化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中美進入了一個相對積極的合作時期，為什麼？因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美國並不認為中國會對自己的經濟主導地位構成威脅。然而，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前後，美國開始明顯改變對中國的認識。
中國逐漸成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並在先進技術領域取得了很大進展。美國開始意識到，中國正在縮小與自己的經濟差距。這時，美國越來越傾向於把中國看作競爭對手。如果觀察今天的全球制造業，中國已經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能源汽車、電池、機器人、高速鐵路，以及其他多個先進技術領域，中國也取得了突出成就。當然，並不是所有領域中國都已經領先。例如，在某些先進半導體技術上，美國仍擁有很強的優勢。至於人工智能領域，兩國究竟誰處於領先地位，我認為仍然存在爭論。所以，我認為可以把中美關係大致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美國沒有充分重視中國，也沒有真正平等地看待中國。第二個階段，兩國關係逐漸改善，美國支持與中國合作，因為當時並不認為中國會挑戰自己的優勢地位。第三個階段，隨著中國的發展，美國開始將中國視為重要的經濟和技術競爭對手。
但有一點，我在新書中特別強調：在我看來，中國從來不是美國的軍事威脅。如果回顧中國傳統戰略思想，例如《孫子兵法》，其中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以更高明的戰略實現目標。但美國社會的一些力量卻不斷強調中國的軍事威脅。我認為，美國龐大的軍工產業與這種敘事有一定關係。軍工企業有經濟上的動力去推動更多武器制造和更多國防開支。因此，一些力量有意強化中國構成軍事威脅的觀念。
如果回顧世界主要國家過去的歷史，中國並沒有像美國那樣長期在世界不同地區展開軍事干預。美國則先後卷入了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戰爭。這些歷史經驗非常不同。所以，在我的新書中，我希望說明，中國和美國都是非常強大的國家，但擁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模式。中國人重視教育、家庭、勤奮和自我提升，這些價值觀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如果美國無法通過競爭阻止中國繼續發展，那麼最合理的選擇，就是尋找兩國能夠開展合作的領域。例如，全球變暖、清潔空氣、清潔水資源、難民問題，以及核擴散問題。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如果中美能夠合作解決這些問題，整個世界都會受益。
美國是否正在重新認識中國？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強調，中美應該從競爭走向更多合作。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中美關係經歷過貿易摩擦和緊張局勢，但雙方高層也保持了溝通。您如何看待目前中美關係發展的方向？
彼得·沃克：我認為，美國社會仍然存在一種非常根深蒂固的觀念，也就是所謂的“美國例外論”。美國人長期認為，自己的國家注定應該在經濟、軍事等領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現在，越來越多美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已經至少成為與美國實力相當的國家。在制造業以及不少先進技術領域，中國甚至可能已經超過美國。因此，那種認為美國能夠遏制中國發展的觀念，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如果回到五年前，美國社會仍然普遍認為，美國在整體實力上明顯優於中國。但今天，如果你閱讀一些認真思考國際問題的學者和評論家的文章，就會發現他們已經開始承認，中美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在我看來，兩國之間爆發軍事沖突並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我認為，美國社會正在逐漸接受這樣一種現實：中國已經具備與美國相當的實力，甚至在某些領域取得領先。
當然，這種認識不會在一夜之間形成。我認為，未來大約五年，隨著更多美國人逐漸接受中美實力格局的變化，兩國有可能開展更多合作。這一直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因為回到我們最初討論的問題，中國人與美國人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
為什麼兩個擁有如此多共同點的國家，一定要把對方看作敵人？我認為，這與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對立思維有關。美國人習慣於認為，我們必須是第一名；如果另一個國家正在接近我們，它就是競爭者，我們就必須擊敗它。
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樣理解世界已經不合適了。當然，在未來五年或十年，美國仍然會有人堅持這種思維。他們可能會問：“你希望美國贏，還是希望中國贏？”他們仍把國際關係理解為一場零和博弈。很多美國人會認為，如果中國發展得好，就意味著美國必然會失去什麼。但這並不是事實。如果從更加重視平衡與和諧的角度思考，為什麼不能有兩個強大的國家，以不同的方式發展，而且都取得成功？我認為，這才是我們應該逐漸接受的觀念。
觀察者網：從您的觀察來看，美國社會尤其是年輕人，對戰爭、國際政治以及中國的看法，是否正在發生變化？
彼得·沃克：我認為，美國正在經歷一種非常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來自普通人對自身生活的不滿。越來越多美國人發現，自己今天的生活質量並沒有達到過去所期待的水平。人們面臨經濟壓力，需要為食品、住房和其他基本生活開支付出越來越高的成本。因此，我認為，在接下來的選舉中，特別是年輕選民，可能會發出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即，美國不應該繼續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不斷干預世界事務、要求其他國家接受美國制度和價值觀的國家。
過去，美國經常試圖把自己的民主和人權觀念推廣到世界其他地區。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會質疑，這是否仍然應該是美國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他們更關心自己的生活。他們希望擁有比父母更好的生活條件，他們希望能夠負擔得起住房，能夠支付日常開支，能夠享受和平、安寧的生活。因此，他們可能會反對把大量公共資源用於國防開支，以及通過戰爭改變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
美國年輕人現在對政治現狀有相當多的不滿。我預計，這種情緒會在接下來的中期選舉，以及之後的全國性選舉中逐漸表現出來。當然，這種政治變化最終會發展到什麼程度，目前還很難判斷。但我相信，美國社會正在發生轉變。與此同時，我還觀察到，中國在對美表達上的方式也有所變化。過去，我們有時會聽到一些關於“美國正在衰落、中國正在崛起”的說法。但現在，我感覺中國在相關表述上更加謹慎。因為每當有人強調美國正在衰落，這些說法就可能出現在美國媒體的頭版，進一步強化兩國是敵人的印象。
我最近還讀到一些關於美國公眾對中國看法變化的研究。根據我看到的分析，美國社會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比例正在下降。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們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究竟在做什麼。他們看到，中國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卷入當前的一些戰爭。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技術領域取得進展，人民生活也在不斷改善。於是，他們可能開始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把中國看成敵人？
我認為，美國正在進入一個更加重視自我反思的階段。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美國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其實來自美國自身。如果你聽一些美國政治人物的講話，就會發現他們也開始強調，我們需要重新關注美國社會本身，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質量，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我相信，未來幾年，這種變化會越來越明顯。而年輕人，很可能是推動這種變化的重要力量。
“如果中國贏了，美國就一定輸了”，這種思維必須改變
觀察者網：如果中美希望保持目前相對積極的關係，並且降低未來出現沖突的風險，您認為兩國應該做些什麼？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哪些方面最值得改進？
彼得·沃克：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增進相互理解，但這種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我們需要找到雙方擁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並且真正開展合作。
首先，我們必須接受一個現實：中美之間的競爭不會消失，兩國今後仍然會存在競爭。在安全問題上，雙方可能長期存在緊張關係，例如圍繞台灣的問題。在貿易方面，兩國也會繼續競爭。過去，美國長期是世界貿易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而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出口貿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因此，不可能期待中美之間完全沒有競爭。但競爭並不意味著雙方不能合作。真正重要的改變，是雙方能夠坐下來承認，有一些全球性問題，必須共同解決。例如，全球變暖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氣候和天氣，對每個人都造成影響，那麼中美能否合作加快能源轉型，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再比如，未來很可能出現新的傳染病大流行。中美能否共同研究如何提前做好準備？我們不僅要考慮中國和美國，也應該考慮那些缺乏足夠公共衛生資源的發展中國家。還有核武器擴散問題，我們怎樣才能減少核擴散，並且建立更有效的國際管控機制？這些都是中美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
如果中美在清潔能源方面取得突破，無論是核聚變，還是其他新的能源技術，全世界都會從中受益。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更有效的方法預防疾病傳播，全世界也都會受益。這些合作不會消除競爭，但可以讓競爭與合作同時存在。
我認為，真正需要擺脫的，是我所說的“二元對立陷阱”，也就是那種認為“如果中國贏了，美國就一定輸了”的思維方式。這並不符合現實。我們應該把注意力更多放在雙方共同面臨的問題上。我們完全有能力尋找解決辦法，但前提是中美願意共同努力。
觀察者網：最後，我還想問一個關於青年交流的問題。中國有很多年輕人到美國留學、工作和生活，但到中國長期學習和生活的美國年輕人相對較少。近年來，中美雙方也討論過擴大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的計劃。
您覺得，為什麼兩國之間的交流仍然存在這樣的不平衡？中國應該怎樣吸引更多美國年輕人來了解中國？
彼得·沃克：你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回顧過去十年，每年大約有30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這意味著，大量中國年輕人能夠直接接觸美國社會。他們不僅在課堂里學習，還會在美國生活，了解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價值觀。
2023年11月，中國在美發布“5年5萬”倡議，即5年內邀請5萬名美國青少年赴華交流學習。為此，中方專門設立了“美國青年使者交流學習計劃”簡稱YES項目。因此，如果你問，中國人對美國了解多少，美國人對中國了解多少，我認為答案非常清楚。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遠遠超過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實際上，我正在為新書寫一個章節，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人缺乏直接接觸中國的機會。如果你讓普通美國人介紹中國歷史，他們可能只會告訴你：“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就像蘇聯一樣。”但這樣的理解顯然過於簡單。中國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也擁有受教育程度很高、對自身發展成就感到自豪的人民。中國在技術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展。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改變之一，就是讓更多美國人真正來到中國。讓他們親眼看看中國人的生活，認識中國人的勤奮、家庭觀念、禮貌和對未來的期待。他們會發現，中國人與自己想象中的形象非常不同。
但問題在於，今天美國媒體呈現的中國，往往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美國的經濟競爭對手，以及可能構成威脅的國家。所以，擴大人員交流非常重要。你剛才提到的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計劃，就是一個積極的方向。不過，我想強調的是，短期訪問和長期留學之間仍有很大區別。一個美國年輕人來中國待兩三個星期，當然可以增加對中國的了解。但這與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九個月、直接體驗美國社會，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經歷。因此，我們需要推動更多長期、深入的交流。我希望未來有更多美國年輕人能夠來到中國學習和生活。
我經常聽美國朋友說：“我認識的中國人都非常好，我很喜歡他們。”但他們接著又會說：“可是，我不喜歡中國政府。”每當聽到這種說法，我都會提醒他們，你們應該嘗試理解中國人為什麼會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政府。在我接觸的中國人當中，很多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得到改善，與國家的發展政策和政府發揮的作用密切相關。他們當然不一定同意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但總體而言，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確實變得更好了。
因此，美國人對中國政府的印象，與許多中國人自己的理解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美國人能夠真正接觸中國社會，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這種差異。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媒體。美國的出版和新聞行業競爭非常激烈。很多媒體認為，強調美國立場、批評中國的報道，更容易吸引讀者。我記得在寫第一本書的時候，曾經聯系過《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和《紐約時報》。我告訴他們，我希望撰寫一些文章，從更加平衡的角度討論中國。但我得到的回應通常是：“彼得，美國讀者並不需要這樣一篇平衡看待中美關係的文章。”這讓我意識到，在美國的媒體環境中，要呈現一種不同於主流敘事的中國形象，並不容易。我希望自己的下一本書至少能夠發揮一點作用，讓更多美國人願意認真了解中國。
美國不能永遠把中國描繪成壞人，美國社會也需要照照鏡子，認真反思自身的問題。與此同時，我認為中國正在按照自己的發展道路繼續前進。中國擁有自己的產業政策，而且在執行這些政策方面表現出了相當強的能力。當然，中國也面臨許多挑戰，例如人口老齡化、經濟結構不平衡，以及空氣和水污染等問題，但中國有自己的發展規劃，也積累了解決問題的經驗。
我希望，美國社會也能夠逐漸采取類似的態度，把更多精力放在解決自身問題上。美國今天面臨的很多問題是自己造成的，既然是自己造成的，就意味著我們也有能力改變它們。當美國開始更加認真地解決自身問題，而不是總把中國視為對手時，我相信，中美關係就有機會朝更加積極的方向發展。
轉載自《觀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