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麥克風和口罩之間
六十年代初，我結識了一位經驗豐富的朋友，洪堡大學化學系教授羅伯特‧哈弗曼。作為共產黨和抵抗組織「歐洲聯盟」的成員，他和醫生朋友喬治‧葛斯庫特於一九四三年，在柏林人民法庭上被納粹法官弗萊斯勒判處死刑。
這兩個好友曾經幫助過許多猶太人如潛水艇一般潛藏在柏林。在布蘭登堡的監獄裡，哈弗曼逃過了死神的召喚。武器部門負責毒氣項目的一個官員，說服了納粹，這名叛國的化學家應當被赦免，因為可利用他在戰爭期間做些發明貢獻。他們在牢房裡為他設了一個實驗室，他卻製作了一個短波收音器，竟然在獄中收聽敵台——倫敦的英國廣播公司BBC。
一九四五年四月，哈弗曼和一群囚犯被蘇聯軍隊解救出來。從一九三二年就是德國共產黨黨員的他，順理成章地成為統一社會黨裡的高幹，被任命為洪堡大學副校長，擔任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作為一個立場堅定的和平鬥士，他在西方的各種會議上很為東德爭光，可以領著代表團走訪兄弟國家。他也為國安部——史塔西，研究西方的同行科學家，並且將結果向「公司」報告上去。他檢舉大學裡政治不可靠的同事，按照黨的指示，將屬於青年團契的基督教學生開除。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一九五三至五五年之間他是線民，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三他是國安部的「秘密通報者」，他的代號是「萊茲」。
然而一九五六年蘇共的二十屆黨大會之後，洩露出來的關於古拉格和斯大林的殘暴屠殺，深深震撼了哈弗曼，他逐漸地開始轉變。當我們於一九六三、六四之際認識的時候，他已在「濫用」一個化學教授的職權了。除了正常教學之外，他每週都有一次講座是開放給所有外系學生的。他的主題「哲學的科學觀」像個魔術袋，裡面裝著各種名堂，這個題目就像一個放置在獨裁黨傾斜的大門前的特洛伊木馬。這位頑皮的大學教授向那些如饑似渴的年輕腦袋裡，灌輸反黨的思想，這簡直讓掌管意識形態的官僚們傷透腦筋。
取得了哲學和數學的文憑後，我原來靠獎學金度日的舒適生活就結束了。兩三年以來我就發明了一個詞「歌手」，這是得自布萊希特大膽又謙遜的創意詞「寫曲人」的靈感。我有時跟「歡樂爵士」一同演出，或跟演員及歌者曼福瑞德‧克魯格一道出場，這都是「人民世界出版社」以「爵士與詩歌」的名義舉辦的，有時候甚至有小文章報導我的演出。
讓我的那場戲打水漂的艾哈德‧謝爾訥，有次安排我到主管意識形態的庫爾特‧哈格的中央委員會辦公室去會談。這個位高權重的人要求我這老創作叛逆歌曲的傢伙懸崖勒馬，別落入叛國的萬丈深淵中。乖仔沃爾夫還天真地以為跟他的這種爭吵只是一種誤會，竟像隻挨了揍的狗，直向哈格抱怨不該禁止它的吠聲。我進一步訴苦，訴說我們普侖茲勞貝格的工人學生劇院被查封的事。
哈格口才頗佳，立即做出反應，他貌似寬宏地說，有些下面的組織還有官僚主義的毛病，他自己和共產黨政治局的上層卻能跟上新時代的腳步。他自負地以黨的無產階級前衛派姿態，講解黑格爾的世界精神，我們兩個一知半解者展開了抱有敵意的爭辯，結果我很失望地退出黨的殿堂，空手返回自己的窩。不過，我們的談話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位意識形態的大佬認識到，這個飢餓的沃爾夫狼孩需要一根雞肋，這樣可以讓他最終迷途知返當條看門狗。
東柏林有一家著名的歌舞劇院「紅花」，老闆是何尼希曼同志。他得到黨的指示，要來招攬那個專咬人的沃爾夫，讓這個劇院擔任這項任務極為理想。黨中央的宣傳部門給劇團送些現成的「無害」材料，劇團以諷刺手法，只需死勁地打打死狗就成了。那時，這個劇院正在籌劃兩場劇，以便隔天換一場，在中場休息之前，作為收尾的節目，他們讓我演唱我的歌曲。何尼希曼博士跟我簽約，要我唱四首無害的歌曲，當然不包括那些叛逆性如「別空等好時光來到」、「機會主義民謠」或「愈禁愈來勁」之類的尖酸刻薄曲子，那是只能在廚房裡唱給朋友聽的。反正出場一次有一百馬克報酬，我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簽下了合同，這整整一年，我每個月賺的錢都用不完。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