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憲法法庭將針對死刑作為法定刑之一種選項進行言詞辯論。「廢除死刑」至今仍被認為是台灣社會議題上極難推動的議題。有些人認為死刑犯單純是咎由自取，若廢除則無以彰顯罪行之惡；有些聲音則認為即使2021年後再也無死刑定讞的案件，死刑「留而不用」是最佳解；另一些人則主張國家並無權力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死刑是國家暴力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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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暴力具體而言是怎麼呈現的，看似中立的審判又如何被國家所影響？或許過往的歷史能夠給我們一些回覆。
威權年代司法與量刑的恣意
回首威權時期的資料，死刑的確是服務統治者的「工具」。統治者全然跳脫法學的基本素養，不論物證是否充分，不論行為與量刑是否相當，只要統治者批示，人民的生命就會終結在槍下。
根據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2021年的統計，威權統治時期（民國34年8月15日至民國81年11月6日止）之政治案件中，有1153人被判死刑。政治大學政治系蘇彥斌副教授則進一步利用統計及量化資料，發現在白色恐怖時期，不僅死刑的判決與政治環境相關（韓戰），蔣中正曾經核覆的案件，也更可能被判決死刑。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沈筱綺也發現，若蔣中正介入判決，那麼有8成刑期會被加重，超過3成被改為死刑，而若核覆過程未經過蔣中正，則有近6成減刑，改判死刑的案件不到5%。
以受難者李進來為例，根據政大台史所博士候選人陳昱齊的研究，李進來從被捕、判決死刑到最後執行槍決的 5 年間，經歷高達47次的覆判與更審。起訴罪名及求刑，從較輕的「為叛徒供給金錢資產」罪判 5 年有期徒刑，到「知匪不報」的 7 年，在經歷軍政上級不斷的駁回，以及蔣中正多次以「發還復審」的核覆介入案件後，李進來最終因「顛覆政府」判處死刑。
此案件中，不僅從頭到尾都沒有證據明確指明李進來有為「叛徒」提供金錢，更無任何新事由得以成立後續不停加重的罪名。李進來案的審判過程，歷次判決明明奠基於同一事實，在結果上卻有天壤之別，更加凸顯威權年代的裁量是多麼恣意。
在審判中不斷喊冤的李進來在1959年遭執行槍決，直到 2019 年才獲得平反與賠償。他的罪名已經撤銷，冤情得以平反，但數十年前已被處死的李進來，地下是否還能有知？
現代司法與威權濫刑的距離
走過威權時期，當現今的司法體系與程序保障相對完備，這是否就能代表，現代的死刑即擺脫了過往恣意濫用的問題？
2011年，已經執行死刑的江國慶案，透過軍事法院再審，改判無罪確定。2012年，高等法院更三審判決蘇建和案無罪定讞。2016年最高法院駁回高檢署上訴，徐自強案無罪定讞。2017年，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改判鄭性澤無罪。2020年，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撤銷謝志宏的死刑判決，宣判無罪。
這些案子的當事人皆曾遭受死刑判決，然而隨著新事證的發現、鑑定技術的進步、對於偵查程序的要求提高，以及各界持續不斷聲請再審的努力，這些案件才有平反的機會。上述五個平反的案例，平均花費了13.6年才得到無罪的平反結果。如今監獄內仍有王信福、邱和順，以及已經執行的盧正案尚在救援，民間團體正努力與司法流程搏鬥，要求司法能正視審判時的疑點與漏洞，希望能夠得到再審與平反的機會。
無罪判決，是輕於鴻毛也是重於泰山，過去一審二審三審更一更二審的判決都被推翻，彷彿看到司法的荒謬：居然花了這麼多年，要讓一個無罪之人死，而後又花了更多年、耗費民間更多的努力，才終於坦承當初的自己錯了。
即使司法承認了錯誤，被冤者所喪失的青春、時光，甚至生命，都是再多的金錢無法補償的空缺。沒有人可以回答，被冤者平白消失的十幾年，那些他們應該要經歷的青年、壯年期，會有著什麼樣的光彩？如果他們沒有被冤，而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會不會已經結婚生子、成家立業，過著如同你我一般的人生？
平反之後，若翻看當初錯判的判決書，我們要問的是，法官所謂的「惡性重大」、「無可予以憫恕之處」、「兇殘而泯滅人性」，是基於什麼理由形成的心證？如果一個無罪之人可以被冠上這樣的形容詞，如果現代司法可以無視自身錯誤而為了致人於罪如此「堅持」，那麼現代司法與威權體制恣意濫用刑罰的距離，或許比想像中還要接近。
2011年，已經執行死刑的江國慶案，透過軍事法院再審，改判無罪確定。（資料照片／合成畫面）
讓生命不再因「依法審判」消逝
促轉會曾經訪談四名威權時期的軍法官，訪談結果可能不讓人意外，軍法官們皆表示自己盡忠職守，是以有效的法律、合法的審判程序，完成他們的工作。促轉會也提醒，軍法官有歧義性，這次訪談的量體，尚不能夠作為軍法官們整體的最終評價。
誰不是依法行政、依法審判呢？不論是威權時期的統治者、軍法官，亦或者現代司法中參與審判的法官們，誰都不想承擔「殺人」的責任，但確確實實，是他們的決定讓一個人失去了性命。
若依此邏輯，恐怕能夠推導出一個結論：廢除死刑，是能夠最大可能地挽回，甚至根絕無罪之人喪失生命的方法。只要死刑持續作為一個合法的主刑，人們就會活在被國家剝奪生命的陰影下；只要死刑依舊合憲，那麼無人承擔、負責的死亡，將持續發生在我們的歷史中。
※作者為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理事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