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編者按：11月4日，34歲民主社會主義者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長似乎不是民主黨進步派的反擊如此簡單，更預示著一個更廣闊的時代變遷：一個新的時代和一種新的政治局面的到來。被媒體視為後自由主義左翼代表的Zohran Mamdani，對比JD Vance代表的後自由右翼，兩者都反全球資本主義、強調國家干預與威權傾向，但兩者在意識形態、身份政治和經濟政策等方面完全不同，甚至更加針鋒相對。Mamdani雖然給民主黨帶來活力，但其激進且忽略市場的經濟政策和對身份政治的更加強調，不僅讓人擔心他是否可以持續，甚至擔心是否會讓民主黨和美國更加分裂。但無論如何，Mamdani出現，都可以看做是美國學者Patrick Deneen所認為的後自由主義「新時代」的一種新的政治格局的出現，美國政治似乎變得更加複雜，未來也更加充滿不確定性。
2025年11月4日，34歲的民主社會主義者Zohran Mamdani，以50.4%的得票率擊敗共和黨候選人Curtis Sliwa和前紐約州長Andrew Cuomo，成為紐約市首位穆斯林和南亞裔市長。 Mamdani的勝利，源於年輕選民的壓倒性支持——18至29歲的年輕人為他提供了決定性的票倉。 在唐納德·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的背景下，這場勝利不是民主黨進步派的反擊如此簡單，似乎更預示著一個更廣闊的時代變遷：美國後自由主義時代的新的政治局面的出現。
JD Vance：「後自由右翼（post-liberal right）」代表
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幾乎震驚世界。2018年，美國學者Patrick Deneen的《為何自由主義失敗》（Why Liberalism Failed, 2018）出版，診斷自由主義雖成功實現個人自主與市場擴張，卻因其內在邏輯導致社會原子化、社區解體與文化空洞，進而呼籲回歸共同善（common good）與地方主義。Deneen後續著作《政權變革》（Regime Change, 2023）更明確倡議「後自由轉型」，挑戰全球自由秩序，預示美國政治從個人權利轉向共同體義務的潛在轉向。
Deneen的著作讓後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開始在美國政治舞台上浮現，並影響JD Vance等政治人物。2022年，在俄亥俄方濟各大學（Franciscan University of Steubenville）舉行的「Restoring a Nation」會議中，Vance與後自由派知識分子如Sohrab Ahmari、Patrick Deneen和Gladden Pappin同台，讚揚他們為「探討國家現況最有趣的人」，並在YouTube影片中以「後自由」描述其政治觀。
2023年6月，在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座談會上，該活動討論Patrick Deneen的新書《政權變革》（Regime Change），Vance熱情擁抱Deneen，並公開宣稱自己屬於「後自由右翼（post-liberal right）」，視國會角色為「明確的反政權」（explicitly anti-regime）立場。 同年，他在華盛頓Deneen書籍發布會上重申此身份，強調其職責是對抗腐敗政府。 Vance多次讚揚Deneen著作，私人會晤並在活動中演講，借鑒其理念重建共和黨為工人階級基礎，摒棄自由市場 libertarianism，轉向反精英文化戰。 Deneen視Trump為「有缺陷的自戀者」，直覺訴諸民怨卻欠缺清晰表述，Vance則填補此空白，將後自由思想注入實踐。 Vance從2016年反Trump轉為忠誠副手，橋接MAGA民粹與後自由願景：共享反精英、社會保守與「美國優先」政策等。 作為Trump 2024副總統人選，Vance更是放大了Trump的權威主義衝動，如Steve Bannon所預期的，將後自由元素融入政府，威脅自由民主規範。Deneen在2025年訪談中稱Trump/Vance政府開啟「新時代」，崩解自由主義。
Zohran Mamdani：後自由主義左翼（post-liberal left）的出現
而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長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Deneen所說的後自由主義「新時代」左翼（post-liberal left）正式在美國政治地圖上的出現。他的勝選不僅擊敗建制派如Andrew Cuomo，更透過動員逾30萬非選民（年輕人、移民與邊緣社區），重塑選民結構，也呈現出後自由主義批判自由主義個人原子化與市場主導，轉向集體義務與社區團結的特點。Mamdani的民主社會主義議程——凍租、免費兒童照護與公車——不僅是其具體政策藍圖，更是後自由主義左翼對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的系統性反撲，挑戰全球資本主義的霸權邏輯。同時，透過基層滲透而非頂層魅力領袖，以便實現「共同善」的轉型。 比如其凍租政策，指出紐約住房危機的核心：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Mamdani承諾凍結所有租金上漲至少兩年，並擴大租金管制至全城中低收入單位，預計惠及逾200萬租戶。這不僅緩解疫情後租金暴漲（平均年增8.5%），更批判資本驅動的投機房地產，將住房視為公共財而非商品，體現出後自由左翼的特點。 從中可以看見Mamdani如何借鑒全球左翼經驗，注入威權傾向的進步主義：國家主導資源分配，優先集體福祉而非個體選擇。
不難發現，Zohran Mamdani與JD Vance雖分屬左翼與右翼，卻其目標似乎有相同之處：針對自由主義的個人原子化、市場萬能論導致的社會解體、社區瓦解與道德空洞；呼籲回歸「共同善」（common good），國家積極介入重塑集體義務與美德。 兩人均以民粹動員邊緣群體——Mamdani透過逾30萬非選民（年輕移民與低收入者）重塑紐約選民結構，Vance借工人階級與鄉村保守派攻擊精英——反對全球資本主義，主張經濟民族主義與地方主義。Mamdani的凍租與免費兒童照護，Vance的家庭補貼與貿易保護，皆把個人嵌入家庭/社區網絡，非孤立自主；同時強調國家主導資源分配以培育美德。同時，他們也都注入威權傾向：Mamdani的基層滲透（如志工網絡操縱政策）與Vance的「政權變革」（無情奪取機構、忽略法院）都挑戰著自由規範，轉向集體正義而非個人權利。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兩人都似乎在實踐Patrick Deneen理念，批判自由主義失敗，這似乎也預示美國政治不分左右的後自由轉型和一種新的政治格局的到來。
不過，Mamdani作為左翼民主社會主義者，其「共同善」根植多元包容與身份政治（交織身份）：如優先邊緣移民與低收入女性，視國家為糾正結構不公的工具，，強調全球正義與生態轉型。 這與Vance的右翼後自由以天主教社會教義為根基，視國家為守護基督教美德的堡壘，強調「美國優先」，也有著本質不同。
Zohran Mamdani能否改變民主黨？
Zohran Mamdani的當選雖注入民主黨活力，但遭受不少批評，其激進社會主義政策首當其衝。比如其承諾的租金凍結、免費公共交通、大學學費全免及債務取消，皆由巨額稅收支撐，國會議員Tom Suozzi（民主黨中間派眾議員）稱其社會主義「烏托邦空談」，擔憂財政赤字及資本外流而拒絕背書。他認為，這些政策不僅忽略市場現實，更恐導致資本外流，放大經濟不穩。
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長後，迅速宣布全女性過渡團隊（transition team），包括前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Lina Khan、前副市長Maria Torres-Springer及Grace Bonilla等五位女性領袖。 這一舉措被視為對前對手Andrew Cuomo性騷擾醜聞的反擊，強調女性領導力與多元包容，也是Mamdani對身份政治的重申。 作為烏干達裔印度穆斯林移民，他公開擁抱其複雜身份——年輕、穆斯林、民主社會主義者；更早，Mamdani在哥倫比亞大學申請中自標「亞裔」與「非裔美國人」。在競選中，他突出反伊斯蘭恐懼與移民權利，動員年輕及少數族裔選民。 其團隊聚焦跨性別權利、墮胎存取及兒童照護，強化「交織身份」（intersectionality）的敘事。 因此也引發激烈批評。MensRights社群便指責這是「歧視性身份政治」，排除男性，助長「反男性偏見」。 Mamdani對身份的強調雖然激勵了一部分人，卻更加放大了黨內分裂和與右派的文化戰爭。
因其強調平等與政府角色、強調身份政治（「交織身份」），甚至更加激進，因此Zohran Mamdani也被一些媒體稱為「奧巴馬第二」或是升級版。當然，兩人最大的不同是，Mamdani並非在美國出生，沒有競選總統的權利，這也註定Mamdani作為政治人物的局限性。所有這些，也讓不少人懷疑其可持續性。
早在一個月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Ross Douthat發表評論文章《Why Left and Right Can’t Understand Each Other’s Fears（10月4日）》，認為後自由主義傾向在進步主義與民粹主義中以不同形式顯現，前者透過微妙制度滲透，後者依賴魅力領袖，導致左右兩翼彼此誤解對方的恐懼與威脅。在Ross Douthat看來，「後自由左翼或許終將找到一位魅力領袖，如全美版Hugo Chávez或超越紐約的Zohran Mamdani」以此抗衡後自由右翼。從這點出發，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的背景下，Mamdani的勝選，似乎可以視為美國後自由主義時代，一種新的更加複雜的政治局面的出現：無論左右，美國政治開始從個人權利的強調轉向共同體義務和國家干預。美國最終會走向何方，似乎依然需要時間。
轉載自《波士頓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