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1996年3月23日，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接選出總統。這場選舉不只是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也使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建立在台灣人民的政治授權之上。回顧台灣民主化歷程，人們往往聚焦於制度改革本身，但若從兩岸關係的定位來看，九○年代同樣是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 中國始終主張兩岸關係屬於「一個中國的內部問題」，但對台灣而言，兩岸關係早已不是內部事務，而是兩岸之間的政治關係。這樣的理解並非突然出現，而是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政治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李登輝總統於1999年提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並非突如其來的政治宣示，而是對這一政治現實的明確界定。
兩蔣時代：圍繞中國法統的競逐
若回到兩蔣時代來看，當時兩岸圍繞著「中國法統」展開長期競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主張自己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無論是「反攻大陸」的政治宣示，還是「漢賊不兩立」的外交立場，本質上都是延續這場法統之爭。然而，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這種競逐逐漸失去現實基礎。1971年聯合國席次更替後，中華民國失去在聯合國的代表權；1979年中美斷交，更象徵冷戰格局下外交結構出現根本轉變。隨著國際政治環境的改變，兩蔣以代表「中國法統」為核心的政治敘事也逐漸鬆動。
自由化的開端與歷史契機
同一時期，台灣內部政治環境也在快速變化。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轉型，民主運動逐漸興起，威權體制開始面臨來自社會的改革壓力。 蔣經國晚年推動解嚴與政治開放，這一波自由化突破，為台灣後來的民主化轉型創造了條件。1988年蔣經國辭世後，台灣政治進入重要轉折。李登輝總統在這樣的情勢下接掌政權，開始推動一連串政治與制度改革，也逐步重新思考兩岸關係的定位。 在推動改革的同時，李登輝總統必須面對複雜的兩岸政治壓力。為避免中國將台灣的政治轉型解讀為走向台獨，他在初期採取較為謹慎的安撫策略，例如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提出國統綱領，並透過海基會建立兩岸兩會的事務性協商機制，既維持兩岸互動空間，也為台灣後續的民主化改革爭取時間。
憲政改革與人民主權的確立
在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前，李登輝總統已完成一系列重要制度鋪墊。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其中最關鍵的一步。這代表長達數十年的內戰體制正式結束，也象徵中華民國不再以「反攻大陸」為國家目標。隨著終止臨時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再被視為叛亂組織，而被視為現實存在的政治實體。 1991至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以及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逐步建立起新的憲政秩序。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來源，不再來自「中國法統」的歷史主張，而是來自台灣人民透過民主制度所賦予的政治授權。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兩岸關係的重新定義
在這樣的制度基礎之上，李登輝總統於1999年提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句話清楚說明，兩岸並不是一個國家的內部關係，而是兩個各自獨立的主權政治體之間的關係。 從歷史脈絡來看，這其實是台灣完成民主化與憲政改革後自然形成的政治結論。當國家正當性來源已建立在台灣人民的民主授權之上，兩岸關係自然也不再能以「中國內部問題」來理解。
李登輝留下的台灣主體性框架
三十年後再回頭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不僅重新界定了兩岸政治關係，也標誌著台灣主體性的制度化完成。從終止動員戡亂、憲政改革，到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這一連串制度轉型逐步重塑了國家的政治基礎，使中華民國在台灣建立起以民主授權為核心的政治正當性。 對今天的台灣而言，這段歷史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當中國持續試圖將台灣問題界定為內政問題時，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理解，其實早已建立在不同的政治基礎之上。 因此，「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不只是一句政治表述，而是李登輝總統在台灣民主化完成之後，為台灣確立的主體性框架。這正是李登輝總統留下的重要政治遺緒，一個以民主制度為基礎、以台灣人民為主體所建構出的兩岸政治定位。
轉載自《民報》作者為前李登輝基金會副秘書長、現為大學專任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