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這是唐代史學家吳兢《貞觀政要·崇儒學》中的治世之理。即：治國最重要的事，在於尋覓人才，用人妥當，如果使用的不是人才，則必然難以治理國家。唐太宗說道：「構大廈者，必資於眾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清康熙也說：「政治之道，首重人才。」總而言之，治國平天下，首要就是重視與使用人才。
蔣介石既是傳統人，又是當代人；既是文化人，又是民國軍人。他深諳中國書院文化奧秘，融匯南北文化，吸引天下文人墨客，匯聚於身邊，他更懂得軍校與書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以革命「大任」，吸引中華大地的革命志士和軍事英才。上一章說蔣介石與學員談話，通過觀察學員的舉止、修養、愛好、言談、品行和追求，達到識人知人的目的，無非就是選擇與使用人才。
林彪在黃埔四期同學眼里，學習成績欠佳，是個不顯山不露水的平庸者。在中共元帥聶榮臻眼里，「林彪學習比較平庸、政治也不活躍」。但是蔣介石卻慧眼識才，如果不是因為林彪深厚的政治背景與中共身份，蔣介石已視其為人才使用，後被陳立夫諫言阻攔了。
廖宗澤學員，在蔣介石眼里是不是有用之才？一定是。上一章節，說到蔣介石對廖學員頗有好感，為什麽這樣說呢？這一章將細述蔣介石與廖宗澤的故事。
31、「天降大任」的北伐戰爭
每個人都年輕過，有過「天降大任」的那種亢奮，甚至是「熊氣凜然」，等自己上了年紀卻才知道，不過是一枕黃粱。而對黃埔軍校蔣校長來說，對每一位黃埔學員來說，北伐戰爭不僅僅是血灑戰場，命懸一線，舍生忘死，還得置之死地而後生，打敗北洋軍閥，實現國家的統一，這才是他們的「大任」。「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對黃埔師生來說，蘊涵著崇高的意志、決心、智慧、生命，及視死如歸和雖死猶榮的革命精神。
今人提及北伐戰爭，自然是輕描淡寫，只因人們已遠離「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歲月，遠離了山河破碎、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的環境，了無感覺，逐漸遺忘。有人說「時間是塊磨刀石」，磨礪了世人的記憶、意志、理念……。
對中華民國來說，北伐戰爭的意義，如同中共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是國民政府統一中華，起著決定性意義的偉大戰爭。是由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以國民革命軍為主力，蔣介石為總司令，於1926年至1928年間發動的統一戰爭。
黃埔四期學生尚未畢業，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從廣東起兵掀開了北伐戰爭序幕。北伐伊始，交戰雙方的兵力，力量懸殊，天差地遠。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合計兵力，撐死也就廣東的八萬人，面對的北洋軍閥號稱擁兵百萬。
說林彪是戰神，他最大的戰術核心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殲敵」，他時常對屬下要求「要拿六個到七、八、九個團打敵一個團」，一場戰爭，林彪若沒有八、九成勝算不會輕易嘗試。所以林的「常勝將軍」重要原因，是精打細算、不願涉險，這就是林彪的指揮風格。
蔣介石領軍統一指揮的北伐戰爭，敵我軍力態勢懸殊，蔣介石並不魯莽，他深知北洋軍力情況。號稱的北洋政府，自袁世凱死後，無人有聲望和能力統禦整個北洋軍，北洋軍分裂為直系、皖系、奉系等三大割據勢力，統稱北洋軍閥。而在護國戰爭後，各地軍閥亦逐漸成形，如桂系、滇系、粵系、川軍等。各地軍閥在名義上仍受北京的中央政府節支與調度，但實際上各自為政，有如獨立王國。中央政府實際為直系、皖系、奉系軍閥輪流掌握。故這一時期也稱「軍閥割據時期」。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甲子兵變，推翻大總統曹錕，請段祺瑞出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執政」（相當於國家元首），1925年4月，段祺瑞取消法統令，廢除了運行12年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1926年3月18日，發生北洋政府鎮壓北京學生運動的「3·18慘案」，同年4月9日，段祺瑞被鹿鍾麟驅逐，避入東交民巷法使館。5月，奉系軍閥張作霖直接控制北洋政府，與直系軍閥吳佩孚[1]會面，其後張作霖往返於天津與奉天之間。吳佩孚向張作霖呼籲恢復法統，但是未得到響應。吳佩孚的勢力地處華中，他的堅定反蘇立場，使得蘇聯支持國民黨廣州國民政府，把吳列為北伐的首要攻克與解決目標。
所以說，北洋政府擁兵百萬，細算起來，吳佩孚占據兩湖地區及中原大部，擁兵20萬；皖系的後起之秀孫傳芳帶兵20萬，盤踞物產富饒的長江中下遊五省；奉系張作霖坐擁東北，號稱東北王，手底下擁有40萬軍隊，還有一套完整的軍工設備，自給自足。除此之外，山東的張宗昌也有十多萬。軍閥部隊獨霸一方、各自為政，恰好為國民革命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大好機會。
面臨北伐「大任」，對於廖宗澤來說，南下廣州投考黃埔，統一國家，建立新中華，這是他的初衷。蔣介石與其子弟兵有著共同的追求，「大任」面前視死如歸。黃埔師生是北伐征戰的主力，有記載道：黃埔師生充分表現出以少敵眾，以弱勝強，忘我殺敵，不惜犧牲的精神。另一則記錄是：「北伐開始後，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畢業，先後分發到前線 1000多人。」
32、西線局勢隱患
廖宗澤官佐履歷表中的「服役經歷」欄目記述：民（國）十四年軍校四期入伍時參加廣東統一之役；民（國）十五年參加第一次北伐戰爭。
第一次北伐戰爭，或者第二次北伐戰爭，這是當年國民政府時期表述方法，如今很少有這樣的提法。查閱資料，按照今天對北伐戰爭時間概念上釋疑，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開始，至1927年初，攻取南京、上海等，3月底基本消滅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軍隊，也就是第一次北伐戰爭。第二階段：1928年，蔣介石聯合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發動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戰爭。因國民政府自稱這次戰爭是第一次北伐戰爭的繼續，故稱這次戰爭為「二次北伐」。
據廖宗澤檔案記錄，廖參加了北伐戰爭，卻去了西線，而赴四川的這個時間點，正是北伐戰爭向縱深展開，勢如破竹，已攻取了長沙、漢陽、漢口、武昌、南昌等城市。前方戰事吃緊，應該是軍人展現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廖宗澤卻轉入西線？難道西線無戰事？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北洋軍閥，主要是吳佩孚勢力。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態勢，以蔣介石為首的北伐軍，制定了集中兵力、殲敵主力、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擒拿敵軍首領，使敵軍徹底瓦解的戰略方針。
吳佩孚雖說代表著北洋政權，但他的盛名代代傳播，有一代「儒梟」之譽。他平生注重修身，廉潔自守，為人忠直，至性至情，稱得上是北洋集團中乃至民國政壇軍界中的佼佼者，享有「常勝將軍」之名。他善於用兵，富於韜略，軍事才能在當世中國武人中堪稱首屈一指，兵鋒所指，無不披靡，為世人矚目。
從北伐戰爭態勢來說，吳佩孚是正面敵軍力量，東征時蔣介石解決了國民政府的後顧之憂，但國民軍還面臨著側翼的隱憂，四川軍閥派系眾多，諸如：楊森、劉湘、鄧錫侯、劉存厚、田頌堯、劉文輝、熊克武、但懋辛等，雖說熊克武、但懋辛還屬於國民黨系，但陳炯明反叛政變時，熊克武、但懋辛參與其中。1926年8月，蔣介石將熊克武扣押於虎門，可但懋辛逃逸。
在沙盤推演中，蔣介石很清楚，北伐一路向北挺進。側翼四川軍閥各自為陣，儘管尚未與國民政府公開叫板。1926年5月，楊森接受了吳佩孚的任命，擔任四川省長，且楊森擁兵自重，無疑是側翼的軍事隱患。萬一四川軍閥聽命於北洋政府，橫向里殺過來，抵達廣州，直取國民政府的老巢。非但北伐成果不保，且民國大本營廣州將遭遇嚴重威脅。問題的關鍵是，蔣介石手里兵力不足，無法再分兵出戰，所以只能是用計謀，出奇兵，制約與遲滯川軍可能帶來的破壞。
如此我們就搞清楚了一段史實。順慶兵變（起義）、瀘州兵變（起義），是北伐戰爭的組成部分。起義後，這些軍閥部隊並沒有被改編成共產黨武裝，而是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劃歸蔣介石領導。
33、蔣介石派遣劉伯承赴川
蔣介石參謀部很快擬定的方案：
一是遊說四川軍閥劉湘、楊森等倒戈，與北洋政府作切割，接受和聽從國民革命政府的任命與調遣。
二是如果第一計落空，備案是策動四川的軍閥兵變，收編這些軍閥武裝，壯大國民革命軍力量。同時也解決了就地建立國民革命軍，在四川組織和積蓄兵力，一旦有四川軍閥攻擊北伐軍側翼，便可組織制衡力量。
此兩條措施的制定，是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便於相機行事。
此時，有一關鍵人物拜見蔣介石，此人是劉伯承，楊闇公鼓勵他到黃埔軍校當教官，以便發揮他的軍事特長。
在1926年10月，在吳玉章的引薦下，劉伯承拜見了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但蔣介石沒有接納，原因應該在於吳玉章，吳在國民黨中屬於左派，而且已經與共產黨掛靠，這使蔣介石極為反感。1926年3月發生了「中山艦事件」，及5月國民黨提出的「整理黨務案」，旨在取消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世人有愛屋及烏，同樣有池魚之殃，劉伯承應該是被吳玉章殃及。蔣介石不便明說，還是讓劉伯承返回四川，去執行北伐的西線任務。
劉伯承在川軍混跡多年，集有一些軍頭故舊之誼，比如：順慶的何光烈[2]部、川東瀘州的袁品文[3]部、川西合種的黃慕顏部，均是非常熟識。派遣劉伯承赴四川完成西線任務，蔣介石無異議，不感冒，但從東征到北伐，蔣介石主要依靠的力量是黃埔武裝，蔣介石並不信任劉伯承，他不屬於黃埔系，但蔣決不會明說。
劉伯承作為執行北伐戰爭的隱秘任務，按照蔣介石一貫地調兵遣將的風格與做派，他一定會派遣親信隨同劉前往四川，作為監軍。中國自古有監軍一職，代表朝廷協理軍務，督察將帥。蔣介石答應劉伯承：我會選派有經驗的優秀黃埔學生兵協助完成赴川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