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發表於《紐約書評）2012年12月）
10 月 11 日，斯德哥爾摩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長彼得·英格蘭德宣布，2012 年諾貝爾文學獎將授予 57 歲的中國作家管谟业，他的筆名是莫言。意思是「別說話」。 （據說這個名字還是毛澤東，他的父母給還是學齡男孩的他的建議。）
這個消息在北京引起了熱烈的歡迎。 九名政治局常委之一的李長春立即致函中國作家協會（莫言是該協會的副主席），稱該獎項”不僅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的體現。” 官方媒體歡呼雀躍，一個“主流”中國人終於獲得了諾貝爾獎，“中國人民等太久了”。 一週後，官方宣布計畫斥資1.1億美元將莫言的家鄉改造成「莫言文化體驗區」。
同時，國內外中文網路掀起了一場爭議風暴。 與其他可能獲獎的作家相比，這位作家值得獲獎嗎？ 如此高規格獎項是否應該頒給一個專制政府“體制內”的作家？這個專制政府監禁了其他作家——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中國政府認為他是一位“被定罪罪犯”）只是最著名的例子。一位名叫Wang Xiaohong的諷刺作家在推特上表達對已故諾貝爾先生的擔憂，她想像諾貝爾先生在墳墓裡蠕動：
兩年前，我國人民向一位中國人頒獎，此舉冒犯了中國政府。 今天他們又把獎頒給了一個中國人，這樣做得罪了中國人民。 我的天啊。 短短兩年時間，整個中國都得罪了。
撇開諷刺不談，Wang Xiaohong的觀點是正確的：諾貝爾獎在中國受到密切關注和覬覦——總體而言，比其他地方更受關注和覬覦。 就像奧運金牌一樣，它們被視為被世界尊重的象徵——近幾個世紀以來，許多中國人感覺中國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這種尋求尊重背後的不安全感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案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中國實質上將對其文化成就的判斷交給了瑞典人委員會。 （一位委員會成員馬躍然Göran Malmqvist 可以閱讀中文，但其他人則依賴翻譯。）中國確實有自己的文學獎——茅盾獎，莫言於2010 年獲得了該獎。但莫言和幾乎所有中國人都不會講這個獎與諾貝爾獎相比（茅盾是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的政治小說作家；他在 1949 年至 1965 年期間擔任毛澤東的文化部長，並因散文乏味而聞名——並名至實歸。但其茅盾獎被視為二級獎項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一個國內的、國家資助的獎項。）
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對諾貝爾獎的聲望特別敏感，並且必須面對令人沮喪的歷史記錄。 共有八位中國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但其中六位獲獎時是西方國家（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公民，另外兩位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公民。
中國有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其中一位是劉曉波，他讓中國政府感到尷尬；另一位是達賴喇嘛（1989 年獲獎），自1959 年以來一直流亡海外。（中國的統治者稱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和“披著羊皮的狼”，但不敢輕易說他“不是中國人”，因為這會承認西藏可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高行健——他在中國的作品譴責共產主義，1997年加入法國國籍——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官方媒體稱，諾貝爾委員會“失去了權威”，是“一個由所謂文學專家組成的小集團，對中國人民的態度極度不健康。”
莫言的獲獎需要徹底扭轉這些判斷，而且沒有跡象表明官方媒體中的任何人認為這很難做到。 他們的工作是促進國家發展，而不是保持一致。 現在輪到另一方——網路上的持不同政見者和匿名自由思想家——發動攻擊了。 有些人批評諾貝爾委員會，但他們的主要批評是莫言本人，主要是他最近的一些政治選擇。 2009年10月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上，他宣讀了一份經過官方審查的演講，其中他聲稱文學應該置於政治之上； 但是，當中國當局下令抵制自由思想作家戴晴和貝嶺出席會議時，莫言也加入了抵制，後來解釋說他“別無選擇”。
2009年12月，劉曉波被判出人意料的重刑十一年後，電影學者崔衛平對一百多名中國著名知識分子進行了電話調查，以了解他們的回應。 許多人冒著個人風險表達了厭惡，並告訴崔她可以發表他們的言論。 莫言也同意發表他的言論，他表示：“具體細節我不清楚，不想發表評論。 我現在家裡有客人，很忙。”
但最讓莫言的批評者感到惱火的是，他在 2012 年 6 月同意參加一個國家資助的項目，讓著名作家手抄毛澤東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慶祝他們的七十週年紀念日。 這個《講話》——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是中國作家的思想手銬，從1976年毛澤東逝世到1989年北京大屠殺期間幾乎受到作家們的普遍譴責——現在又被捧為譫媚之物。 一些受邀參加的作家拒絕了。 莫言不僅同意，而且比其他人更進一步解釋說，《講話》在當時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諾貝爾獎宣布後的記者會上，莫言要求將他的政治立場與他的寫作分開。 他說，諾貝爾獎「是文學獎，而不是政治獎」。 網路上的一些批評者斷然拒絕了這種差異。 （有人發推文說，“如果一位渾身是糞便的廚師給我端上一頓飯，那麼無論食物多麼美味，我都難以吞嚥它。”）然而，更深層的問題是如何以及如何做到這一點。作家對獨裁政治政權的沉浸和適應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或她的寫作。 這個問題既微妙又重要，莫言提供了一個有用的例子。
莫言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聲名鵲起，當時電影製片人張藝謀將他的小說《紅高粱》拍成了一部獲獎電影，該小說講述了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日本侵略期間山東農村的生活傳奇。 當時認識莫言的劉曉波後來寫道，這部電影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
它自由地利用了原始的性行為和通姦的主題。 其主題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是對情慾原始生命力的肆無忌憚的認可。 以西北荒涼的火紅高粱為背景，在蔚藍的天空下，在燦爛的陽光下，土匪暴力擄掠鄉村婦女，高粱地裡姦淫猖獗，土匪為了爭奪女人而互相殘殺，男工們透過向女主角釀造的在酒中撒尿，神奇地釀造出廣為人知的“六里紅”白酒等等。
這一切……不僅為男性和女性性慾的奇妙實現奠定了基礎； 它創造了更廣闊的夢想視野，承載著神奇的生命力。 紅高粱能夠獲獎，象徵著國民性觀念的轉變：“情色展示”被視為“旺盛的生命力”。
莫言正確地指出，紅高粱在 20 世紀 80 年代受到了當局的相當大的壓力。 至少，他不是阿諛奉承者。 這部作品不僅挑戰了性禁忌，而且他描繪了日本佔領下中國人的生活，這與共產黨官方對農民英勇抵抗的描述截然不同。 莫言、張藝謀等人被視為年輕的叛逆者。
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小說家、散文家大江健三郎在得獎感言中說：
透過分享古老、熟悉而又鮮活的隱喻，我與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鄭義和莫言等作家保持一致。 對我來說，世界文學的兄弟情誼就在於這種具體的關係……。 我現在對那些自天安門事件（即1989年6月4日鎮壓）以來被剝奪自由的中國天才小說家的命運深感憂慮。
大江當時並不知道，對於他所敬佩的兩位中國年輕作家鄭義和莫言來說，“命運”會發生怎樣截然不同的變化。 鄭義因《老井》（1984）引起了大江的注意，這是一部以山西省農村地區幾個世紀以來對水的渴求為背景的浪漫故事。 和《紅高粱》一樣，這個故事也被拍成了一部得獎電影。 1997年，大江告訴我，他喜歡鄭的“垂直方向”──深入地下的古井和向天空延伸的“神樹”。 （鄭義當時正在寫一部名為《神樹》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中國鄉村生活的描述充滿魔力。）1989年，鄭義支持天安門學生抗議者，隨後被政府列入逮捕名單，生活在中國地下三年，然後於1993年乘船逃到香港，此後一直在美國過著流亡生活。 他繼續發表大量文章，始終絕對坦誠批評中國政府。
莫言在政治和文學上都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1989年後的每一位嚴肅的中國作家和藝術家都必須面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留在”體制內“的選擇。 許多人，例如莫言，毫不含糊地留在體制內，對官方指導方針做出或大或小的調整，儘管他們公開保留自己沒有做這樣的事情的謊言。 （莫言在最近的記者會上面無表情地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在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繁榮時期，金錢已經成為留在體制內的另一個重要誘因。 拍攝《紅高粱》的電影製片人張藝謀在“體制內”越走越遠，直到2008 年，他受邀為北京奧運會壯觀的開幕式編舞，並評論道（顯然沒有諷刺意味），只有像中國或朝鮮這樣的國家可以策劃這樣盛大的演出。
大多數選擇“體制外”的作家——劉賓雁、蘇曉康、鄭毅、廖亦武等人——都接受了流亡作為說出自己想法的代價，沒有任何調整。 哈金採取了不同尋常的舉措，不僅離開了中國，而且離開了漢語。 他只用英語寫作，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即使是潛意識的影響也不會影響他的表達。 一些1989年後選擇流亡的人後來改變主意返回中國。 裝置藝術家徐冰1990年至2008年居住在紐約，隨後回國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 著名詩人北島也回國，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度過。 政權歡迎名人回歸，因為這有助於提升其形象。 它為他們提供了金錢、地位和比其他人更多的自由——但從來不是完全的自由。
1990年代開始，莫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找到一種可以長期使用的文學聲音。 《紅高粱》確實是突破，但只是因為1980年代的政治局勢，當時中國作家可以透過「闖禁區」而聞名。 紅高粱已經分裂成兩個部分：性放蕩和講述對日戰爭的真相。 但到了20 世紀90 年代，等待闖入的禁區越來越少，而那些仍然存在的禁區（1989 年的大屠殺、政治精英的腐敗，以及台灣、西藏和新疆等話題）則被極其禁止，以至於不可觸碰。 莫言還需要別的。
他所擁抱的聲音被稱為拉伯雷式的，但它比拉伯雷式的更樸實。 人類的動物本性──吃東西、排泄、打架、尖叫、流血、流汗、通姦──比比皆是，動物所迴避的某些特質也比比皆是，例如霸凌、縱容和背叛。 有時，但並非總是，莫言的表達是諷刺性的，其中包括評論家將其與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相比較的想像力。 （莫言是否讀過拉伯雷或加西亞·馬奎斯值得懷疑；這些只是相似之處，而不是影響。）
莫言描寫社會底層的人們，在《天堂蒜薹之歌》（1988）中，他明確站在那些被掠奪性的地方官員欺負和破產的貧困農民一邊。 近代中國文學界對受壓迫者的同情有相當大的市場，主要是因為社會上確實有許多受壓迫者，他們確實引起同情。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莫言描寫受壓迫者命運的方式與劉曉波、鄭義和其他異見人士的方式之間的區別。 劉和鄭譴責整個專制制度，包括最高層的人。 莫言和其他體制內作家指責地方惡霸，而沒有提及高層。
然而，中國高層人士的標準策略是將民眾的苦難歸咎於下級官員的不當行為，並發出這樣的訊息：“在高層，我們傾聽你的聲音，我們同情你； 不用擔心我們的整個系統有什麼問題。” 二十年前，當中國人只能接觸到國家提供的新聞來源時，大多數人都相信這種保證； 如今，有了互聯網，相信的人越來越少了，但資訊仍然非常有效。 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很清楚這個政權的策略，也許不喜歡，但他們接受在如何安排事情上的妥協。 這是體制內作家的代價。
莫言創作的全景小說涵蓋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大部分歷史。 “改寫歷史“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說的時尚； 對於仍在努力面對“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問題的讀者來說，它引起了極大的興趣。 在該國的毛主義痙攣期間和之後，體制內的作家會陷入困境：如何面對像導致3000萬或更多的人餓死的大躍進飢荒（1959-1962年），或者又奪走了兩三百萬人生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1970年），它依然以犬儒主義和不信任毒害民族精神，以至於今天還沒有完全恢復。 今天的共產黨領導人擔心他們的權力可能會因與這些毛主義災難有關而受到影響，因此宣布這些話題“敏感”，並且在很大程度上禁止國家資助的作家進入。 但全景式寫作的作家不能忽略它們。 怎麼辦？
莫言的解決方案（他並不孤單）是在處理“敏感”事件時引發一種愚蠢的鬧劇。 他的《豐乳肥臀》（1996）跨越了整個二十世紀，講述了一個痴迷於女性身體部位的男人的生活。 在第六章中，本書談到了”大躍進“，當時中國的農村經濟由於毛澤東農業政策的強行幹預而崩潰，其中包括他堅持稻稈緊密種植（農民知道這行不通，但如果他們說出來就會有生命危險）以及他的建議，即可以透過雜交育種來創造新的植物和動物物種，例如，用西紅柿和南瓜雜交來培育巨型西紅柿。
莫言樂在其中，卻忽略了災難。 兔子和羊雜交？ 為什麼不？ 《豐乳肥臀》中的一名志願者大聲說：“甭说是把绵羊的精液射进家兔的子宫，就是把李杜场长的精液母豬的子宮裡，我也絲毫不為難。” 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同時，還沒有出現飢荒的跡象。 當迷戀乳房的主角需要一些羊奶時，還有有人出去買。 在莫言的另一部全景畫《生死疲勞》（2006）中，時間跨度從1950年到2000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公開羞辱的受害者被指控讓一頭驢懷孕。 受害者在長達四頁的時間裡遭受了惡毒的嘲諷，之後當他被強迫吃代表“假驢雞巴”的蘿蔔時，“人群哄堂大笑”。
諾貝爾獎委員會內外的莫言捍衛者都稱讚他有“黑色幽默”。 也許。 但其他人，包括這些暴行受害者的後代，可能會想知道有什麼好笑的。 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種寫作方式之所以有用，不僅因為它改變了對歷史的正視，還因為它具有安全閥的功能。 這些都是敏感話題，即使在今天，它們也可能具有爆炸性。 對政權來說，把它們當作笑話可能比直接禁止它們更好。 2004年，劉曉波在一篇題為《中國當代史上的色情狂歡》的文章中指出，“諷刺……已經變成一種精神按摩，麻痺人們的良心、麻痺他們的記憶。”
莫言的思想是否比他所表達的更多？ 對他來說，就像中國所有的體制內作家一樣，我們至少需要對這個問題保持開放。 在10月12日的記者會上，他這樣回答記者關於他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問題：
我在1980年代讀過他的一些文學著作……後來他離開文學轉向政治之後，我就沒有和他有過任何接觸，我也不太了解他此後所做的事情。 但我現在希望他能盡快獲得自由——盡快獲得健康的自由——然後能夠隨心所欲地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會制度。
這項聲明很快就得到了劉曉波的一些支持者的歡迎。 這位新諾貝爾獎得主為一個名字被中國官方媒體禁止的人發聲。 而且莫言的話很快就被中國國內的網路刪除了，當局肯定被激怒了。 莫言顯然已經發表了良心聲明。
這個說法當然有價值，但對我來說，有比良心勇氣更合理的解釋。 中國的警察和宣傳官員與有影響力的人士保持密切聯繫，其中包括建制派人物和異議人士。 有時是在喝茶時進行“聊天”，討論一個人在公共場合應該或不應該說什麼或做什麼。 當諾貝爾獎這樣轟動的獎項出現時，獲獎者不被傳喚一次或多次談話是不可思議的，莫言應該如何評價劉曉波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幾乎從莫言獲獎的那一刻起，世界各地的記者就紛紛追問，而當他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時，更是不可避免。 （網路上的中國網友也提出了這個問題。有人發推文說“如果莫言有膽量，他在斯德哥爾摩演講時會站在一張空椅子旁邊。”）
不管怎樣，莫言必須要有一種“說法”──一個說辭。 從該政權的角度來看，那種說辭破壞性最小？ 如果莫言向全世界說劉曉波是個該坐牢的罪犯，莫言自己的形象就會一落千丈，而他獲獎的榮耀──政府想以此增強或駕馭的榮耀也會暴跌。 另一方面，如果莫言真的站在劉曉波這邊──劉曉波曾多次撰文指出，“因言獲罪”在原則上就是錯的，是行不通的。 最好的辦法可能是發表溫和的中間路線聲明，希望劉先生能盡快獲釋。
莫言聲明中的一句話，為這個解釋增添了特別的可信度。 他重複“自由”這個詞是為了強調“盡快獲得健康的自由”。 莫言是否了解劉曉波目前的健康狀況？ 我對此表示懷疑。 最近幾個月只有他的妻子劉霞見過他，她必須嚴格保持沉默，否則會被切斷探視權。 莫言可能只是考慮到其他異議人士的健康在監獄中受到損害，有時甚至非常嚴重。 但我們確實知道，劉的家屬很可能迫於當局的壓力，接受從中國流放。 流亡中的持不同政見者給當局帶來的麻煩比在國內少得多。 去年四月從山東軟禁逃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現在在紐約，與他在山東或北京時相比，他在紐約給政權帶來的麻煩要少得多。
這與“健康”有什麼關係？ 當中國政府將持不同政見者送到海外時，最喜歡的委婉說法是說他們“正在尋求醫療”。 例如，1990年6月，當持不同政見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被釋放前往英國時（中國當局堅稱他在前往美國之前必須在“第三國”停留至少六個月），“醫療”是中國政府與英國外交官談判的藉口。 儘管方先生的健康狀況沒有任何問題，但他還是容忍了這種文字遊戲。 莫言的“健康”這個詞是中國當局向他提供的，或許是為了在國際輿論上為劉曉波的“出國求醫”做鋪墊？ 我不知道。 但這似乎是莫言聲明中出現這個詞的可能解釋。
中國審查機構從國內互聯網上刪除莫言的評論的事實與這種解釋完全一致。 “盡快獲得健康的自由”的文字遊戲（如果是這樣的話）的目標可能不是中國人民； 可能是國際社會。而是如果劉曉波被流放，將會接待他的人，也是中國政府希望他能繼續保持對中國新諾貝爾獎得主好印象的人。
今天的中國作家，無論是否在“體制內”，都必須選擇如何與國家的威權政府打交道。 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各種計算、權衡和打牌。 劉曉波的選擇極不尋常。 莫言的反應更加“正常”，更接近鐘形曲線的中心。 對於你我這樣享受距離舒適的觀眾來說，要求莫言冒著一切風險成為另一個劉曉波是錯誤的。 但如果錯誤地理解了兩者之間的明顯區別，那就更加錯誤了。
2012 年 12 月 6 日
轉載自波士頓書評Boston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