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民運圈裏,我算是老兵了,參加3月2-4日華盛頓「國是會議」,我的發言不敢說經驗之談,簡略談三點:信念基礎、工作方法、前途展望,即重申我們的信念基礎,交流民運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對民運前途的展望,響應「國是會議」的集結號。
海外民運是中共最大的反對派
海外民運歷經近35年,面對蹉跎、傷感的歲月,民運圈內難免出現一些疑慮與迷惘之聲,廖天琪老師曾經說:「追憶六四——痛心,展望未來——灰心」,確實反應了普遍的困惑、徬徨與憂患。
有兩個時間點擺在我們面前:「六四」事件至今近35年,中共建政至今也已近75年,而中國的極權沒落體制還在持續,與整個現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中國的憲政民主之路艱難,堪比李白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尤為坎坷與艱辛。艱難的原因:是中國的極權獨裁統治根深蒂固,延續數千年之久,西方民主轉型的模式與經驗,對中國政體的改造不管用,不足以揚湯止沸。
然而,海外民運的存在,始終發揮著反對與制約中共集團的作用,足跡一目了然。大家都知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憲法沒有人權意識與概念,海外民運在最初十年與西方民主力量共同努力,胡溫時期,中國憲法加入「人權」內容。還有在營救與聲援國內民主人士方面,海外民運數十年來不斷地在做營救工作,單單在座國是會議的三位發起人魏京生、王丹、王軍濤你們在獄中時,我們就發動過無數次的呼籲簽名,示威抗議,拜訪各國政府遞交陳情書。其他例子也數不勝數,從王策、秦永敏、劉曉波、劉霞、胡佳、高智晟、維色到王炳章、郭飛雄、伊力哈木,幾乎所有知名的落難異議者,我們都竭力地為他們在國際上發聲,進行營救。
舉個例子:2014年4月24日高瑜再次被捕,歐洲朋友們商議如何救援高瑜?有人建議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有人建議提名「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相比之下,後者更容易擴散宣傳效應,由歐洲七百餘名議員投票,比較容易達到天下盡知的效果。我們於是展開工作,準備中英文文件,在材料裡附上高瑜參加我們會議及獨立中文筆會的資料,其中有歐洲議員與她一起的合影,效果非常好,在幾十位候選人中,高瑜是進入最後的三位候選人之一,雖然最終落選了,但是知名度出去了。
在默克爾總理2015年10月29日至30日訪華之前,德國議員、德國之聲和我們都給她寫了請願函,向李克強、習近平提出了高瑜問題,同年11月26日,法院准予高瑜監外執行。
倘若,這股世界海外民運力量不存在,中共會肆無忌憚,毫無顧忌地鎮壓反對力量,奴役百姓了。我們的成長與發展,意味著不斷添磚加瓦,集結反共力量,與之最後的決戰。
自由民主一定戰勝專制獨裁
2006年10月,我們一行人拜訪了馬克•帕瑪(Mark Palmer),他是美國前外交官、八十年代末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經歷了匈牙利社會變革的過程。
我們在馬克•帕瑪家中與他談話,他回憶道:自己見證了當年匈牙利民主運動的變遷過程。彼時他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1989年7月11日至13日,老布什總統訪問匈牙利,在結束訪問前與馬克•帕瑪談話。總統說這幾天走訪匈牙利的一些州,還與政府與各界人士見面,與你報告所陳述的情況相距甚遠,我看不出匈牙利近期會發生社會民主運動,你的預測是錯誤的。
但是布什總統離開匈牙利僅僅一個月後,匈牙利民主派各組織人士一起舉行了圓桌會議,10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大會上,宣布「黨的國家政黨歷史宣告終結」,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思想,改為民主社會主義,並將黨名改為「匈牙利社會黨」。10月18日,匈牙利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確定引入市場經濟、多黨制民主政治,並將國名改為「匈牙利共和國」,標誌著長達40年的匈共歷史結束,匈牙利民主化運動獲得成功。
他告訴與勉勵我們:要有信心,我們代表著正義與光明,相信自由民主一定會戰勝專制獨裁。
前幾天,我們與萬潤南先生一起討論「台灣大選引發台海安全熱議」,老萬指出:我們不能把習近平、把中共估計得太高,實際上習近平和中共是紙老虎,外表裝得很強大,其實未必。他用了一句成語「外厲內荏」,外面表現得很厲害,實際上是在掩蓋內心的空虛。中共代表著一種落後、專治、野蠻,野蠻與文明,專治與民主,誰應該戰勝誰呀?當然應該是文明戰勝野蠻,民主戰勝專制。
專制獨裁終將像皇朝統治一樣終結
對中國民運來說,建立憲政制度,放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來說,就是改朝換代。
中國的皇權統治,從悠久的年代來看,從極權體制的完備建構來說,與歐美(西方)的皇權制度差異很大。德國有「選帝侯(Kurfürst)」制度,指那些擁有選舉「羅馬人皇帝」權利的諸侯。這一制度從13世紀中開始實行,一直延續到1806年帝國滅亡為止。歐洲的歷史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因為歐洲的政治制度中,存有局限的選舉基因。
中國君主的治世之道,雖然喊著「民本思想」,比如: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都是謀士們對君王的獻策獻計。而因為是家天下,皇帝說了算,並沒有類似於「選帝侯」制度這樣的約束。比如1886年,路德維希二世被巴伐利亞政府宣布為精神失常、無法處理公務遭廢黜,任命其叔叔柳特波德親王攝政。背後的隱情是路德維希二世傾舉國之力,修建了美輪美奐的「新天鵝堡」,疏於治理國政,難辭其咎,三天後他的屍體在森林中被發現。
中國的民運之路,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是否應該從中國的皇權統治模式中去探討與尋找策略?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社會變遷總是由盛而衰,國家衰敗,則人心思變;二是君主更替,新君與舊臣之間的矛盾,即急於瓜分新君與舊臣的勢力和利益範圍,朝中鬥、內政亂,各派政治力量逢亂起兵造反。
第一種情況就不展開討論了,就時下的中國經濟狀況來說,仍屬於經濟鼎盛時期,綜觀2023年全球GDP增長率,中國是4.5%,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展望(德國之聲報道)數據,2024年世界平均經濟增長預測是3.1%,中國是4.6%,美國是2.1%,德國繼2023年預計收縮0.3%之後,僅增長0.5%,將再次成為七國集團中增長最慢的經濟體。
分析君主更替問題,從新舊君主更替來看,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華夏六國的中央集權朝代,但在第一任君主更替上,秦朝就結束了,僅延續了17年。隋朝的「開皇之治」,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選拔優秀人才的科舉制度,建立議事制度、監察制度、考績制度,這些都強化了政府機制,深刻影響了後世的皇權政治制度。今天中共的極權制度,也基本沿襲了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即便是影響深遠的隋朝,也逃不過新舊君主更替這一關,僅僅延續了37年的隋朝也滅亡了。
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制度性的病缺與漏洞顯而易見,新舊君主更替更是難以逾越的一關。中共每一任執政權力的交接,都是一次難關。毛澤東去世時,曾經出現了一波政治動蕩。胡錦濤交接時,同樣出現了「新四人幫」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的奪權風潮。
「國是會議」是解決民運的系統策略、組織與行動
「國是會議」文件指出:處在深重災難中的中國人民需要創建一個民主中國。當今中國處於危難之中,是四十多年來的至暗時刻!中國淪為全國姓黨、全黨姓習的專制獨裁體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中國各界迫切期盼結束中共暴政和習近平獨裁,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結束暴政,實現公民公平分享發展果實,才能實現國泰民安、長治久安,這也為世界和平發展,創建了民主中國作為國際政治穩定的有力保障!
老魏指出: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但是什麽時候崩潰?如何崩潰?難以預測與判斷,將可能的變局導向建立民主人權制度,是我們需要開始的工作,改變中國需要提前設計,提出方案,如同當年美國建國之初召開的大陸會議一樣,這是避免整個社會失去方向的必需工作。
三十餘年來,中國民運的現況是:組織繁雜、山頭眾多,各有綱領、各謀其政。雖說做到了隊伍不散、口號不斷、旗子不倒,但是籬笆林立,處處欄柵,力量分散,成效甚微。
民運圈內的朋友,都是當事人,都是責任人,如何凝成一股繩,聚成一股力,走出中國民運新天地?古有「周文王與《易經》的永恒對話」,凝聚了中華國運的智慧與薈萃。
「國是會議」是學習與效仿這種探索與治世的精神,將是現代版中國民主憲政國運發展的智慧與薈萃,走出中國民主運動的低谷。「國是會議」也是民運工作的統籌規劃,以項目、議題集結全球民運組織,有步驟、有計劃和全球規模化的行動。在這個動蕩的時代,我們應該去爭取和贏得中國民主憲政運動的勝利!我支持「國是會議」的統一規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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