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會議上，我遇到了一位自 1989 年在北京以來就沒有見過的中文老師。 她回憶起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問我：“那是在動亂之前還是之後？” 我逗她：“你說動亂是什麼意思？ 學生動亂還是政府動亂？ ”她條件反射地回答：“當然是學生動亂了。” 然後她看了我一會兒，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後說：“哦，是的！ 政府動亂。 屠殺！” 然後她向我進行了長篇道歉：她自己曾是1989年的學生抗議者，在大屠殺發生前幾天曾在天安門廣場（不是大屠殺期間）； 她站在學生那邊； 她同意我的觀點。 然而，“學生動亂”這個詞現在就像“星期三”一樣輕鬆地從她嘴裡脫口而出。
這種誘發的語言習慣在多大程度上增強了國家權力？ 作家在選詞時遵守黨的路線有多重要？ 這些選擇對讀者的思考有多大影響？
最近，我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關於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文章，反對莫言呈現20世紀中國歷史的方式。 我注意到，當他遇到像大躍進飢荒這樣的災難性事件時，他會透過訴諸我所謂的「愚蠢的鬧劇」來轉移注意力——將綿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強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驢雞巴”的蘿蔔— 卻沒有提及導致 3000 萬人或更多人喪生的飢餓。
查爾斯·勞克林（Charles Laughlin）在一份冗長的回復中對我提出了異議，他認為：“莫言的目標讀者知道大躍進導致了災難性的飢荒，任何對歷史創傷的藝術處理方式都是變形或折射的。” 勞克林認為莫言是在諷刺，而不是在掩飾，這樣說的話，狹義上我是可以接受的（儘管我個人對諷刺的品味還沒有達到”驢屌“的程度）。 在我看來，問題在於勞克林的短語“目標讀者”。 莫言曾說過，他的寫作並不是針對任何特定的讀者，因此這裡的“目標讀者”不應被理解為實際的讀者，而是作者言辭所隱含的讀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隱含讀者”是文學研究中的既定術語，這樣分析是很合理的。
但我擔心的是真正的讀者。 “愚蠢的鬧劇”如何影響他們？ 我希望勞克林會同意我的觀點，莫言的實際讀者數量眾多，大部分是年輕人，沒有受過很好的中國歷史教育。 為了達到勞克林眼中莫言理想的「目標讀者」的水平，年輕的中國人必須跨越共產黨教育設置的一系列智力障礙：首先，不存在飢荒，因為這個故事只是一個故事。外國人發明的誹謗； 第二，如果真有飢荒，那也是氣候惡劣造成的「三年之難」； 第三，即使飢荒確實是人為的，也不是毛澤東造成的，因為毛澤東是偉大的； 第四，如果是毛澤東製造的，人們只是死於飢餓，而不是被毆打、活活燒死（稱為“人體火炬”）或用鏟子潑腦（稱為“開花”），如楊繼繩的書《墓碑》所記錄的。
莫言對歷史的輕率處理轉移了人們對那些難以直視的事物的注意力，這會有多麼危險呢？ 這種逃避可能會受到一些讀者的歡迎，也許是大多數讀者的歡迎。 無論如何，這個政權肯定會歡迎它。 難道莫言不知道政權歡迎它嗎？ 他怎麼會這樣呢？ 勞克林寫道：“Link（林培瑞）的意思肯定不是暗示莫言這樣寫是出於對共產黨的忠誠而試圖粉飾歷史吧？” 但恐怕我的意思確實與此非常接近。 我會用“扭曲”這個詞而不是“粉飾”，不會說是“對黨忠誠”，我會說“為了維護他在黨的統治下的職業前景”。
我還擔心，為維護政權的敏感度而尋找藉口（莫言絕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作家）去說明中國人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 這句話不容易翻譯，所以請原諒我尷尬地翻譯為「西方中心主義」。 已故中國物理學家、人權倡議者方勵之善於指出西方態度中的雙重標準。 當歐洲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垮台時，冷戰就被宣告「結束」。 但中國、北韓和越南呢？ 如果相反的情況發生——如果獨裁政權在亞洲垮台，但在歐洲持續存在——華盛頓和倫敦還會歡呼冷戰的結束嗎？ 如果索忍尼辛沒有揭露古拉格集中營，而是拿它開玩笑怎麼辦？ 我們是否會因為他的目標讀者了解古拉格並欣賞黑色幽默而將他視為“藝術”？ 或者，可悲的是，只有非白人才能以這種模式寫作獲得諾貝爾獎？
潘卡吉·米甚拉（Pankaj Mishra）在《衛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薩爾曼·拉什迪應該在譴責莫言審查制度之前暫停》的文章，承認莫言為中國統治者提供了令人遺憾的支持。 但米斯拉文章的重點是，西方作家也曾是壓迫遠方人民的權力的婢女。 因此，他要求像拉什迪（以及他也提到的我）這樣的人「暫停一下」。 我長期以來一直欽佩米甚拉，他在《衛報》的文章中提供了深刻的觀察，例如“簡·奧斯汀優雅的自我封閉的世界”依賴於加勒比海地區看不見的“地獄般的奴隸種植園」。 但這為什麼意味著我在批評北京或那些對北京眨眼睛的人之前應該「暫停」呢？
在關於人權的辯論中常會聽到某種爭論。 它有幾個版本，但它們都屬於這種模式：
A： X 國有問題 P。
B：相反，Y 國也有問題 P。
在大多數此類交流中，人們忽略了 B 的邏輯缺陷，因為他或她的真正目的不是提供事實，而是提供建議。 如果 A 是 Y 國公民，他或她應該對 X 國保持沉默。
但為什麼？ 薩爾曼·拉什迪必須在倫敦徹底乾淨之前對北京保持沉默嗎？ 我的猜測是，如果我們能搖晃米斯拉的肩膀，他會說（就像我一樣）任何國家的任何公民都應該可以自由地批評任何壓迫任何人的政府。
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獨裁者經常採取這樣的立場：外國人應該先批評自己。 他們這種立場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西方自由主義者也經常採取同樣立場，其原因遠不那麼明顯，但很值得探討。
莫言和劉曉波（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不同方式引起我們關注中國的問題——為保護國家權力而壓制言論、對「罪犯」進行騷擾和監禁。這樣的問題在民主社會也存在，但程度較輕而已。 但發現這點之後，說「看，整個世界都是一樣的，所以讓我們冷靜下來」不僅在理智上是軟弱的，而且當那些生活在遠離真正痛苦的人說出來時，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你認為，一個坐在單調監獄長凳上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如果聽到一個坐在沙發上閱讀《衛報》的美國自由主義者說：“我的朋友，你和我都生活在壓迫性的政府之下； 在批評你的政府之前，我必須暫停一下”會作如何感想？ 其實我們不需要猜測答案。 中國、捷克斯洛伐克、南非、緬甸等地的前政治犯已經明確表示，在監獄服刑期間，他們渴望從外界獲得任何支持。
我發現一些西方自由主義者的居高臨下的態度尤其令人反感，因為其主要目的是安慰居高臨下的人。 美國自由主義者在表達對自己社會的批評時會感到高興，它表現出“批判性思維”、“獨立性”和寬廣的胸懷，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讓人慶幸自己擁有。 （事實上，真正的獨立並不多見；一個人聽到“批評”觀點往往表現出極大的從眾性，而我所說的舒適感的一個主要來源是相信自己順從的表達不會受到同儕的攻擊。）舒適是一件好事； 我並不反對。 但將坐在扶手椅上的人的精神舒適置於囚犯的精神和身體折磨之上，就令人厭惡了。
勞克林指出，我沒有回答《紐約評論》文章標題所提出的問題：“這位作家值得獲獎嗎？” 很公平。 標題是《評論》的編輯寫的，直到這篇文章出來我才看到。 現在讓我來解答這個問題。
自然科學領域的卓越衡量標準足夠客觀，以至於「X 真的值得獲得諾貝爾獎嗎？」這個問題已經足夠客觀了。 可以有一定的信心來回答（如果從來沒有確定性的話）。 然而，對於文學獎和和平獎來說，這個問題太受主觀印象的影響，不可能有共識。 亨利·基辛格榮獲和平獎。 如果真是這樣，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我只能回答「我個人會選擇莫言嗎？」這個問題，我想進一步限制一下，加上「在世的中國作家中」這個詞。 （只有在世作家才有資格。）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莫言不會是我的首選。 就語言的真實性和控制力而言，我更看重鐘阿城、賈平凹、王安憶、王朔； 論小說技巧的掌握，白先勇、哈金明顯優於莫言； 就心靈視野的廣度而言，鄭義是我最喜歡的一位。 我還會把餘華或金庸（香港流行歷史武俠小說作家）放在莫言之上。 但這些只是我的觀點。 僅供讀者參考。
原文刊登於 NYR Daily 2012 年 12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