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近日在《中國網信》雜誌撰文指出，人工智能（AI）具有六大風險，包括系統性影響政治安全環境、大規模洩密風險等。
該文章題為《全面築牢人工智能安全屏障 推動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發展》，指人工智能領域已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主戰場、大國戰略博弈的新賽道，中國要加快構建人工智能安全風險防治體系，以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推動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發展。
文中又列舉了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六大風險挑戰。一是系統性影響政治安全環境，「各種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之人濫用深度偽造音視頻、AI生成圖文、智能水軍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低成本、批量化炮製政治謠言、傳播有害信息、煽動對立情緒，對我實施輿論戰、認知戰，直接威脅我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
二是顛覆性升級網絡攻防態勢。文章提到，以美國科技公司近期推出的「神話」（Claude Mythos）、「賽博」（GPT-5.5-Cyber）大模型為標誌，人工智能技術正顯著提升網絡漏洞挖掘、惡意軟件開發效率和武器化水平，網絡攻防進入漏洞工業化、攻防全自動、AI對AI的新階段。
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大幅拉低實施網絡攻擊的技術門檻與成本投入，對中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帶來嚴重風險隱患。
三是規模性放大竊密洩密風險。文中提到，「國內部分用戶安全意識不足，使用境外人工智能產品處理敏感信息和向境外輸出數據，造成境內數據大規模外洩」。
文章又稱，第四大風險是人工智能的壟斷性加劇科技發展失衡，「有關國家利用在人工智能基礎理論、模型架構、核心算力等方面積累的優勢，以『維護國家安全』之名，通過制定實體清單、實施技術管制、壟斷行業標準、建立閉源生態等手段，嚴格限制相關國家引進前沿技術設備、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割裂全球人工智能產業鏈、供應鏈，加劇全球智能產業發展失衡。」
第五大風險是結構性衝擊社會治理體系。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突破了傳統技術治理框架，導致現有法律規範、倫理原則與治理機制在實踐中頻頻滯後，難以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和監管體系。
第六大風險是根本性變革軍事鬥爭形態。人工智能技術正在推動戰爭形態進入智能化時代，在美以伊衝突中，人工智能軍事化應用催生情報智能融合、決策智能輔助、目標智能識別、實戰智能支持、認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正在從戰場「輔助配角」變成「關鍵角色」。
文章提出，面對風險，中國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提升體系作戰合力、強化風險感知預警，建立完善人工智能安全監管平台。
文章指，要加強安全風險監測預警，深化對人工智能發展態勢等重大問題的研究，科學研判新興技術帶來的潛在風險，準確把握相關規律、動向、趨勢，及時堵塞漏洞隱患，定期發佈安全風險防範指南，為行業企業、政府部門等各類主體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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