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音樂會，放逐國外，抗議，漢堡
出發赴音樂會的日子到了。我的護照裡蓋上了旅行簽證，沒有電話，沒有部裡的撤銷令。十一月十一日我一邊一個提著大小兩個維斯蓋博牌吉他，背上一個旅行袋走出家門，就像童話故事裡那個小漢斯，少小年紀踏出家門走世界。順著三百米的福德里希大街，走過我那隻鐵鑄的神鷹，最後幾步直達淚宮。過關時沒有受到刁難。離上次我在西德的音樂會已經有十一年了，現在我再度將鼻子貼在城市快特的玻璃窗上，車子開往西柏林動物園火車站。
我想起尤瑞克‧貝克（Jurek Becker）那些祝賀的話，他在我行前的頭一天來看我，說道：「如果這次旅行是個陷阱的話，我們無論如何是不屈服的，我反正是不會的。」當快鐵從圍牆上穿過時，我還沒有恐懼的預感，今天我知道了，花了兩毛錢的車票，就奔向新的生活，進入陌生的世界。
格拉斯的「生蛋」挑戰
當晚我去拜訪我的朋友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他的柏林家中，他接待了我到達西德的第一個晚上。我想為科隆音樂會做一場預演，這是明智的，因為我需要演練一下。
這樣的演唱並不僅僅是個審美的問題，也具有體能的要求。以往十一年，我總是在小範圍裡，有興致時唱給幾個朋友聽聽，而這有經濟效益的專業音樂會有七千名買票進場的聽眾，我的歷練還真談不上夠格呢。
格拉斯邀請了一些朋友來，自然都是精選的聽眾。那些美麗的女士們看起來都很聰明，而那些聰明的男士們看上去都很英俊，我要說的是：我還沒有習慣用西方的眼光看人。當我把節目上全部的歌曲唱完之後，我有一個很好的感覺，認為在科隆也可以這樣順利地進行。這時，格拉斯到廚房裡拿來一個雞蛋，然後站在中間，擺出一個笑匠小丑的平衡姿勢把那個蛋從背上一溜滾下，然後將蛋用拇指和食指夾住舉起。這位文學大家向客人們說，這是斯拉夫民族卡舒比的一種習俗，這個技藝的要點在於將一顆生的蛋完整地吞下。說時遲那時快，這傢伙已經將蛋送進自己那如同文學家馮塔那及俾斯麥一般的鬍鬚掩蓋下的嘴裡，牙齒咔嚓咔嚓地咬著蛋殼。完成這項稱心的馬戲表演，他興高采烈地站在那兒。女士們紛紛發出咿呀啊喲的呼叫，因為生蛋黃還在順著他的下唇往下流。
他如此搶了我的風頭之後，就以嘲諷的眼光望著我，我理解他那斯拉夫人的挑釁，我是否也敢這麼做。我無畏地接受挑戰，要求給我一個蛋。他立即去取，老天爺，這是怎樣的一顆巨蛋啊。他給我的那顆蛋對我而言是太大了，難道這惡棍給我拿來了一個鵝蛋嗎？我張開嘴，拉開上下顎，一再嘗試都沒有用。優雅的女士們吃吃地笑著，男人們也樂得發出馬鳴嘶嘶的笑聲。我舉起手掌，啪地一聲，把整個蛋塞進我那張來自東邊的嘴裡。黏黏的蛋清塗滿了雙唇，蛋黃吊在下顎上，我咬著蛋殼，把那噁心的渣子全都往下吞。如此，我把這混蛋轉化成了哥倫布的那顆蛋，跟我的對手打了個平分秋色。
當格拉斯的客人都走了之後，我這個朋友把我拉到一邊，直言不諱地說：「你瘋了嗎？你的這些歌曲是絕對不能在科隆登台的。」我不想在此通過過分的誇大，把這位從前的朋友的功勞減低。但是那天晚上，他的確將我從一個自己沒有察覺到的危境中解救出來了。我這初生之犢在那晚的預演中，只唱了西方從未聽過的，全新的歌曲。我自以為不能拿一些舊的「糖果」來招待科隆的觀眾，讓他們覺得無趣。「胡扯！」格拉斯責備我說：「你這個晚上至少要唱一半舊歌，那是每個人都聽過唱片而熟悉的。聽著！這些人是為這個而來的，如果他們沒有先聽聽那些稔熟的歌，怎麼會欣賞你的新歌呢？」
第二天，十一月十二日，我從西柏林飛往科隆。當我在兩個德國的上空飛行之時，我急忙地重新排出一個節目表。我的朋友彼得‧勞丹（Peter Laudan）在科隆接機。音樂會安排在十一月十三日的晚上。可是我突然傷風了，發高燒，喉嚨疼，沙啞發不出聲。那天的白日裡，我如此地難受，簡直欲哭無淚。我的敵人們，東德那些大佬們大約要笑掉大牙了，多麼棒的時間巧合呀，屠龍者患了咳嗽，有比這個更可笑的事嗎？我一輩子唯一一次在公眾界亮相的機會，但是鼻涕竟讓我陰溝裏翻船。我躺在床上，一邊發汗，一邊涕淚交流，向彼得口述我在紙條上寫下來的新節目。我還記得當時的場景，彼得坐在我床邊的桌旁，敲打IBM最新的打字機，機上圓形的頭轉來轉去在紙上跳舞。到了下午，當我們弄完之後，奇蹟出現了，我的傷風竟然一風吹, 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科隆七千人的演唱會上
在科隆那個傳統的自行車體育館的巨大舞台上，我毫無困難地做了音響的測試。七千人的會場，入場券全部售罄一空。音響設備極為超前，離舞台一百米以外的聽眾都能夠好像坐在我對面一樣，清晰地聽見。技術帶來的奇蹟完成了聲音的無縫銜接，我注意到，在大堂裡唱歌就如在我自家客廳裡一般。十一月的天氣還是很溫暖的，座位也很舒適。我還很年輕，這表示我還跟以前一樣。我總覺得跟那些假冒貨相比，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對於東德的愛恨情仇，即便那裏已經病入膏肓，我依然抱著一絲苦澀的希望。我很清楚自己必須在一條極為狹窄的小道上保持平衡。我要把對東德的團結性的批判毫無保留地說唱出來。但是對於那些個別的、有名有姓的共黨大佬們的極為尖銳的攻擊，我卻不願意在西德的大會場上表露。我那些最為鋒利的詩句都早已在東柏林唱過，並且被大量地翻版流傳。我是要返回東德的，並且不願意在返回時，被邊境卡住，把我投入一個比行前更深的黑洞裏。
十一月十三日，我父親的生日是同一天。他的奧斯維辛黑雲今天也盤桓在萊茵省的上空。他幻化成一隻猴子，整個音樂會他都坐在我身旁的簧風琴上跳來跳去，就像陪伴路邊拉手風琴者的猴子一般，只有我能看見他。每當我的虛榮心作祟想彈一隻很尖銳的歌時，他就咬著牙搖著頭：「別在當下的科隆，別在西德唱啊！」不管怎樣，我畢竟還是唱了那幾首辣狠狠的諷刺歌：「啊！對呀！」和「我受夠了！」如果我自作聰明整個晚上只唱那些非政治性的愛情歌曲，那就是自取其辱了。那個晚上我的確很強烈地攻擊了東德，但是同樣地也表現了布爾什維克的誓死忠心。是的，我那時候就是如此人格分裂。我一點也不知道，即便那晚我只乖乖地唱童謠「小漢斯出遠門」，也是無補於事的。早在我踏上旅程時，統一社會黨的高層就已經決定把我驅逐出境了，只不過沒有任何人知道罷了。
那個晚上結束後，我站在舞台上，就如《明鏡週刊》從我背後拍的那張照片一樣，背景是人氣高漲的觀眾，我雙手張開，一手拿著我的小維斯蓋博吉他，另一隻手握著一大束金屬工會送上的紅色康乃馨。兩隻手美妙地伸向天空，對一個勝利者來說，有點太低了，對一個十字架上的受難者而言，又嫌過高了，這正好反映了我的心境。我對自己證明了，多年來的全面封殺並沒有摧毀我，恰恰相反，壓力使我驚覺，更加堅強，我的歌和詩是響亮的明證。我事實上沒有演練，節目幾乎就這麼甩甩手就拋上了檯面，這也算得上是個藝術的奇蹟了。就像人們如今慣常的用語所說，我在勁頭上。歌詞在腦子裡，手指在吉他弦上夢遊一般行走，這一切都不是白白撿來的，這些奇蹟並不是奇蹟。我之能成功是因為在被禁閉的年月裡，我綁架了每個來訪的客人兩三個小時，讓他們聽我最新的歌曲。現在我發瘋地連續唱了四個半小時，看得出來，我對於正常音樂會的經濟收入毫無概念。但是那天並不是尋常的音樂會，所有在場的人即使不知情，卻都感覺到我沈浸在幸福的感性中。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