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當年27歲的遇羅克因言獲罪被槍決的震懾力是強大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胡平書寫「論言論自由」，無異於火中取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了爭取那少得可憐的話語權，胡平盡量以被普遍洗腦的國人所熟悉的語言去寫「論言論自由」，他的這種“自律”式寫作，引用馬列主義的詞語做包裝，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通過政審，公開發表。
近三十年來，在重經濟輕政治的全球化過程中，普世價值斷崖式崩塌，掌控可支配資源的權力肆意膨脹，精緻的平庸讓生活意義盡失。與此同時，在互聯網無孔不入的今天，不論你是否願意，我們每個人都置身於諾大的公共輿論場之中――這是一個羅生門時代，各種信息真假難辨，對立的國家、組織或個人，都處在一個各說各話、自說自話的狀態，大量謊言隱藏其間，思想斷裂和語言的碎片化甚囂塵上，真相被吞噬了。
恰因此，始於1996年4月的巴黎「自由談」沙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話語張力。鑒於人們對公共輿論的疲倦感，沙龍也被寄予更高的期待。在這裡，不論你是誰，演講時，都會考慮你想要給聽眾留下些什麼。一句話、一個思路、一種令人回味的思辨，抑或一場藝術審美之旅，都是巴黎「自由談」沙龍想要的樣子，也是對主講人心照不宣的期許。那種相當然地誇誇其談，十場百場都一樣，缺少思想深度和創意的演講，在這裡是立不住的，大家或許會“慕名而來”，但散場即忘。
2022年10月14日，胡平先生應邀蒞臨巴黎「自由談」沙龍，做題為「在歷史的拐點上――中國崛起的全球化效應及思考」的演講。這是時隔近20年之後（2004年5月10日）胡平的第二次沙龍演講（第一次的演講題目是：「台灣主體意識、台獨意識與中國文化」）。
再次聽胡平演講，觀點明確，點到說透，儘管內容大都並不陌生，但當面聽他舉一反三、旁徵博引，仍不乏亮點。此期沙龍，有幾位 “名嘴”在座，大家各抒己見，有的甚至“借題發揮”，氣氛熱烈。本來沒想寫什麼，但沙龍討論中胡平欲言又止的躊躇，引起了我的追問：胡平說出了他的所思所想嗎？他在憂慮什麼？民聯40多年，民陣30多年，中國海外民運活動家、思想家都做了些什麼？
在此基礎上，重新閱讀胡平的著述，縱觀整個海外中國民運的作為，以及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起伏變化，就有了這篇由胡平的沙龍演講引申的述評與思考。
胡平其人
胡平，1947年生於北京，長於四川。文革初始的1966年高中畢業，期間他曾自辦小報轉載遇羅克（1942－ 1970）的文章，由此開始了自覺的個體反抗強權的非凡人生。
作為1966年老三屆高中生，胡平1969－1978十年間，五年下鄉插隊，五年返城當臨時工。家庭和個人經歷讓他產生了 “對於社會上殘酷現象的強烈反感與恐懼，”和“對於人的理性與知識的某種懷疑精神。”胡平說：“出於對以言治罪這種政治迫害的恐懼和反感，我開始領悟到限制專橫權力的必要和保護異議的必要，於是就逐漸形成了言論自由的概念。”
1978年秋，胡平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學史，獲碩士學位。1979年他投入民主牆運動，同年，在民刊「沃土」發表長文「論言論自由」，被譽為“當代中國人權宣言”，成為經典文獻。
在那個年代，特別是在遇羅克因「出生論」被判死刑執行槍決後，有這樣一種覺悟和膽識的人，鳳毛麟角。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1955－2017）稱自己在大學期間就受到胡平的啟蒙，他說：“胡平的名字就象徵著超越“思想解放”的精神啟蒙”。
胡平1980年參加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當選為北京大學海淀區人大代表。1987年初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曾當選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先後在《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雜誌任主編。現任《北京之春》榮譽主編、中國人權執行理事、獨立中文筆會榮譽理事。
我與胡平相識於1989年9月巴黎民陣（民主中國陣線）成立之時。當時胡平作為民聯代表從美國趕來參加大會，他的文章「見好就收，見壞就上」是第一篇“反思”八九民運的文章，引起大家的關注。在拙著 「痛苦的民主」中，談到民運內部的派別問題，胡平的“派別公開就是‘吵清楚’”，一句話，就說在了點子上，指出了民主運作與極權專制的不同。對國人來說，民主又何嘗不能“吵清楚”呢？不僅僅在“圈內吵”，還要“放開吵”；“吵”出“圈子”、“吵”出“國度”、“吵”向世界、“吵”出真理。
遺憾的是，是時，上百名八九流亡者大多處於悲情之中，一些流亡“精英”在西方媒體的光環籠罩下飄飄然不知所以，什麼都沒來得及嘗試，就失去了這樣一個可以“吵清楚”的時機。而胡平，一如“民主牆”時期發表「論言論自由」一樣，依然聲單影只，和者寥寥。
1990年我對胡平的訪談，題目便是「孤獨的自由主義者」，這也是他對自己的定位。
多年來，胡平 這位持不同政見者的堅守和作為，其特點是不倦思考、理性反思。胡平著述甚豐，主要著作有：《論言論自由》（1979）、《中國民運反思》（1992）、《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1999）、《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2016）和《要得公道 打個顛倒》（2021）等。其中有的著作被譯為法文。
坦白地說，胡平的哲思和他的政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說，他不僅是一位孤獨的自由主義者，也是思想領域裡的孤勇者。星星畫展代表人物之一、旅法藝術家王克平說，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胡學熱”。靜而思之，中國思想界說到個人主義之父，必談17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洛克；說到「論自由」，必是19世紀的密爾。他們固然是思想的巨人和燈塔，但是我們為什麼看不見當代中國在嚴苛周密殘酷的共產極權專制下“磨鍊”出來的自己的洛克、自己的密爾呢？我們既不傲慢，也不妄自菲薄。我們的目光，是不是也可以放在我們同時代人的身上呢？
當然，在網絡自媒體泛濫，輿論場域變幻莫測、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日漸弱化的當下，胡平和胡平們也面臨新的挑戰，需要更為廣博、更具人類思想本質的認知和創造性思維，以企超越洛克、超越我們自己。
那麼，胡平和胡平們還能走多遠？有原創性思想嗎？是什麼？
“在歷史的拐點上”
胡平在沙龍演講中引述美國總統拜登較早在美國海軍學院畢業典禮上的主題發言說：美國正面臨歷史的拐點，世界也正面臨歷史的拐點。未來十年將是決定性的十年，它將塑造我們的世界，塑造未來幾代人指導世界的價值觀。拜登說，“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展開的全球鬥爭”。
鬥爭的焦點，就是價值觀的衝突！
回顧歷史， 1989年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轉折點：一方面是北京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和全民聲援絕食學生的場面，感動了世界；一方面是“ 六四”屠殺震驚全球。國際社會從來沒有如此同仇敵愾，聲討中國政府的倒行逆施，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由此，西方媒體開啟了每年報道一次中國“八九六四”的模式，持續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間，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質疑。遺憾的是，應運而起的中國海外民運中的許多人，一廂情願地熱衷於大呼中共一黨專制政權已經岌岌可危，而不去追問為什麼？一時間，預測共產黨何時垮台的聲浪此起彼伏，衍生出誰來接班的誘惑膨脹了隱藏在心中的“小毛澤東”（劉賓雁語）的勃勃野心，人性陷落了――他們比資歷，看來源，體制內優於體制外，“新反革命”（八九流亡者）輕視“老反革命”（指“民主牆”一代），彼此封官許願，排除異己，在很短時間就演完了一出海外民運由盛到衰的鬧劇，失去了這一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令人扼腕。
事實正如胡平所說：“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共專制政權並沒有垮台，而且變得比以前更強大，尤其是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超出人們的預料，被稱為‘中國奇蹟’。”同樣超出預料的是，“中共政權並沒有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改革，它甚至沒有因為經濟上的巨大成功而變得更柔和更寬容，反而變得比以前更專制更蠻橫，在國際事務中也不再韜光養晦，變得更高調更咄咄逼人。與此同時，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卻遭遇到種種麻煩，整個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驚人的逆轉，自由民主普世價值遭到嚴峻的挑戰。”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鄧小平“九二南巡”是一個轉折點，他強調“改革就是硬道理”，將中國的經濟改革從六四後的低潮中激活了。
胡平指出，這裡有兩個標誌性事件：通過物權法，重新承認了私有產權的合法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重新進入到經濟全球化。而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1948年簽訂的關稅貿易總協定，當時的中華民國是發起國和簽約國。說明這兩個標誌性事件，是早在共產黨革命之前就有的，是共產黨先用暴力消滅了所有人的私產，把它變成所謂公產，然後回過頭來，又在暴力的保護之下，把名義上屬於大家的公產，變成幾個人的私產；而現在把變成私產的，又整回來了。同一個政黨在五、六十年之內把兩件相反的壞事全做了。中國這種“專制領導的改革，讓黨委書記組成董事會，黨委書記就成了CEO，一步到位就完成了資本主義，不需要經歷那種把原來的資產切成零零碎碎的重新組合、重新分配的過程”（胡平語，下同）。
在西方民主國家看來，這就是低人權優勢
所謂低人權優勢，就是專制優勢。不可否認，在經濟崛起和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但是價值觀隨之混亂了。三年的新冠疫情及其清零政策，讓中國人嘗到了低人權優勢的惡果――把人不當人，對生命沒有絲毫的敬畏感，沒有個體尊嚴，沒有安居樂業的權利，這是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們所難以想象、非常荒誕的。這種低人權優勢帶來的惡果，於國於民都是致命的。
然而，當時的中國，隨着經濟崛起全方位地進入國際視野，其重要性與1989年成反比。
“正是這樣一種結果，反過來鼓勵了當時採取這種做法的那些人，比如所謂的制度自信，靠這種最野蠻、最不人道、最不人性，最沒有天理的這種辦法居然把它搞好了。所以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領導人越來越覺得六四鎮壓是必要的，是有意義的了”。
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布的全球自由度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in 2023）顯示，“世界各國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總體水平連續17年發生衰退，其中，中國排名仍墊底，也成為連續五十年都在‘不自由’之列的極少數國家之一。”
諷刺的是，在這種情勢下，此類年度調查報告，公布了又如何？
問題在於， “中國奇蹟”為什麼可以暢行無阻地發生？其更深層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多重標準和雙向“第三世界心態”
在經濟重於政治的後冷戰格局下，當價值觀不再與經濟利益掛鉤時，西方國際社會的遲疑、曖昧，客觀上助長了中國當政者的專制野心。我們知道，在較長一段時間裡，中國政府迫害政治異議人士時，還要和國際社會打“人權牌”，玩“捉放曹”遊戲；近二十年來，雙方連這點遮羞布都不要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囚至死，明確顯示普世價值前所未有地遭到了辱沒。
胡平舉例說：英國前首相布萊爾（Lynton Blair）就認為中國的崛起是自然而然的，是合理的。他當然知道中國現在遠不是自由民主，習近平上台以來又那麼嚴厲，但是布萊爾認為這就是中國啊，中國的文明和我們的文明就是不一樣啊，我們不要用自己的那一套東西去改變中國。言下之意就是我們要承認這麼一個事實，然後學會和這樣的中國和平共處。這就可能導致了這樣一個結論：不再認為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也是中國人的追求，在中國也有實現的可能性。因此他們覺得沒有必要、不願意、也不可能去推動中國朝這方面的轉變。
再例如，2010年劉小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評委會在發言中說： “（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幾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促進減少世界貧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國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着13 億人口的中國肩負着人權的命運。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會對世界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否則，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
胡平分析指出，諾貝爾委員會肯定認為，“中國做的這麼好了，完全可以在人權那裡做出改進嘛，得到人民的支持應該不是問題的。對此，中國政府當然不屑一顧了，因為它自己很清楚：我們之所以能搞這麼好，就是因為我們壞得下去啊。你要叫我們不壞了，那我們這塊沒法好了。所以到頭來，中國政府不但沒有隨着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上變得更寬容，更柔和，相反它變得更堅硬，更專橫。”
實際上，西方社會這樣一種以第三世界眼光看中國的習慣由來已久，是一種與鴉片同工的傲慢功利主義，潛意識中仍置中國於第三世界；而中國人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缺少獨立思考和公民意識，從某種意義上“坐實”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場。
這裡補充一個認知誤區，胡平曾講到一個細節：“列寧有次在講話中說，‘我們跟西方打交道時，遇到困難，資本家會把東西賣給我們的，會把他們的絞索都賣給我們的’。現在很多人都認為資本家就會那麼傻，為了眼前的利益，明擺着給自己掘墳墓都會幹。列寧講的就是這個邏輯，即資本在相當時候為了追逐利益而不計其政治後果。”
反過來說，這恰恰也說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不是因為他們弱，而是相反，他們太強，並且有底線，不會置被專制碾壓的個體生命於不顧，他們有示弱的勇氣和自信，即民主機制，因此能不斷地自我糾錯。不看到這一點，而到處揮舞大棒，狼煙四起，是愚昧無知地自設陷阱。
“文革化”人格與共產黨文化基因
如前所述，八九之後，柏林牆倒了，蘇聯解體了，中國政府受到全世界制裁，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發生深刻動搖，但是聲勢浩大的海外民運卻沒有順勢而起，反而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從拙著「痛苦的民主」（1989－1999）到現在，親歷和體驗證明，問題出在人本身――這些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異議人士，不論立場如何，靈魂深處的共產黨文化基因是不容忽視的關鍵點。
其實，現在說的反智，早在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開始了，只不過那時多發生在共產黨內部（如黨內大清洗和延安整風運動）。1949年共產黨獲得政權後，將這種反智轉換成恐懼文化，蔓延到全民。比如伴隨各種政治運動的洗腦教育，“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管控，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甚至到街道居委會、村委會，滲透到基層每一個角落，徹底摧毀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生態結構。生活在恐懼中的芸芸眾生，近乎原始的條件反射式自保，形成了“文革化”人格，“他人即地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人類與生俱來的悲憫情感，在這個過程中被泯滅了。
在這種社會生態下，文革浩劫後的1978－1989年的十年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場“救黨救國”運動。鄧小平走上前台，利用“民主牆”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破除“毛迷信”，用“貓”論淡化“政治掛帥”，撥亂反正，恢復高考，平反“冤假錯案”，成功地確立了他的強人統治，中國開始淡出全民政治，走向經濟改革。
1980年代的文化熱，一些文化精英張開雙臂擁抱藍色文明，本應反思批評共產黨文化的，卻拿傳統文化“祭筆”，混淆了文化和文明的區別，傳統文化不由分說地成為共產黨文化的替罪羊，起到了非常大的破壞性作用，這不能排除他們自身共產黨文化基因在作祟。
同樣，當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中國既得利益者群體中恐怕有不少人暗中期許，自己就是那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
鄧小平不經意地以鄧氏“實用主義”，讓理想主義者的思路轉了個彎，自此，“向錢看”成為中國改革的“硬道理”。
1984年國慶35周年閱兵遊行大典，北大學生出其不意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表達對鄧小平的感恩戴德。共產黨政權的“糾錯”，成功掩蓋了“誰之罪”的追責。
自此，鄧迷信開始了，埋下了六四屠殺的伏筆。
這樣的背景下走出國門的民運人士，與共產黨同根同源，思維方式，語言一脈相承，不知民主為何物，突然“空降”在民主國家，迷失狂妄、不知所措是顯而易見的。
如前所述，海外民運的兩個致命硬傷：體制內、外之分和新、老“反革命”之分，以及由此來攀比，看誰“更正統”、更具“話語權”，使得海外民運組織的運作與自由民主機制相去甚遠，一開始就陷入了權力之爭的泥潭。而他們對民主社會的無知和排他性，耗損了得之不易的支持、聲援，錯時了許多良機。例如在1989年9月22日民陣成立大會上，波蘭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派代表出席開幕式，這是中國海外民運距離瓦文薩最近的一次，卻因“敏感”而“閃避”了。在這一點上，他們自覺地站在了共產黨的立場上，直接傳承了共產黨的做法。對此，胡平曾反問道：“如果有了瓦文薩，你會去擁護他嗎？”
這種情形還表現在：首先，不從制度上找原因，而是在權力高層分好壞，以面譜識人。其次，總是做短期預測，象說書先生一樣“斷案”：從八九流亡之初至今，海外民運一直循環往複，念念有詞的是：共產黨快下台了，我們的班子還沒準備好；鄧小平快死了，我們該回去了。之後的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中共最高權力更替一屆又一屆，滄海桑田，三十年河東又河西，這種“老調子”卻唱個沒完。第三，從全盤西化、全盤接受，到多重標準和“兩個凡是”，完全被困或自陷在他們曾經反對的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老套子”里。同時，對平反的期許，毒害着自己的心靈。隨着時間的流逝，當年的一些所謂“精英”，或成了“英雄殘廢”，或成為用華麗西方文明包裝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前者沉淪於當年的“光環”而自生自滅；後者則不斷設計其“政治名片”，用心“打造”個人經歷，心存僥倖地期待某一天以“新權貴”或執政者“同盟”的身份“榮歸故里”。
在這種情勢下，海外民運錯失並罔顧了與國人同呼吸共命運的機會。“我們變成了我們曾經反對的人。我們成了自己的反對派。”
胡平痛心地說：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不能不問自己：這樣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我們自己在哪裡沒做對？無怨無悔應是指信念的執着和獻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並不意味着我們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沒有任何可以檢討和可以改進之處。我們做的事是對的，但是我們遭到的嚴重挫敗表明，我們沒有把對的事做對，如果在4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都還不能找出當初的失策之處和謀得今後的改進之道，那就是辜負了40多年的光陰。
本是同“基因”，那廂又若何？
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常態是克己復禮，不偏不倚，不問是非。這種 “生活哲學 ”，在中共治下的各種政治運動的高壓整肅下，中庸變平庸，變相地頌上媚俗蔚然成風。
客觀地說，1978年「民主牆」運動是中國有識之士“以身試法”的一次舉義，儘管很快就被整肅了，但其精神內涵影響深遠。稍後的「星星畫展」可以看作是「民主牆」的延續。鄧小平利用「民主牆」推翻政敵後，立刻翻臉鎮壓「民主牆」異議人士，他們入獄的入獄，飄零的飄零，形成了鄧式隔年一度的反自由化政治運動（逢雙改革開放，逢單反自由化）模式，這樣一種“不確定”性，阻斷了中國有志之士系統地研究實踐民主之路的探索，反向激發了一種“名人效應”，天生缺氧的中國知識階層“範進中舉”式的魔怔籠罩着整個八十年代，虛幻理想主義盛行，一本書、一篇文章、一首詩、一句口號均可成名，一時跟風者眾，缺少理性和獨立思考。1989年4月22日三位學生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跪遞請願書”的悲情，是一個縮寫，凝聚了那個特殊年代缺失現代性追求的文化形態。
持續到“八九六四”二十年後的2009年，央視某記者以“認識的人，了解的事”為題的5分鐘演講，激情、文藝、真誠地力贊時任總理溫家寶，獲得“愛國演講”特別獎，也獲得海內外異議人士的掌聲。這裡，我無意批評演講者本人，只是談一點我個人的觀察和想法。我認為，一介記者，將角度定位於最高權力者一側，對專業媒體人來說，不論初衷如何，都是不可思議的。這裡所傳遞的，仍然是“皇帝不好臣子好”。從朱鎔基的“棺材軍令狀”（當年初任總理的朱鎔基豪言帶100口棺材去闖地雷陣，99口給貪官，最後一口留給自己），到溫家寶送給路邊一位老農民500元人民幣的“棺材”錢（演講中說這位老農民因沒錢看病，只好把自己的棺材拿出來賣），不經意就掉進了這樣一種權力者的“道德媚術圈”，沒有涉及理性律法和改制等關鍵話題。而這樣一種或許有違演講者本意的“成功捷徑”，蒙蔽了記者的崇高，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傳達記者的正義或情懷之一二。這種情形從另一個側面顯示， 1980年代崛起的追求新聞自由、堅守本分的媒體人，如履薄冰，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越來越邊緣化了。
之後的“江爺爺”（江澤民）、濤哥（胡錦濤）、習大大（習近平）等等，這些貌似來自民間的所謂“昵稱”，近乎誇張的情緒表達，矯情諂媚，營造出一種朦朧曖昧的盛世“帝王”的親民氣氛。
這是一種頂禮膜拜“癥候群”，深深紮根在中國“跪文化”中。在江澤民去世後的哀悼中， 表現得淋漓盡致。殊不知，繼承六四衣缽上位的江澤民，他的最大功績是挽救了“黨”和“黨國”；其核心思想是“三講”和“三個代表”；直接後果是：權貴資本主義制度化，普世價值觀趨於“清零”。
不可否認，中國199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經濟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日常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開始從飯桌上擴大到衣着儀錶，以及人的生態環境。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改革始於民間社會，首先是“窮則思變”的中國人自主發生的變化，只不過當時處於政權交替中的當政者沒有顧得上干預而已。但是很快，自江澤民開始的“壞的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迅速升級發酵，直接收復個體戶和民營企業創造的巨大經濟“紅利”， “紅二代”佔領資本，直至滲透在香港金融房產文化娛樂等各個領域，按下了“香港之死”的倒計時，並很快達到了目的。這就是江澤民留下來的遺產，就是禍國殃民，並在習近平時代發展到了極端。中國自1970年代末開始嘗試的現代性追求，就這樣曇花一現，被專制統治下單向型經濟改革的浪沙捲走了。
對中國情有獨鍾和遠見的第一代法國費加羅報駐中國記者沙博倫先生（Jean Leclerc du Sablon, 1942-2012），在2002年出版的「謊言帝國――中國日誌1970－2001」（「L’Empire de la Poudre aux yeux ――Carnets de Chine 1970-2001) 」）著作中，及早指出這一深度危機，卻如空谷足音，寂寥無聲，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活躍於話語平台的中外專家學者們，跟上他的認知，晚了將近二十年。
脆弱的公民社會
在沙龍討論中，旅法資深學者陳彥從歷史角度分析說： “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過程中，一是經濟市場化的發展，就是我們看到的中國改革後的發展；另一個就是公民社會的發展，即政治民主的發展。公民社會的發展，到最後就推動了從英國開始、然後到法國、到全世界，成了民主國家走向民主的這樣一套機制。而且這個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是一種社會制度，整個公民社會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比如19世紀的歐洲社會並不完全是民主社會，但是它的空間很大，沒有一個極權制度的政府在那裡統治壓迫，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歐洲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鞏固。但中國則不然，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公民社會被壓抑的狀況。也就是說，公民社會可以發芽，但發了芽以後成長不起來，這與西方和我們自己的期待是相反的。而這一切的落空，就是中國的現行制度造成的――它不是一個一般的專制，它是一個極權專制。極權專制最大的區別在於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只有一個黨，一個領袖，就是所謂的黨天下。這是一個新的狀況，如何演變，我們現在還不能下結論，不能說最後勝利在哪裡。我們看到，現在在這樣的高壓之下，用疫情這個最殘酷的、對他們來說最理想的辦法來壓制社會，但還有人爬到天橋上去掛橫幅，這是地火運行啊，是壓不住的，總有一天會爆發，在什麼形勢下、如何爆發，雖然現在難以預料，但我不認為我們已經到了完全不可能再重新啟動公民社會基礎建設的時候。”
有一條頗為流行的悖論認為：要想改變社會，就必須獲得權力，盡量站在權力的最高端。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入仕”觀。也因此，中國許多“進步人士”都想在“體制內”尋求發展，以為可以改變什麼，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事實上卻被改變、被影響了。因為權力的最高端如金字塔一樣，只能容納極少數人。當你突破重圍爬上去時，或者已精疲力竭，除了守住得來不易的權力，無暇他顧；或者初心不再，在權力場的高光角逐中，人隨之飄然於塵上，以權易權成為重中之重；還有一種以妥協換來的權力，最終為權力所陷，成為專制的階下囚和替罪羊。緬甸民主女神昂山素季的起落跌宕即是一例，中國前總理李克強被邊緣，蹉跎十年，抱憾終生，也是有志青年進入體制內最終被消融的一個典型。
不僅如此，那些原本在“體制內”獲得高位的“大膽放言者”，也多是不在其位時的所為。真實情形是，他們在任時，什麼都不說或不敢說，失去了許多或許有可能改良社會的時機，而離退休後都成了“敢言者”。於當政者，他們“無職無權”，“人微言輕”，只能爭得“噱頭”，博得社會掌聲，最多落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善”，給自己“善後”；於民眾，他們曾經的光環並沒有完全消失，他們的“話語權”依然有蠱惑力，這恐怕也是當政者睜隻眼閉隻眼的原因。在這裡，也有少數如「思痛錄」的作者韋君宜（1917－2002）的反思是剮骨療毒、觸及靈魂的。其他許多人，一邊繼續享受着特殊階層才有的優渥豐厚的離退休“ 津貼”，一邊發出所謂批評的聲音，有正面作用嗎？有，微乎其微。但負面作用則不可忽視：看似好象“為民發聲”了，讓人們覺得“黨內有好人”，他們肯思過，肯改變――實際上這是偷換概念，客觀上轉移了注意力，受麻痹的人們只顧為他們喝彩，而忘記了自己的訴求，虛無了問題的本質。必須明確指出：黨內當然有好人，但當這個“好人”為“黨”所用時，他已經不是一個個體的人了，而是“黨”的工具，是參與專政機器運作的一顆螺絲釘。就象那些熱衷於在前總理李克強身後發“好人牌”的“同僚”和引為同人者，如李克強在天有靈，該會是多大的嘲諷和不甘啊。
由此可見，中國公民意識的真正覺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百年前的青年志士相比，我們應該反思
胡平早在2005年就撰文指出：“作為一個群體，中國的流亡者們為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但他同時慨嘆“海外流亡者難以承受之輕”（胡平「為理想而承受苦難」）。個中的期許和無奈，真實表達了海外流亡者的困惑。坦白地說，這種“群體”，類似於時代潮汛，看似聲勢浩大，卻潮起潮落，經不起大浪淘沙，難以有實質性的建樹。
值得反思的是，從1919年到今天――五四先輩和六四後輩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對比所受教育和歷史背景，其中最重要的差別是前者沒有共產黨文化基因，後者則被洗腦毒化深矣。
眾所周知，自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後的二、三十年間，中國社會處於劇烈變動時期，受甲午戰爭影響，蒙國恥思變革的訴求在中國各界、特別在中國知識階層非常普遍，各種外來思想諸如新政、憲政、基督教、進化論、德先生、賽先生、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等被引進中國，與國內興起的白話文運動，反儒家思潮等相呼應，整個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有“中國文藝復興”之稱的「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白話文刊物、各種團體、組織和文藝社團層出不窮，在思想、文化、教育領域出現了一派前所未有的新景象，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時代。梁啟超、魯迅、蔡元培、胡適、傅斯年、陳獨秀、李大釗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稍後新文化運動分化為非政治化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和參與政治的左傾主義者如陳獨秀、李大釗。1920年，陳獨秀帶着由他創辦的新文化運動的刊物「新青年」轉向共產黨，成為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後因反對第三國際而加入托派。儘管陳獨秀思想多變，但他反對獨裁政治的初衷始終如一，其政治生命艱險複雜，先後被共產黨開除出黨、被國民黨關進大牢，因與托派政見不同而受到排斥，貧病潦倒中不失氣節。曾與他分道揚鑣的胡適稱他為“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同時期以中國現代教育之父著稱的民國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推動教育改革， 主張“教育獨立”、“兼容並包”，倡導美育教育，向西方學習。據資料統計， 1919到1920年兩年間有1200人到法國留學，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用庚子賠款的錢，希望能夠為中國培養學生。1921年蔡元培出席在法國里昂建立的中法大學奠基儀式。
蔡元培先生的師夷救國，而非師夷治夷的教育理念，是一種極有遠見，極其開放的現代意識，整整影響了幾代人。
他們無愧於是推動中國歷史的靈魂人物，值得我們銘記。
百年前，在法國蒙達爾紀（Montargis）市的中國勤工儉學紀念館，看到中共早期發起人在法國的奮鬥歷程，令人感慨不已。即使拿中國異議人士與百年前“勤工儉學”者相比，也是相形見絀的。不認識到這一點，不從自身找原因，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將永遠遙不可及。
百年前的中國有志青年，首選法國作為勤工儉學、追尋救國之道的地方，主要原因有三：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巴黎公社的故鄉—臨近社會主義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發源地。
中國實業教育家，前清帝師李鴻藻之子李石曾（1881-1973），於1903年初旅法求學，先後在蒙市農業學校、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巴黎大學理工學院學習，研究生物進化和哲學，並發表他的法文專著「大豆」，是最早在法國發表學術論文的中國人，也是留法勤工儉學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一戰後李石曾在法國開辦豆腐工廠辦學校，“以工兼學”、“勤工儉學”，不僅讓工人得以接受教育和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 也幫助當地一些戰後饑不果腹、生活陷入困境的法國居民。他並與蔡元培於1920年在法國里昂創辦了中法大學。
革命家的“地標”吉公園一隅，是倡導者的集會遺址。1920年夏，向警予、蔡和森在這裡發表演講，提出了建黨主張。從相關資料和合影看，與會者多為家境比較殷實的世家子弟，他們神情虔誠、純真，散發著捨我其誰的理想主義精神之光。蔡和森一到法國就“猛學猛譯”（學法語，譯「資本論」），邊譯邊印發給大家閱讀。向、蔡這兩位革命志士回國不久，先後遭國民黨殺害。
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的鄧小平，曾主動辭職，拒絕工作。記載顯示，17歲的鄧小平覺得勞動強度太大，便毅然向資本家說NON，這對當時的資方來說，是十分罕見的。據說鄧小平享受了5個月每天5法郎的失業金後，另找了一份在橡膠廠的工作，從中可看出鄧小平不卑不亢的個性和目的性明確的實用主義特點。他執掌大權後從“毛論”（毛澤東思想掛帥）轉向“貓論”是這一實用主義的一個大手筆。但顯然，僅此是不夠的。
局限與困惑
相比之下，我們出國看到了什麼？學到了什麼？一句話：我們想要的究竟是什麼？
如前所述，中國流亡者的“政治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打着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底色，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困境有三：
一，受制於自身的局限，難以超越。我們曾處在一個無處不政治的生活環境中，從小受的就是洗腦教育，恐懼讓人們陽奉陰違，打着紅旗反紅旗，閱讀大毒草是為了批判大毒草，正話反說，反話正說，誰也搞不清楚你究竟想說什麼，所有這一切久而久之融化在血液中，即便在反對派的聲音中，用的也是共產黨語言及其思維邏輯。
當然，洗腦也分自覺與不自覺。大多數人是內在拒絕，外在隨大流；少數人是內 在接受，外在積極相應。諷刺的是，這類人在自由國度也是如此，不習慣用自己的大腦思考，總是跟着“主流”意識形態走，我視他們為永遠的“政治雷鋒”。
二，受制於外部環境，缺乏廣泛的輿論空間。他們對抗中國極權專制的主要做法，是利用所在國的媒體發表政論，但由於語言問題，許多情況下是在海外中文同人媒體平台發聲。如流亡作家蘇曉康創辦的「民主中國」，由紙刊（1990－1996）轉為網刊（1996－）；前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創辦的「新世紀」（New Century Net，1996年－）；原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擔任發行和主編的「縱覽中國」（CHINA IN PERSPECTIVE， 創辦於2008年）。始於「民主牆」的「北京之春」（1979－1982），1993年創刊於紐約，2010 年轉為電子刊物；「中國之春」（1982-1996），以及流亡記者何頻主辦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1991年創辦於加拿大多倫多，1993年總部遷往美國紐約至今）。這類聲音通常是被禁在“大牆”外的，只能在海外華文世界傳播。在20多年的“海歸潮”過程中，自胡錦濤時代迅即發展起來的海外大外宣，五毛媒體、孔子學院，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後盾，侵入華文世界，在技術和資本雙重裹挾之下，上述非盈利或半盈利的網絡平台的大多言論只能在“自己人”和極少數“越獄者”之間迴旋，缺乏更為廣泛的公共輿論場域。
三、「啟蒙」式演講。海外中國流亡者的另一項重要活動，就是到處演講。主要對象是那些對中國問題感興趣卻一知半解不得要領、或跟風的外國人。
坦白地說，這類演講，大多處於“啟蒙”階段的簡易ABC，缺少思想張力和前瞻性，所獲甚微。隨着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啟蒙”的格局日漸衰退。基本常態是根據國內的突發“事件”發聲和預測，成為到處“補洞”應景的“算命先生”。這樣一種“祥林嫂式的碎碎念”，與“開智”無關，毫無思辨可言，自然沒有“人緣”，不可能擦亮西方社會那些被中國經濟的崛起衝昏頭腦而蒙蔽的雙眼，久而久之，演講者的深度和思考力日見消解而不自知。
籠子里的反抗，是戴着腳鐐跳舞。中國異議人士，由於長期處於這樣一種不自覺的“自律”，讓自己“適合”某種“套子”，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自由了，依然如此，思想的一部分已因長期內外封鎖而生銹，即使有閃光點，也被自身的積澱所遮蔽，無法發光。從某種角度講，這裡不無一種“兩相情願”的無奈與默契。
胡平這位中國前衛思想家和理論家，在國內欲言又止，出國後不幸也不得不面對這種尷尬狀態。作為遠離故土的理論家，胡平在海外中文媒體平台上，算得上是談論“中國問題”的“台柱子”之一，廣播、視頻、訪談應有盡有。多年來，胡平象佈道者一樣，來者不拒，每次都能應對各種問題，侃侃而談。不難想像，在語言碎片化的當下，收效是令人遺憾的。
所幸胡平是警覺的和明智的。在許多人精力耗損，鮮有深研那些成功或失敗的社會現象，並從中找出對於中國的民主有所裨益的東西時，胡平依然堅持獨立思考，以文字彌補演講難以企及的思想和創見。他的許多著作，就是在此期間寫成的，其論說充滿哲學思辨，深刻透徹，直面專制強權，決不苟且。
輿論場的轉型與「論言論自由」
應該說，當年27歲的遇羅克因言獲罪被槍決的震懾力是強大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胡平書寫「論言論自由」，無異於火中取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了爭取那少得可憐的話語權，胡平盡量以被普遍洗腦的國人所熟悉的語言去寫「論言論自由」，他的這種“自律”式寫作，引用馬列主義的詞語做包裝，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通過政審，公開發表。
這裡有兩個亮點：其一，胡平推出了“言論自由”這一令人耳目一新、振聾發聵的關鍵詞；其二，在許多人還分不清“權利”和“權力”的時候，胡平發出了“我更關心的是權利”的聲音，僅此，胡平就堪稱為一介勇士！
與會法學博士、旅法資深媒體人龔克就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提出了輿論場的轉型問題。他說：“我們都知道您當初的成名作就是「論言論自由」。當然這個成名的時間已經距離現在已經很久了。七十年代您的想法對於整個八、九十年代來說，都是非常適用的。但是再往後的話，我們看到輿論場上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社交媒體興起以後，從某種意義上說，對輿論本身起到一個顛覆性的作用。在這個背景下，今天我們重新來審視「論言論自由」，比如說如果您重新寫一遍的話，可能會增加一些什麼樣的新的章節？”
胡平的回答是深思熟慮的。他說：我曾在文章中追問“自由以後又如何”？在西方民主社會，沒有人因為發表言論就坐牢，僅這一點就比沒有好得多，所以我們對言論自由的堅持應該是毫無疑問的。現在面對的問題是，其一：擔心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裡，可能形成輿論的多數暴政――即自由討論形成的主流輿論。這種主流輿論，可以對有些人很不寬容。雖然沒有人作案，沒有人為此而坐牢，但你感覺到你在受傷、在被排斥，而且還沒有發泄的對象，這真的很難受。第二：更危險的是輿論變的完全碎片化，各說各的，我不聽你的，你不聽我的，變得很任性。這種時候，哪怕一些冷靜思考、說得很充分的道理都沒人聽，這就可能達到高度分裂，而且可能影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對孩子，對年輕人的一些基本價值觀的教育。當你在一個完全是自媒體泛濫，可以不吃這一套的時候，這種教育還能不能搞得下去，就是問題。
有感於中國年輕人是否作為的話題，有藝術家指出：中國80後喊出“我們是最後一代”，這是非常有思想的一個說法，不能小看年輕人，不要老是把東、西放在中國來考慮，應該考慮我們怎樣提升自己；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了，去影響我們周圍的人；我覺得這就是幫助，很真實具體。中國年輕人知道自己的路該怎麼走，他們有全球視野，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是與國際接軌或者說是同步的。藝術家的發言引起與會者共鳴。
更有人意猶未盡，在稍後的交流中說：這些年輕人給國家和民族“斷後”，悲壯史無前例，是當年的王丹、柴玲、吾爾凱希無法相比的。
是的，國內近年頻遭打壓仍此起彼伏的維權律師，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引發的“白紙運動”，顯示出中國80後、90後，甚至00後有別於前輩的不願當“韭菜”的獨立精神和思考力，以及中國人自救的希望。他們已然成為不容忽視的、超越海外民運的新生代力量。
對此，胡平和胡平們 “有新的思維和理論架構嗎？”――沙龍提問，一語中的。
超越“啟蒙”，不問東西
綜上所述，海外民運作為整體悲而不壯，作為個體則泣大於歌，究其原因，這是一批被洗腦、被異化的流亡者群體，他們雖然逃離了故土，但他們沒有真正逃離“共產沉船”，一直陷入靈與肉的掙紮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都是犧牲者。
客觀地講，不僅是中國，古今中外，那些因受政治迫害而飄零的異議人士，大多被淹沒在悠悠歲月中，成功者屈指可數。法國19世紀文豪雨果因反對拿破崙三世而流亡他國，受特赦也拒絕返回，直到拿破崙三世下台，他才凱旋而歸，受到法國人民由衷的愛戴，甚至至今仍被坐落於法國前殖民地越南胡志明市西北部的高台教尊為“三聖”之一（另兩位是孫中山和越南詩人阮秉謙）。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是另一位英雄般回歸故土的流亡者，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晚年卻因大俄羅斯主義的愛國情結與普京握手言和，陷入了自己的“良心桎梏”，令人唏噓嗟嘆。
旅美政治學者吳國光先生2022年5月在巴黎「自由談」沙龍上率先提出了“亞流亡”概念，旨在“建設一種‘我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融入西方文化，融入全球這樣一個普世價值為主導的文化，同時保留我們自己的文化根基和傳統的華人精神文化共同體。”吳國光指出：所謂“亞流亡”，“指非政治原因而被迫離開故土移居他國的同胞，基本特徵是，享有所在國的權利和自由，可以自由往返故國，但與故國的問題發生關聯時，自由就會受到限制或被剝奪。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海外華人，都處於這樣一種“亞流亡”狀態。
中國流亡者也不例外。實際上，無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困”、被“放逐”，還是被斷了回家的路，這兩種狀態都是典型意義上的“失家園”。那些“失家園”的中國流亡者，遠的不說，從1970年代末“民主牆”時代開始，到1989年“六四”屠殺以來的大逃亡、被放逐，或有國難歸的“被流亡者”，經曆數十年的流亡生涯，有的作古他鄉，有的回國發展或養老，更多人在他國安身立命，隨着時間的推移，其中大部分人尚能出入中國，其身份已與“亞流亡”無異。
無論如何，中國流亡者都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中國的民主事業捨身舉義者，他們中包括海外民運的同仁網絡媒體平台，不乏有人堅守對真理的承諾，承擔著責任和良知的重負，這是他們的亮點，也是動力源泉。更何況，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經歷挫折和苦難的過程中，近距離體驗自由、民主的真正含義，了解民主機制的運作程序，加上自身的反思、覺醒，完成了從被洗腦到反洗腦的脫胎換骨般的蛻變，回到人本身。
走得更遠的，是那些沒有“政治包袱的“亞流亡者”。以文化領域為例，比如一個世紀以來，從早期的林語堂，到余英時（1930-2021，美國）、白先勇（台灣）、高行健（巴黎）、高爾泰（流亡獨立作家，美國）、王鼎鈞（美國）、哈金（美國），以及我們所熟識的旅法藝術家趙無極（1920-2013）、司徒立、楊詰蒼、馬德升、王克平等等，等等。他們堅守自己的理念，以漂泊之身，做永恆之事，在自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方式，彰顯具普世價值的人文精神。同時由於他們自身的華裔來源，自然而然地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的是與世界文明相契合的中國人及其文化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交流影響中國，改變基因。做一個獨立的文化使者，遠比群體運動更有效、更持久、更能觸動人心。
其實這並不意外。人類歷史上，在人文、社科各個領域有所成就、推動歷史進程、影響後世的，都是個人所為，他們燦若繁星，不勝枚舉。
章詒和也是一位個體對抗專制的特例（詳見拙作「章詒和的力量」）。她人在國內，身心“被困”，作品屢屢被禁，沒有基本自由。如前所述，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家園”者，也屬於一種“亞流亡”。而象章詒和這樣身在國內的“亞流亡”者，數不勝數。
結論與思考：衝破心靈桎梏，構建普世價值文明
胡平一再強調： “我們必須改進自己，我們也只能改進自己。僅僅是做對的事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把對的事情做對（引自胡平「把對的事情做對」）。”
為什麼“必須把對的事情做對”？四十年的歷史經驗讓我們看到，中國海外民運的最大困惑，是定位不清楚，沒有明確可行的政治綱領，仍然是推倒重來，“成王敗寇”的傳統思維模式。問題是我們究竟想要什麼？打倒、推翻真的是目的嗎？首先根本做不到，其次，退一萬步講，做到之後又怎樣？你能肯定下一任會更好嗎？制度不變，誰都可能是下一個毛澤東，下一個獨裁者，而那些長大成人的形形色色的「小毛澤東」們，將會是中國人永遠的噩夢。有人說，當然要立憲、當然要改制。好，那麼怎樣立憲，怎樣改制？這不是幾句口號或講講大道理便可以達成的。這是一項巨大龐雜而又細緻的工程，付諸實踐，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只顧推翻、打倒式的權力更替，置（民）於死地而後生，既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訴求。和平年代，沒有烈士的生活才是應有的社會形態。
誠然，我們曾被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政治所徹底洗腦，靈魂被控制。但是，當我們終於呼吸到自由空氣的時候，當我們遠離專制統治的時候，我們應該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而不是自由之外的任何其他東西。
筆者認為，在這個過程中，要有穿透式的和長遠的思考。對內，不對任何政府抱以“臨時性”看法而“等待”或“觀望”，應該有終極目標並為當下的工作而堅持不懈，也就是說，應該學習源頭的西方文明，走出各種“陷阱”，站在人類的角度，而非一國一地或東方、西方的角度。不是看人，而是看制度，找出問題的癥結，重錘擊之並找到解決的辦法。不追求物極必反的效應，而是用“非共產黨話語”，進行潤物細無聲的傳播與實踐，構建具普世價值的精神文化，逐步實踐公民權利。
這裡要重申的是：不論海外民運是否有能力完成自己的角色轉型，海外民運都並非中國走上民主之路的唯一希望。中國國內的民主訴求，全世界華人的力量，都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們應該跳出“中國民運”的局限，放眼全球整個華族，包括吳國光先生所講的遍布世界各地的6千7百萬華人族群，只有自覺地構建這樣一種精神文化“共同體”，才能團結並影響國內的民主力量，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逐漸完成結束一黨專制、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的轉型。
今年1月15日離世的台灣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施明德先生（1941-2024），他抗爭強權的一生，提升了華族民主訴求的高度。而施明德所依存的社會背景――台灣自身的政治轉型，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政治資源，值得學習、借鑒。
余英時曾誓言：“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吳國光在巴黎「自由談」沙龍說：“我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由此延伸，我們是時候走出中華民族百年屈辱而自設的“中國強，則華人強”的心理籬笆，賦予其現代性――不僅要抵抗極權專制，而且要徹底反思自我，衝破心靈桎梏，構建普世價值文明，從而有底氣、有自信地宣告：華人強，則公民興！斯如此，則人類幸甚矣！
這，或許是對胡平一直以來孜孜探尋的“自由之後怎麼辦”的最可行的回答。
托克維爾的美國之行，寫下了傳世的經典名著「論美國的民主」。相信堅守對真理的承諾的胡平，可以突破各種思維局限，寫出具指標意義的、超越「論言論自由」的、諸如「論西方的民主」的論著。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