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行為的共同記憶——卡萊爾的舊「英雄史觀」—— 「唯物史觀」是「命運史觀」—— 新「英雄史觀」：創造史觀——好種子·壞種子·奇異子——「因果關係」和「挑應關係」——直接創造與間接創造——普世價值和文明共存——宇宙中的四種基本力——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一個人的決定可以改變歷史走向
宇宙中的四種基本力——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一個人的決定可以改變歷史走向
歷史是行為的共同記憶
對人類歷史，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倡導一種所謂「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在21世紀的今天，當人們達入「信息革命」的新時代時，一種新的歷史觀正在升起，這就是「創造史觀」——創造種子論。
人們談歷史，就是談人們的共同記憶，也就是人的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環境及各種關係的共同記憶。一個人可以脫離或改變自己周邊環境，創造個人歷史 。在現實世界上，在有生命的「自主行為體」個體中，動物、人類、國家，都能創造自己的歷史。有些動物沒有理性，有理性的動物理性都很低，創造的歷史是一種自然史。社會性動物，如白蟻社會、螞蟻社會、蜜蜂社會也有歷史，但動物行為模式千篇一律，就是有歷史，只是簡單的歷史。只有人的社會行為，才能構成千變萬化的人類歷史。國家個體與組成國家的人、團體、組織在一起，也可以創造形形色色、互不相同的歷史。國家個體，作為自主行為體，它的理性，一般低於個人，國家與國家之間，往往會訴諸暴力，國家作為「生命體」的情感，也遠不及人類個體豐富多彩。
動物、人類和國家個體，可以形成群體。國家群體，就是國與國組成的聯盟。沒有共同目標的群體，如同南極群聚的企鵝、大海中魚群、原始人群，不能創造歷史。集體創造，需要協調、配合、前後一貫。烏合之眾的運動，實際上是人類個體的「布朗運動」，不能有理性地、前後一貫地作出行為，不能創造。歷史是由掌握歷史走向的英雄或「梟雄「創造的，有三個因素——權力、財富、傑出的智慧和偉大的精神，可以按預定目的創造國家和人類的歷史。權力是一種「粘合劑」，嚴密組織的人類群體能形成有高度理性的、有超過個人億萬倍行為能力的行為體。巨量財富，巨大工程，可以使一個個分散的個體，按預定目標和程序，像一個自主行為體一般地行為。傑出的智慧和偉大的精神，能夠產生持久的社會影響力，使人類社會中自動自覺地形成有目的、有理性、持續的行為。
卡莱尔的舊「英雄史觀」
19世紀英國散文家和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寫了一本《英雄與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的書，廣為人知。他認為，歷史是英雄創造的，「世界史就是偉人傳」。他崇拜英雄，「英雄崇拜在人類中現在存在，曾經存在，也永遠存在。」他把英雄視為具有超出常人精神特質的先知或神人，并把英雄分为六類，「帝王」如克倫威爾、拿破崙、「神明英雄」如奥丁，「先知英雄」如穆罕默德，「詩人英雄」如但丁、莎士比亞，「教士英雄」如马丁·路德、諾克斯，「文人英雄」如約翰生、盧梭、彭斯。他說：「偉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們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點燃的蠟燭，而是上天恩賜我們的天然陽光。……沐浴在這光輝中，所有靈魂都會感到暢快」。
很多人知道但丁、穆罕默德、莎士比亞、馬丁•路德、拿破崙，但不會想到卡萊爾把彭斯也當作為」英雄」。彭斯是十八世紀英國詩人，他的詩歌富有音樂性，可以歌唱。「彭斯是他那個時代最有天賦的英國人。」卡萊爾談到彭斯表現於談話中的才智時說，「高聲歡樂的洪流，輕柔感情的低泣，言簡意賅的強調，清晰透徹的洞察，他無一不備。」
看起來，卡萊爾的「歷史」，也包括「文學史」，說彭斯「創造了英國文學史」，肯定是成立的。
「英雄史觀」由來已久，古希臘普魯塔克（Plutarch 公元 46—120）在《希臘羅馬名人合傳》中，展示了歷史人物個人性格、品質對歷史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公元前2世紀中國司馬遷的《史記》，也帶有「英雄史觀」的色彩。中世紀歐洲的歷史觀，彌漫著濃厚的神學色彩。到歐洲文藝覆興時期，為了擯棄「神學史觀」，許多歷史著作中，表現了「英雄史觀 」的傾向。
「唯物史觀」是「命運史觀」
馬克思為了與有悠久傳統的「英雄史觀」相對立，提出了「唯物史觀」。恩格斯說，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其一就是發現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唯物史觀」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是推動一切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進行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社會發展的歷史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的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是一個企圖顛覆資本主義世界的人，20世紀蘇聯東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化」表明，馬克思「個人」是怎樣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沒有馬克思，就沒有俄國十月革命；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毛澤東；而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中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少數人「創造」了20世紀「共產黨國家的歷史」。20世紀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發端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時代，歐美資本主義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把這種「對立」神聖化，美化為改造社會的動力。當馬克思的後代信徒們大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時候，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從事「創造歷史」——「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活動，正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希望「無產階級」或「人民群眾」去做的活動。全世界的共產黨人，許許多多人以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多麽純粹和科學，不過是「創造歷史的」馬克思的「追隨者」。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蘇聯，在中國都不再爭奪「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的時候，「馬克思」這粒「種子」就開始被歷史拋棄了。
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不僅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失敗，而且證明了「一國」的「共產主義事業」不能長期存在下去。然而， 20世紀的歷史同樣證明，個人——「天才」、英雄或梟雄是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的事業是一種「破壞、顛覆資本主義」的活動，這裏談「創造歷史」，是在「創造 」一詞的廣義上說的，毀滅、改革、革命、戰爭都是對「歷史的廣義創造」。
比馬克思稍晚的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在《戰爭與和平》中，表述了與英雄史觀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一件事發生，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任一事件的改變，都可能改變歷史，未來的每一時刻，都存在著無數種可能性。這是一種強調歷史事件依賴於「路徑」的「路徑史觀」。托爾斯泰在談到拿破侖入侵俄國的那場戰爭時說，「成千上萬適應或符合那正在發生的事件的原因，湊合起來，聯係起來，就發生了那件事，發生了那種運動，發生了那場戰爭。」在托爾斯泰看來，國王仍然是歷史的奴隸，他的命令並不一定必然地達到他的目的。拿破侖入侵俄羅斯就以失敗告終。
馬克思不同於托爾斯泰，他的「唯物史觀」是為了說明他理論的科學性。馬克思堅信自己正在創造歷史，他沒有否定傑出人物在創造歷史中的作用，但他的一些後代信徒有的受毛澤東的唯物史觀的束縛，把「唯物史觀」簡單地理解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在專制政治下，在強人鄧小平後，性格懦弱的人、無知狂妄的人，登上了高位，面對變革的社會需要，或者無所作為、或者肆意妄行。無知狂妄的人，憑借自己的好惡情感，肆意妄為，把中國引向災難。不過，這是在創造歷史，創造引向災難的歷史。
新「英雄史觀」— 創造史觀
廣義的歷史，有地球史、生物史、科學史、藝術史、經濟史、家族史、電腦發展史，海盜史、個人史、一個甲蟲在樹林中的生活史等等。這裏講的」歷史」，是指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人類史。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世界史都是人類的共同記憶。在這一狹義的歷史裏，金字塔、迦太基、巴比倫、亞述、希臘城邦、羅馬帝國、中國的春秋戰國、萬里長城、匈奴人西侵、基督教、加洛林帝國、拜占庭、阿拉伯帝國、黑死病大流行、十字軍東征、蒙古帝國、美洲的印加帝國、神聖羅馬帝國、英法百年戰爭、文藝復興、鄭和七下西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新教改革、俄土戰爭、印度的莫臥兒王朝、俄國的擴張、荷蘭、英國的海洋霸權、殖民主義、美國獨立戰爭、奧斯曼帝國、辛亥革命、兩次世界大戰、中蘇分裂、蘇聯的解體、9·11事件、1929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新冠大流行……都是人類的共同記憶。一些「名門望族」有詳細的「家族史」，是這一家族集體的共同記憶，不是人類的共同記憶。這裏討論「唯物史觀」、「英雄史觀」和「創造史觀」時，是針對「人類共同記憶」，不是針對「家族史」、「服飾史」、「團體史」來而說的。
歷史事件是人類行為互相交織構成的，行為有動機和後果，所以，人類還有思想史。歷史事件形形色色。有歷史大轉折事件，有新制度確立事件，有大工程建設事件。國家的統一和分裂、民族大遷移、戰爭和革命、哥倫布發現美洲、柏林墻的倒塌都是「歷史大轉折事件」。歷史上君主專制制度的確立、國家的民主化、聯合國的誕生、歐元的建立是「新制度確立事件」。從古代金字塔的建造到今天登陸火星都是「大工程建設事件」。
除了大地震、大流行病等引發的歷史事件外，一般歷史事件都是人參與的結果，有些事件是人「刻意」造成的，有些事件是「無意」中創造的。蘇聯解體過程中，雖然有葉利欽等人的「有意」作用，但總的說來，是一個「自然過程」。歷史是人類理性和社會情感共同作用的產物，是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社會情感」往往是無意中突然爆發的，一些力量的「合力」，也會「無意中」創造歷史。在世界歷史上，無意中「創造歷史」的現象不可勝數。公元4世紀匈奴人的向歐洲的大遷移，導致了一百年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1497年，達·伽馬從裏斯本出發，經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達非洲東岸的莫桑比克，1498年5月，到達印度，開辟了歐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這些新航路的發現，導致了地中海—埃及—印度貿易路線為全程水路取代，歐洲與美洲之間的交易不斷發達。這些變化，產生了長期的、不可逆轉的變化，這就是有2000年歷史的地中海時代的衰落和大西洋時代的興起。
在這之前，中國明朝為了尋找在政變中失蹤的皇帝和宣揚大明王朝的威德，受在位皇帝個人情感的驅使，讓太監鄭和曾率領比哥倫布大得多的船隊到達東南亞、阿拉伯和非洲東部，除了顯示明王朝的強大和「盛世」外，沒有造成世界歷史的變化。在西歐國家大規模發展海洋貿易時，中國的明王朝，在無知和恐懼情感的驅使下，在鄭和七下西洋後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今天中國的「一帶一路」，既沒有能夠顯示共產黨中國王朝的「盛世」，也沒有造成世界歷史的任何變化，與鄭和七下西洋後一樣，實行了嚴厲的「新閉關鎖國」的「網禁」政策。
匈奴人西侵引發的民族大遷徙、達·伽馬和哥倫布的遠航「創造了歷史」，但他們都是在情感的推動下，或在「無意」中「創造」的。個人的有意努力，既可能按預定目的創造歷史，使原來不會發生的事發生，也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事件。歷史上的重大變革往往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發起的。如16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620年11月11日，威廉·布萊福特（William Bradford）等41人，簽署《五月花號公約》，成為美國立國的根基。又如18世紀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20世紀羅伯特·孟岱爾（Robert Mundell）倡導歐元的誕生。
The Xiongnu’s westward expansion triggered a great migration of peoples, while th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 and Christopher Columbus “created history,” driven either by emotional impetus or inadvertently. Individual intentional efforts can either fulfill predetermined historical outcomes, making events that would not have otherwise occurred, or lead to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changes often originate from one person or a few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in the 16th century, Martin Luther’s religious reformation, or on November 11, 1620, when William Bradford and 41 others signed the Mayflower Compact,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Similarly, in the 18th century, Tsar Peter the Great’s reforms in Russia, or in the 20th century, Robert Mundell’s advocacy for the birth of the Euro.
創造歷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廣闊的眼界、洞察力、決心、毅力、謀略、號召力等等，它是許多「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綜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用「心因」（Memes）一詞，來代表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學上的「基因」的文化類比。「基因」通過遺傳而在生物界中傳播，「心因」從一個人的頭腦跳到另一個人的頭腦中，在人類社會中傳播。基因在病毒、細菌、植物、動物和人類個體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腦特有的。植物、動物沒有「心因」。特定種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組合。新技術的發明者、新體制的設計者的頭腦中的思想，就是新技術、新體制的種子，歷史創造者有關變革現狀的想法，就是創造歷史的種子。基因的特定組合，與特定物種相應；同樣，心因的特定組合，與特定的樂曲、設計、技術與特定人造物、特定的組織機構、特定的管理體制、特定歷史事件相應。創造歷史——與發明新武器、新技術、企事業創建或企業的跨國移植一樣，都是從少數人開始的，不同的是，在人類社會中，有些創造歷史的「心因」是烏托邦，依靠國家權力推行，最後也導致失敗。少數人自下而上的提倡，遭到反對和阻礙，導致失敗。18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是一種帶有極端理性主義的運動，引發了法國大革命，革命初期的緊張興奮之情，導致了後期的革命恐怖、拿破侖稱帝和專制制度的復辟。在這一社會大環境中，英國思想家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提出了他的保守主義理論，他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緩慢生長的有機體，不能按照一張社會藍圖來任意編排，幾乎不聽從人的意志。
愛德蒙·伯克所說的意志，是個人意志，是隨時組合分散的、目標變動不定的群體意志。在21世紀的今天，在全球範圍內，存在著財力、權力、信息分析能力、決策能力、行為能力相差千倍、萬倍、千億倍的自主行為體。當一個大體量的行為體要按它的社會藍圖或意志行為時，匯聚在一起的、有多種不同意向的個人意志，已經無足輕重。
在21世紀的今天，可以看到，一個一個人的意志，可以創造他個人的歷史。大企業家、大團體、國家機構、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的意志，依靠巨大財力、政府或機構權力，可以使這種意志的力量擴大幾千、幾萬、幾億倍，只要形成這種意志的「心因」或「心因組合」，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是可行的，這種意志，就可以物化，可以轉變為現實。伊隆·馬斯克（Elon Musk）2002年創立Space X公司（太空探索技術公司），以他一個人的「心因」，在人類航天事業歷史上，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21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這種全球化，在跨國公司有最明顯、追強烈的表現，把新技術、新思想、新設計、新管理，從發達國家推廣到發展中國家和全世界。跨國公司是實體經濟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
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實現它的意志的方式不同。專制政治的國家，依靠專制權力，可以在實現獨裁者的意志，與政治有關的意志，最後隨著專制政治的瓦解而煙消雲散。在經濟、文化、藝術領域，情況會有所不同，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的城市國家出現了藝術上的繁榮。在國際事務中，國家意志的實現需要有關國家的合作，國家意志的嚴重沖突，就會引發戰爭。
有三個因素——權力、財富和偉大的精神，可以按預定目的創造國家和人類的歷史。首腦人物憑借權力，大企業家憑借財富，摩西、孔子、釋迦牟尼、基督耶穌、穆罕默德、馬丁·路德、哥倫布、華盛頓、傑斐遜、愛因斯坦，依靠他們偉大精神和傑出智慧，創造歷史。一個一個「心因」，不足以創造歷史，需要包含有社會情感、能夠產生巨大動力的「心因」，才能創造歷史。個人情感心因，創造個人歷史，符合社會潮流的社會情感心因，創造國家和人類歷史。
人類個體與動物個體一樣，生命歷程中都有苦難，但只有人類能減少、克服、防止苦難。人類大腦中「心因」（Memes）和思想的出現，就是為了減少、克服、防止苦難，為了人能夠去追求幸福。
前面提到，廣義的創造，包括毀滅、改革、革命、戰爭。創造歷史的人物，有些是制造毀滅的魔鬼，有些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政治家。政治家之所以能創造歷史，除了當時社會環境需要外，最重要的是政治家要有周密考慮的、變革或創造的思想。公元前6世紀末，當雅典的平民領袖克裏斯梯尼有了政治改革想法時，克裏斯梯尼就成了古代希臘創造歷史的種子。 1866年普奧戰爭後，當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為了德國的統一而計劃對法國挑起戰爭時，俾斯麥就是當時創造歷史的一粒種子。17世紀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與公元6世紀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東羅馬帝國有許多國土重合，但這兩個帝國的文化非常不同，就在於創造這兩個帝國的種子非常不同，前者是穆罕默德，後者是耶穌基督。
創造史觀承認歷史是「有創造力的人」創造的。「有創造力的人」就像種子一般，在適宜的土壤裏就會發芽成長。沒有種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創造歷史。土壤或外部條件改變，同一種子可能發生變異。張居正是16世紀中國的改革家，但他頭腦裏有的是整頓吏治、強化皇權的思想，他改革賦稅制度，實行一條鞭法，雖然改善了當時中國的財政狀況，但他不是一個創造歷史的種子，他的改革，沒有持久，很快遭到失敗。就是他的改革持久下去，他也不能造成歷史大轉折。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當了大總統，袁世凱不是創造歷史的種子，他頭腦中只有專制統治的一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新體制，面對不成熟的新體制下的政局動蕩，復辟帝制成了袁世凱最容易作出的選擇。
好種子 · 壞種子 · 奇異子
創造史觀認為，「有創造性的個人」就是種子。就像蒸汽機、電燈、飛機、電腦是由一個人或少數發明家、而不是由「生產者」發明的一樣，歷史的創造者也不是人民群眾，而是掌握歷史走向的、有特定創造力的英雄或「梟雄」。
歷史的進步與技術的進步有一點是類似的，就是新的創造是立足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的。電腦的發明不會在電視前，飛機的創造不會在汽車前。同樣，馬丁• 路德這粒種子不會出現在耶穌前，毛澤東這粒種子不會出現在馬克思前。
在這裏，我把種子與頭腦中有這一種子的人，視為同一事物。有些情況下，兩者並不同一。創造歷史的種子大體上可以按不同方式分類。一種分類是分為好種子（英雄）、壞種子（梟雄）、奇異子（難以描述）。另一種是分為「創造的種子」、「毀滅的種子」、其他種子等等。還可以有其他分 類。創造史觀重視民眾的作用，這就是種子的生長需要社會條件。創造史觀承認存在好種子，承認傑出的政治家、英雄就是好種子，華盛頓就是典型。創造史觀不認為創造歷史的人都是偉人，而且認為，政治上的大人物往往都是壞種子。他們以民族、國家、人民、革命的名義在創造歷史的同時，攫取權力，制造新的人間災難，希特勒就是典型。總的說，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壞種子遠遠多過好種子。在地球上有國家的時期，為了避免、減少壞種子產生壞的作用，現在的辦法就是「厲行法治，限制掌權者任期和權力」，實行「分權制衡」。
哥倫布和鄭和都是15世紀的航海家，但兩人是完全不同的種子——奇異種子（簡稱「奇異子」）。哥倫布創造了歷史，鄭和卻不能，鄭和是一粒發不了芽的奇異子。馬丁•路德是中世紀教廷極端腐敗的產物，是一粒好種子。馬丁·路德時的教皇良十世（Leo PP. X；1475－1521），出身佛羅倫斯美第奇家族，他認為宗教和取樂兩者之間沒有矛盾，他慷慨資助藝術家和詩人，使羅馬成為當時歐洲文化中心。教皇國產生不了馬丁·路德這樣的種子，馬丁·路德卻在遠離羅馬的德國出芽。共產主義的種子出現在西歐，在西歐、美國卻難生長，當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把這一種子帶到俄國後，就迅速成長，並蔓延到中國。毛澤東是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種子，這粒種子在中國土壤中出芽、生長，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中國20世紀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歷史。
人類最近5000年歷史，「創造新文明的種子」最重要的是五個半人，這就是摩西、釋迦牟尼、孔子、基督和穆罕默德。「半個人」是馬丁·路德。文明是比國家、民族還要大的單位，是一個人的最大的社會認同，與宗教、價值觀、社會情感、人生目標相連。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人生價值體系。沒有孔子，就沒有儒家文明。沒有基督，就沒有基督教文明。沒有釋迦牟尼，就沒有佛教文明。沒有穆罕默德，就沒有伊斯蘭文明。人生中總有苦難，不同宗教對人生苦難作不同分類，並為人設定不同的人生目標。為人設定人生目標的種子，他們就不只是創造歷史了，而是創造長期持續的不同文明。政治經濟是各種文明的隨著歷史變化的制度結構。政治十年一變、經濟百年一變，文明千年長存。
「因果關係」和「挑應關係」
在人類歷史中，有兩種明顯不同的作用。一是原因結果關係（因果關係），二是挑戰應戰關係（挑應關係）。
因果關係在人類史上大量存在，無需作出說明。挑應關係是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提出來的。對同一挑戰，不同人會作出不同應戰，「與同一原因產生同一結果」的「因果關係」完全不一樣，挑應關係是無法預測的。湯因比說，「那種朝一個預定目標必然前進的觀念並不適用於人類世界」。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普通人對「挑戰」只會作出普通「反應」，而」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會作出創造性反應。」一個文明的未來命運操在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手中，並非什麽「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一書，以 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家文明等數十個文明作為研究歷史的單元，用大量的「松散類比」作出一般性的結論，並不是一本嚴謹的科學著作，但湯因比看到挑應關係與因果關係的不同，正確地指出了「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對歷史發展關鍵時刻挑戰時的作用。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由於其性格、氣質、視野、思想、應戰力的不同，就會作出不同程度創造性的反應。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生性剛毅，早就懷有建立「大帝國」的思想，亞歷山大繼位後的東侵，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空前龐大的帝國。如果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生的兒子是性格懦弱的人，並讓這一兒子繼位，那麽， 馬其頓即使東侵，也不會產生一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俄羅斯的彼得大帝是一個」具有創造力的人」，他小時候，荷蘭人教他數學、炮射、建築堡壘的學問，在他25歲時，遊歷西歐一年半，學習航海、造船和西方文化，決心把長期受拜占庭和蒙古這些東方文化影響的俄國，轉變到學習西方文化方向上去。正是彼得大帝個人對西方的了解和改變俄國落後面貌的決心，俄國才開始走上專制政治下軍事經濟西化的道路。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沒有直接感受，他只熟悉中國帝王的統治權術。為鏟除政敵而采取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不能不說與毛澤東個人的氣質和性格密切相關。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的改革開放，也走專制政治下軍事經濟西化的道路，這與鄧小平年輕時到法國學習和他對西方的了解大有關係。
直接創造與間接創造
創造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托馬斯·莫爾（Sir Thomas More 1478－1535）曾擔任英國大法官，權力僅低於國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使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托馬斯•莫爾因反對亨利八世兼任教會首腦而被處死，在這一事上，可以說，亨利八世和托馬斯•莫爾一起創造了十六世紀英國歷史。
莫爾寫了《烏托邦》一書，並沒有把《烏托邦》變成現實，莫爾不是《烏托邦》理想的歷史創造者。馬克思是歷史創造者，但只是20世紀蘇聯中國歷史的間接創造者，直接創造者是列寧、毛澤東。要直接創造歷史，必須取得權力或影響力。秦始皇、凱撒、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侖通過戰爭創造大帝國，是他們在掌握權力後按他們個人意志進行討伐征戰的結果。馬丁• 路德創造歷史，是依靠他在特定時代、特定社會條件下的影響力。
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現實中存在著各種政治力量， 歷史的直接創造者必須有能力把最大力量掌握到自己手中，按自己的想法去行動。歷史上有許多時期，民眾中長期存在一種強烈的社會要求，所謂逆歷史潮流而動，就是對抗這種社會要求。創造歷史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歷史上也有許多時期，民眾中的社會要求十分分散，歷史的直接創造者要有凝聚各種力量的能力。
普世價值和文明共存
人性有三大要素，動物性、人類理性和追求真理、正義、完美的「神性」。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有高度發達的理性和想象力，能夠通過理智認識無限大、無限小、無限遠、無限不可控制的不規則變化、無限精確又複雜的結構、無限理想的形態、無限美好的互動方式。科學技術，如電腦芯片的精密性，就是追求這種無限的產物。認識神，就是人的這一願望的表現。儒家不是有神論，「仁」是人際關係的完美化，當把儒家思想運用到政治領域中時，儒家成了專制政治的基礎。動物也有理性，但完全沒有想象力。創造力建立在豐富的想像力基礎上，而且能夠把想象「物化」。幻想家有想象力，沒有「物化」能力，所以不具有創造力。比較不同的文明，儒家文明超越「有神論文明」之處，在於儒家追求人際關係的完美化，重視現世生活，在全球化過程中，儒家需要在「非政治化」的情況下，才能成為各種文明友好溝通、和平共存的橋梁。
「心因」（memes）與「概念」不同，能夠成為「新技術」或「創造歷史」的「種子」，要經過「知道」、「理解」和「創造」的不同步驟或階段。這需要依靠理智的光明，依靠「理解」，用宗教語言來說，就是接受聖靈。只有「理解」了，才能有所創造。人類之所以脫離動物，就是因為能創造。用宗教語言來說，就是神創造了人。地球上有了萬物之靈的人，才有人創造物、創造歷史。就是創造建築物，創造新物種、創造機器人，創造新制度、創造新社會。新社會的產生，是社會中人和形形色色「自主行為體」互動方式的變革。
沒有想象力，就沒有發現和發明，沒有科學和技術，也不會有宗教和藝術。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僅充滿生活的真實性，而且有豐富的想像力。中世紀歐洲歷史的相對停滯，是中世紀歐洲思想停滯的結果，不能產生創造歷史的種子。看一看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菲爾的作品吧，他們是怎樣追求完美的。他們在繪制壁畫、制作雕塑、建造教堂時，就創造了歷史，把人類帶進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專制社會反覆的王朝循環，與孔老夫子的「仁政」思想密切相關。孔老夫子「仁政」思想，一方面讓統治者知道，「暴政」將引發王朝的滅亡，另一方面，「仁政」與「暴政」一樣扼殺了「自由」。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有藝術創作的充分自由，因而在繪畫、雕塑、建築和文學領域，造就了群星燦爛的時代。政治不同與文藝，政治直接把許許多多普通人「卷入」。當一個政治家在創造歷史時，他必須有充分的想象力去設想各種可能性，從中選擇出一種能夠為最大多數人接受、樂意推動的步驟和方案。他還必須有個人魅力，讓人們信任他、願意追隨他。一個長期扼殺自由的國家，人在各個方面的想象力就會受到抑制，傳統政治的積弊就無法得到克服，政治發展就會停滯。
埃及、中國、伊朗和許多阿拉伯國家，它們背著有千年以上沈重的專制政治包袱，它們抑制人的政治想象力，這些國家雖然有「共和國」的名義，但都打上了傳統王朝的印記，歷史就只能在一個又一個形態不同的「王朝更叠」中循環不已。事實上，創造歷史——與發明新武器、新技術、創造新的政治經濟體制，與跨國公司移植新管理體制一樣，都是從一個人或少數人開始的，要經過設計、計劃、試驗到大規模生產和推廣。在這些土地上，要把「非政治領域」中的自由擴展到「政治領域」，自由出創造，只有自由，才能在各個領域，湧現出各種「具創造力的人」。人類的偉大事業，都是從一個人或少數人發起的。要通過和平、非暴力、循序漸進的方式，獲得愈來愈多的人的接受而逐步實現。讓我們在這些土地上普及「創造史觀」，相信人的能力和創造力，創造出新技術、新制度、新體制，創造出這些國家和地區輝煌的新的歷史和未來。
宇宙中的四種基本力
宇宙是一個複雜旋轉體系，月球繞地球旋轉、地球繞太陽旋轉、太陽在銀河系一條旋臂上，繞「銀心」旋轉（繞銀河系中心公轉），速度約為每秒220公里，公轉一圈需要大約2.5億年，它在圍繞「銀心」公轉的同時，帶領著自己周圍的行星向武仙座方向飛奔過去。 太陽繞銀心旋轉的軌道並不是正圓，而是偏心率很小的橢圓。這些多層次旋轉，產生的科裏奧利力，加上各種各樣曲線運動產生的、人類今天不知道的力，會使地球上的人類受到巨大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變的力的控制和影響。人為力量與自然力量在物理學中都稱為「力」。
現代物理學認為，宇宙中有四種基本力，即引力、電磁力、強核力、弱核力。強核力起作用的範圍在原子核內，是作用在原子的質子和中子之間的力。中子和質子都是原子核中的粒子，在1飛米（fm，10−15米）的距離處的核子之間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使核子結合成原子核，但在超過大約2.5fm的距離時，強核力迅速減小至微不足道。在小於0.7fm的距離處，因質子、中子本身占有空間，強核力變為是排斥性的。弱核力作用距離非常短，作用力的強度只是強核力的1/1013，即10萬億分之一。
強核力和弱核力都是與原子核有關的、空間中的短程力，電磁力是長程力，但電磁力有正負，在大尺度下正負電磁力會抵消。引力是由於物體質量和空間的幾何構形形成的力，引力沒有正負，不會發生正負引力互相抵消現象，在超大尺度空間、超大物體質量的情況下，引力是統率宇宙的最強大的力。
宇宙中的一個一個星球，與一顆一顆沙粒、一個一個原子一樣，都是「粒子」，如果宇宙中有的星球帶正電、有的星球帶負電，宇宙就會是另外的樣子。
電磁力是處於電場、磁場或電磁場的帶電粒子所受到的作用力，是強核力大小的幾十分之一。光子是傳遞電磁力的媒介。引力是強核力的1/1039分之一，即10的千萬億億億億分之一。引力在原子核尺度範圍內微不足道，但在大尺度宇宙空間中，成為最大的力。
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
宇宙中的四種力，包括造成分子運動、細胞運動、心臟脈動、信息在生物體內通過神經線路的傳輸、動物世界的運動，都是自然的力量，總稱為「宇力」。人力是推動人的有意識行為而形成的力，是由人身體細胞中與化學鍵相聯系的電磁力、人有意識利用的自然力量形成的。人依靠食物中的能量生存，而食物中的能量來源是地球上綠色植物光合作用的結果。全人類人力的主要來源是太陽輻射能。人雖然能夠利用地熱能、原子核能和引力產生的潮汐能，但人身體產生的體力的直接來源是太陽輻射能中被綠色植物吸收的一小部分。所以，人力——推動人的有意識行為而形成的力，也是自然力量的一部分。
在整個宇宙中，除了地球上存在生命外，至今還沒有發現宇宙中其他星球上有地球上生物一樣的生命體存在。地球上出現人類後，經過7000年，由於人類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創造了自然界沒有的形形色色物品，創造了各種各樣的人工環境，創造了人類文明，改變了地球面貌。我們把「人為力量」從廣義的「自然力量」劃分出來，稱為「人為力量」。「人為力量」以外的「自然力量」，就是狹義的「自然力量」。
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是人類把一部分「自然力量」轉化為「人為力量」，人類社會的財富，就是「人為力量」的標志。一個人財富愈多，他能夠利用的「人為力量」愈大。金融財富，或金融資產，就是一個人或一個經濟體可利用的「人為力量」大小的標誌。所以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增長，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的有意行為的結果。（參見嚴家祺：《全球財富論》第180頁）這一點，對於了解經濟發展、經濟衰退和金融風暴的發生，尤其重要。
人在地球表面，經過幾千年的努力，改造了地球表面的環境，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明，太陽一年釋放的能量，只有22億分之一到達地球。這部分能量為5.48 ×1024 焦耳，換算成為千瓦小時，相當於1.5×1018千瓦小時。這一數量是全球能源消耗電量1萬倍。當我們今天看到為了石油、煤炭、天然氣引發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沖突和戰爭時，我們要注意到，與太陽釋放的能量相比，人類任何利用能量的努力，都微不足道，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一切戰爭，包括因能源引發的戰爭，應當絕對停止下來。
人類行為和人類文明建立在情感和理性兩大基礎之上，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的行為，情感和情感形成的信仰決定行為的方向和道路。人用大腦想一想，等於電腦搜索、計算一下，這是人的左腦的功能，情感、信仰不是通過計算得來的，是右腦產生的。人類社會中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人類控制和利用宇力的能力愈來愈大，這是人類理性力量和科學發展的根本動力，而這種愈來愈大的人的能力，在宇力面前永遠微不足道，有限的人力與無限的宇力之比，永遠為0，這是人類社會信仰的力量和宗教永遠存在的根源。
人類和群聚的動物都有自己的歷史，都有經濟史、政治史。動物社會有經濟現象，一些物種的動物能夠采集和存儲，有采集產業、有畜牧業、有農業。螞蟻社會有社會分工，有戰爭和政治、有利他主義，除了蟻後，剩下的「大眾」各有其職業，有的餵養幼蟻，有的修建道路，有的加入專業的軍隊，在這個過程中還產生了交易市場。一種螞蟻會飼養或養殖以汁液為食的「同翅目」昆蟲，如蚜蟲（aphids），這些昆蟲從植物中獲取自己的食物，並將其中一些作為高營養的花蜜或蜜露傳遞給螞蟻，螞蟻會剪掉蚜蟲的翅膀來收集汁液，這在螞蟻的經濟學中，是一種「生產勞動」。
動物在三個方面無法與人類相比，一是理性能力，動物不能形成宏觀和微觀、宇觀和細觀、不能形成自由和法治觀念、不能形成「物權」和「債權」概念；二是動物沒有人類的想象力；三是動物沒有信仰，沒有追求真善美的能力。
在這裏，只談政治史。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每一次偶然事件，都會改變歷史的走向，但總體來說，由人類組成國家的歷史，不同於一群一群黑猩猩、一窩一窩螞蟻、一巢一巢的蜜蜂的歷史。
在人類產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這就是自然的力量。動物行為也是自然力量。人類歷史不同於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形成的歷史，人類歷史，包括人類社會的歷史、人類創造發明的歷史、人類改造自然環境的歷史，則是由兩種力量起作用，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
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是人為力量造成的行為，是改變自然力方向的行為，可以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造成各種有益、有害或無關的結果。在人類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發展，既可以使自然力量朝著有益於人類、也可以使自然力量朝著有害於人類的方向發展。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種人為規定的制度、意識形態、宗教信仰、道德規範等形成的「人為力量」，同樣會造成有益、有害或無關的各種結果。
一個人的決定可以改變歷史走向
人類的國家史與動物的群體史的根本區別是，同一種物種的動物的群體行為，是動物的自然行為，大同小異；而只有人類，會由一個或幾個人提出一種由理性或信仰形成的不同目標，帶領人群為這一目標而共同行動，歷史事件中充滿了無窮偶然性，而許多重大歷史走向，是一個人的強烈信念創造的。
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1483-1546）在維登堡諸聖堂門前貼出了《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即《九十五條論綱》），列出反對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點。九十五條立刻傳遍德意志和整個歐洲，宗教改革運動就此開始。
輪船在海洋中航行，想要轉變方向，不能由乘客決定、只能由船長一個人決定。人類歷史的走向，受到各種偶然因素影響，但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意志可以決定歷史的走向。就像蒸汽機、飛機和芯片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人類歷史的重大變革，也是一個人或少數人創導的。16世紀歐洲的新教革命，是馬丁·路德一個人發起的。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是前往北美洲新英格蘭殖民地的102名英國清教徒在上岸之前，在五月花號上簽訂的政治聲明，同意創建並服從一個政府。這一締造美國的公約是由一個人想出、41人簽名提出的。
1958年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登上法國國家權力頂峰，與一個月前完全沒有政治權力的戴高樂在處理阿爾及爾事件中發揮的作用直接相關。法國第5共和的產生，完全是戴高樂一人深思熟慮的產物。1945年，法蘭西第4共和國成立，戴高樂擔任了5個月的臨時政府總理，被迫辭職後，1953年後退出政壇隱居。1958年，法屬阿爾及利亞發生暴動，這時的戴高樂不掌握任何權力，5月15日中午，駐阿爾及利亞法軍司令拉烏爾·薩朗（Raoul Salan）將軍在一次演講中公開喊出了「戴高樂萬歲」的口號。一個毫無權力的戴高樂，頓時自己感到自己偉大，當天下午6時，向報界公開發表聲明，戴高樂說：「以前，國家在危急存亡的關頭曾賦予我以責任，領導全國救亡圖存。今天，當國家再次面臨考驗時，讓它知道我已做好了接管共和國權力的準備。」17天後的6月1日，戴高樂的新內閣提名在國民議會以329票對224票獲得通過，戴高樂擔任了法蘭西第4共和國最後一任總理。同年9月，法蘭西第5共和國成立。在1958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中，戴高樂和他的政黨贏得了多數的支持，12月，以絕對多數的優勢當選為第5共和國首任總統。1959年1月8日，正式就任總統。
【註】戴高樂：《演講及書信集》第3卷，法文版，普隆出版社，1970年版，第4頁，中文版引自：金重遠：《法國現當代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第247頁。
共產主義在19世紀的傳播，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鄧小平通過六四埋葬了共產主義。 創造人類歷史、改變歷史的走向，不是依靠理性計算的利益，而是人類社會中表現出來的情感形成的信念、信仰、正義的力量。宮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江青嫉妒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榮耀情景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