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9月中旬，為美國總統大選而寫的書《創造偉大美國世紀》英文版在美國出版，同時，這本書的中文繁體字版在台灣出版，在網絡上搜索Amazon和台灣翰籚圖書出版公司加《創造偉大美國世紀》，就可以看到這本書的出版消息。8月中旬，紐約《世界華語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中文簡體字版時，美國光傳媒曾經發表過這本書的的一、二章，現在刊登第三章。後附全書內容提要和本書55個要點。
左腦和右腦，情感和理性
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是兩個不同概念。權利是一種自由選擇，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所以，權利與自由密切相關 。在有些情況下，權利的行使依賴於他人，如本人的財物不受他人侵犯的權利、行使索取他人欠債的權利、免於武斷監禁的自由。權利往往會受到他人的侵犯，所以，權利需要保障。權利可以靠權力相互制衡和國家權力來保障 。「法律保障權利」，法律保障，就要依靠國家權力的行使。國家權力的範圍是有限制的，基本人權，就是國家權力不能進入的領域。國家職位的設置都與行使權力、保障權利有密切關係。
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有相互交叉的部分。司法權包括審判權、檢察權，是判斷一項行為是否違反法律的權力。不從分權的角度，而從權力對個人的直接、間接影響來說，國家權力主要有兩大部分構成，一是規範性權力，立法權和司法權都屬於規範性權力，司法權是保障法律規範有效性的權力；二就是執行性權力，行政權與執行權是同一種權力。從權力分類的角度看，行政權是一種強制性權力，不服從行政決定、指令或命令將會受到懲罰，同時，法律用國家的權威給公民造成一種信念，使公民自願地按照法律規定行為，這使遵守法律包含了信任性權力的成分。不同的行政權以不同方式組合了強制性權力、獎酬性權力和信服性權力。司法權主要是強制性權力。
在首腦人物中，獨裁者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只限於這些國家的範圍內，美國總統的權力儘管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和限制，但美國總統的權力和影響力，超過了所有其他國家的首腦。
當我們從廣義行為學視界來看美國總統的權力時，我們就要把各種權力與分子之間、動物之間、星球之間的各種作用力進行比較，在今天AI時代，可以把首腦行為的研究與「比較人類行為、投資行為、借貸行為、政治行為、動物行為、國家行為、機器行為、計算機行為、星系行為」聯系了起來，從廣義行為學理解美國政治和全球政治。
人類行為與分子行為、細胞行為、動物行為、機器行為、計算機行為、星系行為的不同，尤其表現在人類高度發展的理性與情感兩種因素各種複雜的交互作用上，使人類具有一種不同於各種「自然力量」的「人為力量」，人類憑借錯綜複雜的「人為力量」的交互作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紀的人類歷史。
人的身體和大腦有左右之分。人的肺臟腎臟也有左右葉之分，肺臟處理氣態物質，腎臟處理液態物質。肺臟和腎臟處理的物質，結構功能都比較簡單。人的大腦擁有100億以上的神經細胞，大腦需要處理身體內外的各種信息，左腦與右腦處理的信息變化無窮，左腦主要處理與語言、文字、數字、符號、邏輯、分析、推理、判斷有關的信息；而右腦主要處理與景象、圖像、音樂、情感、直感、靈感等有關的信息。左肺右肺處理的物質對象大體相同、左腎右腎處理的物質對象也大體相同，所以。左右肺、左右腎，結構功能大體相同，而左腦與右腦在結構合功能上，都有明顯的差別和分工。
對同一外部情景，人類大腦，與動物腦都接收視覺信息，但動物不能接收人類的文字語言和數學符號表達的複雜信息。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的右腦比左腦更接近動物腦，而人的左腦會思維、會計算、會記憶、會處理各種複雜信息，更遠離動物腦。右腦就像攝影機，進入右腦的信息如果複雜，還需要左腦進一步加工處理，經過左腦的計算、推理、分析、研究，形成理性的結論。這與右腦的直覺、靈感迥然不同。左腦與右腦在功能上的區別，用大致的、通俗的、簡單的話說，就是：左腦用理性思考，右腦表達情感。
人類與很多動物有左腦和右腦，電腦無法區分左腦和右腦，動物腦的右腦比電腦更接近人的右腦，而人腦的左腦比右腦更接近電腦。人腦的右腦在情感表達上，優於動物的右腦，但人類的左腦在理性思維上比不上算力越來越強的電腦。但電腦的情感表達，不論如何發展，永遠比不上人腦。
美國一些神經學家通過核磁共振掃描儀對人腦的掃描發現，並不存在優勢右腦或者優勢左腦的情況，某一側大腦並不能主導或影響個體人格特點。事實上，今天的核磁共振掃描儀無法研究人類意識、理性、情感、信仰這些現象，更難分析人的信仰和愛的執著程度，這就像今天用核磁共振成像可以發現電腦的結構與功能大致相同、而無法檢測到不同電腦內部儲存的不同信息、對外來信息有不同反應一樣。從動物腦到人腦結構功能的發展、人類左腦右腦和大腦不同部位的結構和功能、相互關係，是未來AI研究的關鍵。這本書，只是借用左腦右腦在功能上的一些區別，來說明從生命體個體到螞蟻群體、蜜蜂群體、人類群體組成的國家，這些廣義生命體的信息系統和決策系統的一些運作機制。
自然界中的生物個體是生命體。白蟻群體、螞蟻群體、蜜蜂群體、人類群體組成的國家，也是生命體。有左右腦的生物個體，左右腦有不同功能，但表現了左右腦的協調性。一個人大發脾氣，是理性沒有起來抑制憤怒情感的發泄，這種情感發泄是一種生理上的需要，不是右腦與左腦的沖突，也不是右腦對左腦的「戰爭」。
一個國家也有一個大腦，最高立法機關表達國家的情感，情感與當前的感受直接相關，相當於國家的右腦。行使最高行政權，是為了作出有可行性的決定，這就需要兼顧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需要理性的分析，相當於人的左腦。理智的人會使自己的理性控制情感，保持理性與情感的協調，但一個人會不顧及一切，完全為自己的情感而行動，但「單一生物」的左右腦不會沖突。
21世紀是信息革命的世紀，從外星或太空中看人類社會，看不到誰在競選總統，也很難弄清楚地球上的什麽「權力制衡」，只是把地球上的一個一個國家都看作為單獨的生命體。在外星上觀察地球表面的生命體，對最近以來的地球生命體，外星的觀察者會說，2024年地球上的四場正在發生的狹義戰爭和廣義戰爭，出現了「廣義生命體」的一種新現象，這就是「左腦和右腦的戰爭」，或「情感和理性的戰爭」。這四場戰爭是：俄羅斯烏克蘭戰爭、以色列哈馬斯戰爭、台灣海峽潛在戰爭和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隱含的廣義戰爭。從「人工智能」或在太空中看，這與地球上稱為「國家」的生命體之間的、一場左腦和右腦的戰爭、情感與理性的戰爭，是同一回事。每一個蘋果與「軸線」垂直的平面有一個「五角星」，這與「金星在8年周期中的運動軌跡——五角星花瓣」是同一回事，這也與艾薩克•牛頓把「地球繞太陽運動」看作與「蘋果落地」是同一回事一樣 。
21世紀是信息革命的世紀，這個革命在科學上的第一高峰就是對人類大腦結構功能和信息處理的主要機制的全面了解，其中包括同一個人的左腦和右腦的協調機制。
每一個人都需要左右腦並用，用左腦發達的理性功能來完善法律和制度的規範，用情感、用大愛精神互相合作、共事。
人的行為，除了受到各種環境、外在條件的限制外，還受到道德、信仰、法律、權力、各種人為規則的約束。民主政治的原則是，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憲法和法律限制總統、政府、立法和司法機構的權力（power），同時用憲法和法律了保障人民的權利（right）。在民主政治下，憲法有最高的權威，這是對政府，和總統行為有效的理性約束，這種約束，就是對人民權利的保障。
在一國國家，愈多的人不關心政治，是愈美好的政治，一個把愈來愈多的人卷入的政治，說明國內外形勢或這種政治產生問題了。從今年7月1日以來，第 45 任總統唐納德·川普與第46任總統拜登為競選47任總統辯論，成了兩個「已任總統」、而不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把最近八年來，國會兩黨的分歧，集中地展現全國人民面前，把美國大多數人卷入了政治，與華盛頓當選美國第1任總統時美國舉國歡騰和離職時人民對他的依依不捨和一片祥和景象適成對照。 美國總統既是行政首腦，又是國家元首。政治與行政是不同的，總統不僅要做許多行政事務，而且要代表國家，首先是政治家，要像華盛頓、傑斐遜那樣，在全世界有崇高的威望。政治講妥協、法律講是非，政治家不是國家的「總管家」，政治的第一使命，消除大規模的暴力沖突，消除戰爭、締造和平。在一國國家，愈多的人不關心政治，是愈美好的政治，一個把愈來愈多的人卷入的政治，說明國家開始不安寧，這種政治有問題了。
意識形態爭論在國內與國家之間的區別
意識形態爭論，既有理性因素形成的爭論，又有信仰不同形成的爭論。這種爭論，當信仰不同因素愈來愈強烈時，就會造成暴力沖突和戰爭。這有三種情況：
①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發生在一個國家在長期分裂後，形成兩個或多個互相不承認的政府之間。
②發生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的國家、專制獨裁國家內部。
③發生在民主國家內部的不同政黨、不同組織之間、議會不同黨派之間、總統與議會之間。
在第一種情況下，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沖突，就會導致戰爭。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台海兩岸互不承認的兩個政府之間、20世紀共產黨專政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也屬於這種情況。
歷史上的農民暴動或國內大規模擾動，屬於第二種情況，有的因宗教信仰不同、有的因意識形態不同形成。在古代、中世紀、近代國家以前的時代，許多意識形態沖突沒有形成明確的「主義」。一切「主義」，都是把一種或幾種思想因素，把它突出起來，加以強調、或絕對化形成的。在馬克思以前，所謂「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都是意識形態，馬克思用科學和理性把這些思想、要求包裝起來，制造出一種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當共產主義在許多國家蔓延時，這種情況會轉變為國與國之間的沖突。
第三種情況，在今天的美國、德國、法國有明顯的表現。在一個民主國家內部，各種「意識形態」分歧、爭論，可以說是一種 「隱含的戰爭」，與第一種、第二種情況不同，在21世紀的今天，民主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分歧和沖突，完全可以在「非暴力」情況下，通過理性的分析、協調、互相寬容得到解決。
宗教、意識形態、世界觀之間的分歧，與科學、數學的學術分歧不同，包含著強烈的信仰和人類情感因素，是難於通過解釋說明得到解決的。所以，在今天美國總統大選的高潮中，這裏用「超越政治」的方式，從「廣義行為學」來看待、分析美國總統候選人之間、美國總統與國會之間、國會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把俄羅斯烏克蘭戰爭、以色列哈馬斯戰爭、台灣海峽潛在戰爭和現在美國總統大選中隱含的廣義戰爭，看作是一場左腦和右腦的戰爭、情感與理性的戰爭。
「冷戰」、「潛在或隱含的戰爭」 和「歷史上的戰爭」、「正在進行的戰爭」，都屬於「廣義戰爭」，從大尺度時間空間看，這些「戰爭」形態和強度不同、發生在不同「時空位置」。
再談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
上一章談到，廣義的自然力量包括兩部分，一是狹義的自然力量。二是人為力量。動物力量屬於狹義的自然力量，但人可以通過馴化動物、增加人為力量，可以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利用自然界的能源，大大地增加人為力量。人還可以通過行使權力，增強自己掌握的人為力量，造福社會或制造災難。
權力是一種「人為力量」，遠比蒸汽力、電力、暴風雨、大地震的力量等「自然力量」複雜。權力一種「人際關係」，權力可以有多種方式產生，可以通過「自願同意」、通過「威脅強制」、通過「口頭承諾」、通過「簽訂協議」等產生。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下，權力產生的方式完全不同。在歷史上和當代，專制獨裁國家也設立了代表大會、形似議會這樣的機構，代表大會的會議有全體大會、按代表當選的地域劃分的小組會，全體大會只有聽演講，只能投票表決，不能臨時要求發言，而小組會可以自由發言，但不能投票表決。形形色色的內部規定，特別是候選人受到嚴格控制的「官方候選人制度」，使代表大會成了專制獨裁者的工具。實際上這種代表大會完全不能發揮民主政治下議會的功能。在民主政治下，如何保障議會正常運作、發揮功能，這是今天許多國家都遇到的問題。
在民主政治下，總統的權力與國會議員的權力有很多不同。國會的權力需要議員對同一議案進行表決才能產生，所以，這種權力產生的前提是議員有聚集在一起共同解決問題的意願。一個家庭，當夫妻兩人在一起就發生爭吵時，這個家庭就很難共同做事，但夫妻兩人可以離婚而不再發生爭吵。而一個國家的議會不能因意識形態分歧而「離婚」分為兩個議會，憤怒情緒會引發暴力沖突，一些分歧只能在一起通過互相理解、互相妥協和投票方式達成共識。但在一些意識形態問題上、在有價值觀嚴重分歧的問題上，人的情感起著比理性更重要的作用。加上議員一般不會因意見不同而拒絕投票，也不會辭職，在有些國家，一些議員就用會用個人身體的「非常態動作」來表達，阻止議會按程序討論。這是一種「文明倒退」現象。美國的議會從未發生這種現象，但憤怒情緒和「否決政治」起著阻礙議會正常運作。
人有不同信仰、有不同世界觀、價值觀、接受不同意識形態，除了產生明顯有害後果的宗教或迷信外，在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是不能通過立法加以禁止的，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形成，與這個國家長期的傳統、大多數人的宗教信仰、意識形態有關。伊斯蘭信仰的傳播，創造了許多伊斯蘭國家，民主自由在歐美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歐美許多國家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特有的事件，是有幾百萬人參加，規模巨大，歷時數十天，最後以暴力鎮壓收場。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通過電視傳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聲討和譴責，這是正義的力量，這一力量，是一種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不可抗拒的力量，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蘇聯大帝國的解體，正是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全球政治氣候根本性的改變。由意識形態、宗教信仰造成的國家行為的變化，是一種自然力量推動的變化；正義的力量也是一種自然力量。一個關係到一個國家的重大事件，當權者長期掩蓋真相，正義就會受到壓制。正義力量的爆發，就會改變國家的歷史進程。
意識形態是理性和情感的組合
國家是一種生命體，從「仿生學」看國家這種生命體，一國的強大，就會使得其他國家不敢欺侮，就會給自己帶來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國家作為一種生命體，大腦和神經系統可以看作為「廣義政府」，「狹義政府」指「行政機構」。中央政府的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最重要的是在符合憲法的條件下，作出國家生命體內部組成的每一個組件、每一個個體法律要求行為的部分和法律禁止行為的責任。這在實際上是完善國家生命體內部的」植物神經系統」的過程。
從仿生學和廣義行為學角度看立法權和司法權，立法、司法兩種權力與行政權有很大的不同，行政權是主要是作出什麽行為、使政府的行政決定得以執行、實施的權力，而立法權和司法權是一種按憲法規定國家內部所有組件、所有系統「許可行為」和「不許可行為」的決定。一個國家的立法權不可能去改變另一個獨立國家的內部行為。但一國的強大和一國的對外決定和行為可以對其他國家的行為產生影響，使其他國家不敢於侵犯本國，而且可以在國際關系和全球事務中發揮有利於本國的作用。
在專制制度下，立法、司法、行政權最後集中在專制獨裁者手裏，實行三權分立的目的之一，是使國家生命體的內部運作自然化，國家的「植物神經系統」可以自主地運作，立法權的行使使國家首腦不能干預國家「植物神經系統」的運作，所以，「植物神經系統」又稱為「自主神經系統」。一個民主國家，從政府到國家首腦的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權利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這是民主政治的不可動搖的最高原則。在民主政治下，從政府到國家首腦，都不能通過行使國家權力侵害人民的權利。1989年6月4日的北京大屠殺，就是擔任「共產黨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以「清場」為名、用機槍坦克屠殺北京和平抗議的人群的行為，這是名義上稱為「人民共和國」的專制獨裁的根本標誌。美國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堡壘，美國的最高權力，包括國會、總統、最高法院都不能通過行使國家權力侵害人民的權利，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範圍，就是「不能通過行使國家權力侵害人民的權利」。這是華盛頓擔任第一屆總統以來美國民主政治憲法不可動搖的最高原則。
在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時代，可以用「廣義行為學」的觀點，更廣泛地看待、分析和研究國家權力、包括立法、司法問題。
動物社會沒有法律，人類社會為什麽會產生「法律」？從「廣義行為學」的觀點看，在不存在外來危險和外來威脅的情況下，一個動物要作出一種具體行為，不可能用一種「普遍規定」來禁止一個動物的具體行為，所以，動物中充滿戰爭和殘殺。在人類社會中，法律的首要作用是，禁止某一種具體行為，而且對一個地域內所有人都有效。立法權的核心是對一種一種具體行為的禁止，而不是要求人作出有益於他人的行為。可以說，動物的所有行為，都是自然力量起作用的結果，議會進行立法，是人的理性力量、人為力量起作用的結果。人為力量是廣義的自然力量的一部分，人口是增加會增加人為力量，要更多地增加人為力量，只有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良好的立法有利於科學技術的進步，但國會的立法和投票，不可能讓自然力量轉化為人為力量。
立法和行政在決策上不同，行政決策主要依靠決策者的理性、依靠對具體決策對象或決策領域的了解、依靠科學的分析。就像大海航行中的輪船，航行中遇到特殊情景，不能依靠輪船乘客的多數意見作出決策，而只能依靠理性和科學決策，這種決策，就是生命體的自然決策。立法決策，是依靠立法者的理性，加上情感的決策，這可以稱為人為決策。
立法建立在人的理性和情感兩個基礎之上，是一種依靠人為力量引發的國家行為的變化。國家權力的行使有一個範圍，有些問題，如通過總統簽署將債務上限提高的法案、不宜讓國會投票來解決。根據美國憲法，政府借貸必須由國會授權。從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債務上限的調整已進行了一百多次，設立債務上限是為了讓財政部不必每次都得征求國會批准才能發行債券。像這樣一些問題，是不宜通過國會投票表決來解決的 。
植物、動物、人都是生命體。病毒不是生命體，不能自主運動。國家也是生命體。國家與動物一樣，有自主行為能力。國家也具有植物的特征，不能自由移動，但少數國家由於內部分裂、戰爭等導致領土的變動，在地球表面上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國與國之間表現了更多的地緣政治的關系。21世紀的今天，國家沒有發展到人的階段，國家還是動物，是地緣動物。
任何生命體，它的內部組織、結構和功能，都是在大自然的不同環境中長期形成的，用人為力量來改變一個生命體內部結構，就是做「外科手術」、「基因移植」。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是生命體在自然環境中，歷經千萬年，適應環境過程中的「基因變化論」。有什麽環境，就有什麽樣的生物。國家作為一種「地緣生命體」，一國的鄰國、臨接的海洋，就是這一國家的環境，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南美洲的國家，就不會有歐洲國家那麽關心。國家政治制度的改變，可以通過戰爭、占領，用「外科手術」來改變，就像第二次大戰後，美國改變日本政治制度一樣。
最有效的方法是，改變這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如果說，科學是純粹的理性，宗教是信仰和情感的組合，那麽可以說，意識形態是理性和情感的組合。美國之所以成為今天這樣的民主國家，與「五月花號公約」使近代歐洲的意識形態在北美大西洋邊緣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密切相關。
民族主義是紮根在一塊土地上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福利主義可以在全球傳播，可以在一塊土地上蔓延或衰亡，民族主義只有在長期的全球化、在外星殖民大發展後才能完全消亡。
最高法院需設立「AI司法審查局」
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組成，是解釋美國憲法的最高權威，重要的責任是裁決涉及憲法解釋問題的案件，判定某項法律或政府行動是否違憲，但最高法院並不享有判定政治問題的權力，這種權力被稱為違憲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司法審查（ judicial review）權力，當9名大法官多數人認為聯邦或州的某一法律與憲法相沖突時，就可以否決聯邦或州的這一法律。事實上，總統的公職行為影響全國，影響歷史的走向、影響國家的未來，總統的公職行為負有永恒的責任。2024年7月1日，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在公職行為上享有總統豁免權，這一裁決不僅越出了最高法院違憲審查和司法審查的權力範圍，直接干預美國政治，干預正在進行的總統競選，而且這一裁決違反了美國憲法精神 —— 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政府的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有必要通過修憲對最高法院進行改革，撤銷廣泛的總統豁免權。
美國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司法部門解釋憲法的最高權威。從憲政根本原則來說，這是把最高法院看作為一種不帶任何情感的純粹理性的司法審查機構。人類在今天還沒有很清楚了解左腦和右腦在結構和功能方面的許多區別。 9位大法官他們對憲法、法律的知識和經驗超過極大多數法官，但他們都是人，與我們每一個人一樣，有左腦和右腦，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價值觀、世界觀可能有許多相同，也有不同。按憲政根本原則來說，9位大法官在進行「違憲審查」時，應當像最好的「AI人工智能」一樣。必須運用他們不帶任何情感的「純粹理性」來作出判斷，但現在看來，部分大法官還是更多地受到他們情感的驅動。部分大法官的決定跨出了最高法院的權力範圍，因而是無效的。
創造美國新共和，其中一項目標是在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司法審查方面，充分運用人工智能AI的成就，設立「AI司法審查局」，協助9名大法官更準確地作出有效的裁決。
權力對人性的放大作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撰寫《首腦論》時，我是站在平地上，仰望身在高處的首腦人物，懷著好奇心和神秘感，探索研究首腦的言行和生活。時過境遷，在今天，我已失去了好奇心，也沒有神秘感、不再仰視，而是平視，偶爾俯視，觀察數以千計的首腦和他們的作為。首腦作為一個群體，在人性上與我們平民百姓沒有什麽不同，所不同的是，當他們登上權力頂峰後，權力放大了他們品格中的優點，也放大了他們的缺點、弱點、劣根性。當一個人掌握絕對權力時，他的個人品格、性格、心理、嗜好都會給政治帶來很大影響。在個人權力高於憲法和法律、在沒有法治、迷信權力的國土上，不論科學怎樣高度發展、知識如何廣泛傳播，首腦人物的弱點和人性缺陷，都會造成普遍的人間災難。
近半個世紀前，我有一股攀登高峰的興致，在中國鞍山鋼鐵廠考察的間隙，與幾位同事到鞍山市郊的千山山區，有意行走在沒有道路的崇山峻嶺中，攀登高峰。在法國期間，我與我妻子高臯，沿著旅遊區的康莊大道攀登阿爾卑斯山。兩次感受，迥然不同。近半個世紀前，當歷盡艱難，登上一個高峰時，發現遠方還有更高的山峰。在強風吹襲下，山頂上尤感寒冷、孤寂、無助、恐懼。當想返回平地時，竟然發現沒有一條回頭的道路。當登上阿爾卑斯山高峰後，下山就像克林頓、布什、奧巴馬總統離職一樣輕鬆愉快。這使我想到，千山的崇山峻嶺，就像古代、中世紀的政治，而阿爾卑斯山走的是「政治現代化」的康莊大道。當今世界上，許多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它們的主要問題，不僅是經濟沒有現代化，而且政治也沒有現代化，好容易登上權力巔峰的人，發現找不到一條回到平地的路徑。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想登上權力巔峰，在鄧小平當權後12年竟在秦城監獄自殺身亡。2011年，利比亞首腦卡紮菲從權力頂峰跌落地面。他死亡的地點，竟是在一個廢棄的下水道管道中。
美國政治穩定的三大支柱
上世紀九十年代，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主辦了《中國和憲政》研究項目，1994年，我從法國來到巴黎，參加了這一研究。憲法專家路易斯•亨肯（Louis Henkin）教授的講座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參加這一研究項目的還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和學者。
2001年1月20日，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在當了8年總統後，小布什總統（George W. Bush）在這一天就職。當時我居住在紐約，這是我1989年離開中國後，第一次在美國經歷國家首腦的更叠的時刻。1月下旬，我為香港的一家刊物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如何用制度保障政治穩定》。
文章發表在香港《九十年代》2月號。文章說：「前總統克林頓離開白宮後的第一天，睡了一個懶覺。起床後，也不必像以往那樣，要先看報紙，關注美國和世界發生了什麽大事。離任後的克林頓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樣，進商店買東西，吃早餐。當然，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是，他家附近還有特勤局的警衛，注意和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克林頓下台，副總統戈爾、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和克林頓政府的其他閣員也各奔前程。奧爾布萊特將出任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研究所主席，這是一個無給職。戈爾去向未定，會失業一段時間，目前已回到戈爾夫人在維吉尼亞州的老家。除克林頓的商務部長峰田轉任布什政府的交通部長外，克林頓政府的其他內閣成員有的將當校長，有的將到大學教書，還有的將創立諮詢公司或尋求公職。司法部長雷諾夫人說她準備駕車漫遊美國。這樣一幅「美國最高權力和平更叠」的圖景，在古老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叫做「政治性任命官員」與總統、副總統「同步更叠」。
左起：21世紀以來美國歷任總統：克林頓總統、布什總統、奧巴馬總統、
川普總統官方肖像、拜登總統80歲生日照片
文章說，「美國的政治穩定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最高權力按憲法程序和民意定期更叠，二是『政治性任命官員』與總統、副總統同步更叠，三是有保障政府工作連續性的『常任文官制度』。如果美國采取今日中國大陸一套『最高權力轉移方式』，美國就不會有政治穩定，美國就維持不了世界強國地位。可以說，沒有『民主選舉』，沒有同步更叠，沒有健全的、有效的、按法律任命的『常任文官制度』，正是今日中國缺乏政治穩定的制度性原因。」
一個國家的權力，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國家的最高行政權，除了個別國家外，都包括武裝力量統帥權。在美國，軍隊屬於國家，而且不介入國內政治，軍隊的國家化和非政治化，是一個根本原則。武裝力量統帥權是最高行政權的組成部分。最高權力更叠就包括武裝力量統帥權的更叠。
最高權力順利更替需要好憲法的保證。美國、德國、法國、日本憲法開頭有一個簡短說明，或者稱為「序言」。這是為了說明「立憲」或「制憲」的目的。「序言」沒有「法律強制力」，序言不是「總綱」，也不是「總綱領」。「總綱」規定「國家結構」和「國家主權」，不同於「總綱領」。「總綱領」是「目標」，政黨的黨章要規定「總綱領」，競選總統也可以有「總綱領」，但憲法無需「總綱領」。【註】
權力制衡與「否決政治」
美國的立法、行政、司法在相互制衡的同時，上世紀70 年代以來，從對總統尼克松的彈劾起，在美國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上，國會與總統之間多次出現嚴重分歧而互相否決、國會兩黨之間經常為立法互相否決。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用否決政治（Vetocracy）來概括這種現象，這是指在政府或機構內過度使用否決權、「為反對而反對」。福山認為，美國政治制度在政治極化背景下已經形成「否決政治」。
美國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防止了專制政治在美國產生，又是美國政治穩定的基礎。這是國家作為一種生命體健康的保障，生命體還有成長、發展和作出行為等事情。在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中，只有行政權是作出具體行為、使得國家生命體在國內外事務上有所表現。行政事務與立法、司法不同，與建造一棟高樓大廈一樣，需要周密可行設計方案、要有各種物質條件的準備。總統和政府行政部門作出行政決定前，不能依靠多數決定，而需要首先有周密可行設計方案。如果在三權分立下，由於黨派意識形態或信仰分歧而不斷爭論，形成弗朗西斯 · 福山說的「否決政治」，並在長期內存在下去，那麽，整個美國的發展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會使我們注意到，人的情感與人的理性有一個根本區別：對精神健康的人來說，在人與人之間發生爭論時，人的知識水平、對實際事件情況的了解不同，會使決定不同，但當解釋清楚後，人總要服從理性的決定，人與人的爭吵就會停止下來，但由於情感不同，就會不斷發生爭吵、怨恨。爭吵的一種情感的爆發，怨恨是爭吵爆發前的力量的積累。信仰是一種情感。信仰有多種，宗教信仰、意識形態信仰、世界觀信仰、迷信，都是信仰。信仰愈虔誠，人就愈堅持。
科學包含人類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類最深的情感。信仰的分歧無法依靠理性的解釋來消除，意識形態、世界觀把理性和情感結合在一起，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或不同世界觀的人，就處理同一事件發生意見分歧後，只有相互寬容，才能使爭論、爭吵停止下來。宗教也需要提倡寬容。否決政治就是在宗教信仰、意識形態或世界觀不同的人群、又互不寬容情況下的政治。鼓吹暴力和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基礎，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必須徹底鏟除，否則人類不會有和平。某些與政治緊密結合的宗教信仰， 將信仰的情感因素融入政治， 在一些國家形成「政教合一」的專制主義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這種非理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是極權主義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消亡後，人類和平共處的最大挑戰。
二次大戰後，東德與西德之間的柏林墻，就是兩種不同意識形態不可調和的產物。1989年6月4日中國北京發生了一場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大屠殺的悲慘場面通過電視傳播到全世界後，一天內，就使20世紀流行在東歐、蘇聯、中國、朝鮮等你國家中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聲譽掃地，11月9日，柏林墻終於倒塌。正是鄧小平對1989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動用了數十萬軍隊、機槍、坦克，制造了六四大屠殺，在中國和全世界，埋葬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廣義行為學研究物理物體行為、信使體行為（Messenger body）和生命體行為。從廣義行為學看人類行為時，人類行為受到人的兩種不同因素推動，一是理性，二是情感。人類的大腦分為左右兩部分，左腦的功能偏重於理性，右腦偏重情感，理性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控制情感的表達，對一個人來說，左腦與右腦是密切相連的，當一個人狂怒時，理性就不能控制情感了，就會出現各種暴力現象。國家是一個生命體，國家的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這些機構是人設置的，經過幾千年的不斷改進，遠遠沒有達到一個「單一生命體」經過幾萬萬年進化出來的螞蟻個體的大腦水平，兩個國家之間發生戰爭，與兩個螞蟻群體之間發生戰爭的「行為學原理」的相同的。所以，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戰爭，台海兩岸兩個敵對政權之間潛在的戰爭是動物性的戰爭，但在一個有現代最好民主政體的美國，總統與國會之間、國會兩黨之間、最高法院內部，是有人性的人類社會中的正常分歧，就完全能以人類智慧、以妥善的方式處理由於意識形態不同形成的各種分歧。2024年的總統大選，不是兩個「總統候選人」展望美國未來4年前景的辯論，前些時候成了兩個「總統過去當選人」互相揭露對方前4年「弊端」的爭吵。創造美國新共和，就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現在美國立法、行政、司法權力之間的愈來愈嚴重的不協調現象。2024年到了美國的關鍵時刻，如果美國總統競選辯論的目光集中在兩個「前總統」對方「弊端」上，不創造「美國新共和」，21世紀就不可能成為偉大的「美國世紀」。
創造里根總統後的美國新共和
現在美國國會中的兩黨分歧，包含著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不能用理性的說服和投票表決解決，只能依靠爭論的雙方樹立共同的遠大目標——創造美國新共和、創造偉大的「美國世紀」來解決。
在人類社會中，宗教、意識形態的分歧，不能用立法、投票來解決。柏林墻就是為了避免地緣上連在一起的兩個德國建造起來的。
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各種分隔空間的「墻」，大氣圈是地球的「保護墻」，細胞膜是細胞內部環境的「保護墻」。全球人口的自由流動只能在全球化的第三階段才能實現。2010年代的歐洲移民危機，是一些歐洲國家對移民問題缺乏理性分析，作出有損歐盟的行政決決定的結果。在在全球化的「初級階段」，為防止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在幾年前的美國國會中，就美國與墨西哥之間要不要建造邊界墻，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爭吵，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分歧。美國的否決政治，就是這種分歧的產物。為了消除國會中這種因立法形成的分歧，一種解決辦法就是，把應有行政決策解決的問題歸行政，把應有立法投票解決的問題歸立法。移民問題要考慮地緣政治關係、要考慮移民對本國經濟的影響、要用理性計算的方法、由行政確定有地緣政治關系的國家移民控制程度。對於不能用法律解決的自然現象，就只能訴諸於行政決策，而不是立法投票解決。在一個國家中，三權分立是為了保持政治穩定，在三種權力中，立法、司法可以禁止具體行為的發生，而不能制造具體的行政行為，只有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礎上的行政決策，才能作出具體的行為，實現社會目標。
「否決政治」概念的範圍可以擴大，在不同政體下，否決政治可以有不同形式。1946年到1958年的法國第四共和時代，是議會制下的「否決政治」。法國沒有實行總統制，而是議會制國家。這段時期，議會缺乏明確的多數，不僅法案多次被否決，而且政府不斷改組，出現了一連串不穩定的聯合內閣。在12年中，法蘭西第四共和出現了24個內閣，喬治•皮杜爾、萊昂•布魯姆、埃德加•富爾、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勒內•普利文以及羅貝爾•舒曼等人相繼出任總理及擔任內閣成員，平均執政半年。1958年，戴高樂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就是對第四共和這種「否決政治」的否決。
實行三權分立是為了防止專制統治，而不是為了改變行政權的行使。美國憲法是全人類歷史上最穩定、最有權威性的成文憲法。與法國「一個共和、一個憲法」不同，林肯、里根在美國歷史上創造了新的、沒有像法國那樣數字標記的新共和。今天美國要走出否決政治的陷阱，建立新共和，無須像法國那樣制訂一個新憲法。
意識形態是一種不同於宗教信仰的信仰。與宗教相比，意識形態把各種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偏向和理性混雜在一起。當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信仰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爭論、沖突時，如果愈來愈激烈，最後會導致戰爭。在美國，弗朗西斯•福山說的「否決政治」，就帶有許多意識形態信的爭論和沖突。現在看來，創造里根總統後的美國新共和，首先要消除或減低「否決政治」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和影響。美國的新共和是美國兩黨 ，或加上當時有重大影響力的政黨或人物，在對美國長遠發展的前景有共同目標基礎上的共和，是把美國長遠發展置於個人短期任期內目標的共和，是盡力用理性控制憤怒情感 、互相妥協、合作的共和 。
21世紀的今天，面對美國國會權力兩黨分歧和總統權力的降低，美國需要兩黨、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共同協調，通過新的憲法修正案，創造美國的新共和。為了建立「美國世紀」，美國的政治有必要作更大的改進，在三權分立的原則下，使國會把主要事務放在行使立法權上，為避免國會對全國具體事項的過度立法，制定「立法範圍法」，使國會和政府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建立美國新總統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