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紀念胡趙與八九民運卅五周年論文集》
非常感謝李恒青先生邀請我參加關於八十年代的研討會。正式發言之前，我有一個建議，建議把1976-1979四年包括進去，因為這四年正是為「八十年代」做政治、組織、思想準備的四年，是確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的四年。這四年是華國鋒主政（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大權旁落，名義上的主政）；胡耀邦、趙紫陽被調進中央最高層；解放了鄧小平、陳雲、61個叛徒集團代表的一批老幹部；為全國絕大多數右派「正名」；為地富反壞右摘帽；也是胡耀邦 在中共歷史上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四年。
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什麽叫改革？鮑彤先生有一個命題：「改革就是改錯，改誰的錯？改毛澤東的錯。」政治、經濟、外交、軍事進行全面的改錯。這一點我就不展開，單純談新聞改錯。
新聞改革從黨報開始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等黨中央領導采取斷然措施，粉碎「四人幫」後，10月8日葉劍英派葉選寧通知胡耀邦，準備迎接將分配的工作。11月華國鋒親自找胡績偉談話，要調他到人民日報當總編輯，胡績偉推辭：「我只擔任過副職，只能做副總編輯。總編輯的工作，我不能承擔重任。」華國鋒采用激將法，反問：「你比魯瑛，怎麽樣？誰更強一些？」魯瑛是「四人幫」挑選的《人民日報》總編輯，做報告曾把「墨西哥」說成「黑西哥」。胡績偉想也不想立即回答：「那我當然比他強。」於是華國鋒就說：「那好，你比他強，你就代替他。明天上班，當《人民日報》總編輯去。」這樣，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遭過批判的胡績偉就擔任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
1977年3月3日胡耀邦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以後，就在推動從政治、思想、理論、路線上肅清「四人幫」的流毒時，重點抓了平反冤假錯案，目的是解放幹部、解放人。胡耀邦組織撰寫、並親自修改了17次的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糾正過來》，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8年5月胡耀邦親自組織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下文簡稱《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發表，當晚，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第二天轉發，帶動全國眾多報紙轉發。用胡績偉的話說：「當年我們黨媒走在前頭，帶領全國人民撥亂反正。」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天安門事件」的平反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覆出之後的鄧小平提議召開的，他為會議規定了三個內容，農業、經濟、計劃。並與華國鋒共同擬定會議宗旨：向前看，不向後看；不算過去的老賬，不糾纏過去歷史遺留問題，也不擬提出文革遺留的毛澤東欽定的大案，包括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11月10日至12月15日華國鋒主持召開了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於11月5日至14日偕夫人訪問東南亞新加坡、泰國、緬甸，缺席前5天的會議。
這5天非同小可，胡耀邦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為中央工作會議，提供多種材料和信息。陳雲11月10日在東北組發言。他參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提問了文革中6個大案要案。13日胡耀邦的小組發言，把會議推向批判文革、批判「兩個凡是」的高潮。會場外天安門、西單民主墻的群眾的大字報也開鍋了，矛頭直指向文革、「四人幫」和「凡是派」，指向華國鋒和汪東興，指向毛澤東和一黨專政。
11 月 14 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 上表示：「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沈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胡績偉、曾濤、楊希光、於光遠商量，這是事件發生地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對事件做出正確評價，新華社要當作重大新聞向國內外發布。當晚 7 時多，新華社的新聞通稿發布。這是中共建制以來，黨媒從未有過的壯舉。
鄧小平出訪回來後，翻閱簡報發現會議完全突破他和華國鋒設的框框，原來他讓胡喬木為他起草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實現重點工作轉移」的講話稿完全不能用。就讓胡耀邦找於光遠、鄧必堅等人重新起草講話稿，將簡報中的精華悉數收入囊中。關於「天安門事件」，他說「北京市平反，就是中央平反。」成了他的功勞。
從「三胡亂華」到與「黨閥」的分道揚鑣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國內外有「三胡亂華」之說，具體講：胡耀邦「胡說」；胡喬木「胡寫」；胡績偉「胡編」。「凡是派」、「改革派」對此抱有截然相反的立場。胡耀邦從77年3月被任命為中央黨校副校長，很快升任中組部部長，中宣部部長、中央秘書長，包攬了黨務工作的全部。而胡績偉是他最重要的助手。至於胡喬木因為1972年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給「四人幫」寫了效忠信，揭發了鄧小平的「十四條罪狀」，本來華國鋒的寫作班子要把他作為「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進行請查，被胡績偉等新聞界的負責人保護過關，當了中國社科院的院長。胡耀邦任中央秘書長時，推薦他當副秘書長，主管思想文化戰線。這是「三胡」的一段比較密切合作時期。
「兩個凡是」社論的制造者是黨的副主席汪東興，他堅決反對「真理標準的討論」，他不準紅旗雜志轉載討論文章。人民日報轉載《唯一標準》的當天晚上十一時，毛著編辦副主任吳冷西（原人民日報一把手），打電話給胡績偉，吳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次日毛著編辦另一副主任，《紅旗》雜志主編熊覆，也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曾濤，說新華社播發的《唯一標準》，是一篇錯誤的文章。「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
汪東興找了中宣部長張平化。張召集正出席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各省市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到釣魚台開會，專門講了《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說「不要認為人民日報登了，新華社發了，就成了定論。」「不論是從哪裏來的東西，包括中央來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對不對，不要隨風轉」。
吳江和孫長江很快寫出《唯一標準》的續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鮮明和犀利地全面批駁了「兩個凡是」。胡喬木78年6月20日到家裏找胡耀邦，說：「你不能再這樣寫，這樣黨就分裂了。」續編在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幫助下，於6月24日在《解放軍報》用汪東興最厭惡的「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胡喬木立刻又跑到胡耀邦家，表示他不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還說：「這篇文章是表示我們主動發起攻擊，把事情搞嚴重了，把內部問題公開化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葉劍英的倡議之下召開了理論務虛會議，胡喬木為鄧小平搞出「四項基本原則」，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三胡亂華」從此分道揚鑣。胡喬木和鄧力群也成為控制言論，阻礙新聞改革的「理論黨閥」。胡喬木還接替汪東興擔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1980年2-4月圍繞《人民日報》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題目，胡績偉和胡喬木進行過一場激烈爭吵。胡喬木定為《恢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胡績偉建議改為《恢覆歷史的本來面目》並征求胡耀邦的意見。胡耀邦同意人民日報的修改意見。遭到胡喬木的批評和拒絕。胡喬木強調，他轉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恢覆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的題目與他口授的社論內容，不能改，一個字也不能改。題目不能改，內容也不能改。胡績偉告訴胡耀邦以後，胡耀邦也沒辦法。社論發出後，遭遇群眾來信的炮轟。
「黨報人民性的爭論」和「清除精神汙染」
胡績偉文革之後由《人民日報》副總編升為總編輯，手中有了一定的自主權利，把《人民日報》辦成改革派的理論陣地。用他自己的話說：「從完全聽從領導指示的小媳婦，成了能夠多少有點行駛自己職權的婆婆。」在與「凡是派」的鬥爭中，他也遇到「新聞無學」的大問題，他認識到辦報紙是門獨立的學科，但不是「黨學」，換言之「服從學」。
1979年3月，中宣部長胡耀邦召開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會上胡績偉發表「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觀點。引發熱烈討論。胡耀邦的總結報告，支持了胡績偉，他說「我們的新聞工作有很強的黨性，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離開人民性就不叫黨性。……從黨的根本性質來說，黨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黨性就是人民性。「胡喬木表示反對，他把胡績偉作為靶子和突破口，進而反對胡耀邦。
是年9月，胡績偉在中央黨校理論班做了三個半天的報告，受到熱烈歡迎。記錄稿講經過整理印了3 千份，黨校學員就要了1千多份，其余分發給全國各報的領導，受到極大重視。1981年初兼任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在該院黨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特別批判了「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中宣部向全國系統傳達了胡喬木的講話記錄，一場大的爭論戰展開。
2月8日，胡績偉給胡喬木寫了封批駁信，借新聞學會成立發出。胡喬木一直置之不理。隨後胡績偉寫成《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一致》的長篇理論文章，再寄給胡喬木。胡喬木很有工夫地回了一封7、8千字的長信，竟然用階級鬥爭觀點批判人民性是個「含混不清」的概念：「現在我國人民只要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三部分人…… 就今天來說，人民是分為階級的，並且仍然有階級鬥爭。」胡績偉的這篇論文幾經修改發表在新聞學會與新聞戰線合編的內部刊物《報紙工作研究參考資料》上，征求新聞界的意見。胡喬木和當時的中宣部長鄧力群密商後，由鄧力群秘書打電話給胡績偉，說該稿有一小段「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宣部某負責同志，這是內部參考資料，傳出去，恐為敵人利用……」。禁止該期《報紙工作研究參考資料》發行。結果成了新聞界的大新聞，大咨詢，風走全國：「胡績偉寫了關於人民性的文章被胡喬木寫信批駁」，「以後不許用人民性的提法了」。
這件事對胡喬木來說，相當於偷雞不成蝕把米，骨鯁在喉。幾次內部會議上，繼續批「人民性」。1983年3月胡喬木、鄧力群在《人 民日報》批周揚和王若水的「人道主義」，對人民性的批判也在緊鑼密鼓籌備著。7、8月間，在華北六報會議和西北五報會議上，鄧力群都披掛上陣，一再宣布：1）、喬木指示：新的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的「靈魂和精神是解決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2）、胡績偉的錯誤觀點「黨性來源於人民性」「報紙必須首先聽人民的話」；「把人民神話」 等等；3）是定下的這次會議大批判的主調。
10月，中央要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胡喬木、鄧力群利用起草文件和報告的機會，極為卑劣地在鄧小平的報告裏塞進「反精神汙染」，批判周揚王若水和人民性的私貨。而且繞過胡耀邦和書記處直 接向鄧小平匯報「思想界一片混亂，嚴重汙染」的情況。鄧小平講話定稿裏有「把民主和領導對立起來，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犯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照本宣科，中國立刻掀起「清除精神汙染」政治運動，大街上剪牛仔褲、波浪頭；工廠、學校、機關大批白樺的《苦戀》，《瞭望》周刊封面因為刊登世界冠軍的女子體操運動員在高低杠上的動作，在一些地方當作「黃色照片」被收繳。
10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王震在兩個會議上傳達鄧小平同志的指示，高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旗幟，防止和清除思想戰線精神汙染》，他說「清汙」是鄧小平提出的。其後《人民日報》上滿布「清汙」新聞。由於詞語使用過於頻繁，以致《人民日報》排字房的「精神汙染」四個字的鉛字不夠當天報紙排版使用。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像3年前的華國鋒一樣，他「辭職」了。胡績偉在人民日報主持7年全面工作，這7年是人民日報最輝煌的歲月，也是胡績偉這個中共老報人個人事業的頂峰。
11月14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對「清汙」正式發表講話，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汙染。
「清汙」運動結束，但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在繼續。1985年，人民日報又發生劉賓雁事件，他因為發表《第二種忠誠》挨批，刊登該文的《開拓》雜志被封，主編工人出版社副總編輯何家棟被迫告老還鄉。兩年後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劉賓雁被開除黨籍。
胡績偉和胡喬木關於「人民性」的爭論一直繼續到1992 年胡喬木去見毛澤東。胡績偉因為反對六四鎮壓，支持趙紫陽，成為僅次於鮑彤、徐勤先被整肅的黨內高層人物。胡喬木、鄧力群一再主張開除胡績偉的黨籍，高狄接手《人民日報》也做出開除決定，中紀委進行了阻攔，只給了留黨察看兩年的嚴重處罰。因為胡績偉拒不認罪，《人民日報》竟然違反黨章又連續給了他兩次留黨察看兩年的處罰，胡績偉一共被黨察看了6年。胡績偉被整肅中，胡喬木鄧力群還組織了對他「黨報的人民性高於黨性」進行一年多的批判。國內完全剝奪了胡績偉的言論和出版自由。1990 年他寫下《人民至高無上》作為回答，發表在美國紐約《探索》雜志。
獨立報紙的產生與滅絕
1980年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兼副所長欽本立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是國民黨時期的老報人，1949年入黨，1957年擔任《文匯報》黨組書記兼副總編輯，因為毛澤東寫了一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被打成右派報紙，欽本立被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三級，調離文匯報。
23年後重操舊業，欽本立就確立了一個辦報思路：我們辦這張報紙，主要是為了探索在中國進行新聞改革。我們絕不辦一般性質的報紙，而必須與其它的報紙不一樣，一定要突破千人一面的現實環境。這樣的報紙與中共辦報方針大相徑庭，只能走獨立之路，自籌資金。但風箏線還攥在中共手裏，必須掛靠，欽本立就掛靠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這是《導報》最先喊出來的口號。1988年春節前三天，第379期《導報》，向國人敲響警鐘！中國與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差距在繼續拉大，按現在這樣的比率發展下去，再過五六十年，中國有可能重演鴉片戰爭時的狀況——外國人洋槍洋炮，中國人只有大刀長矛。中國人有可能被開除「球籍」。
80年代，北京的兩位著名的改革派經濟學家於光遠、馮蘭瑞成立了一個副部級組織「中國經濟學家團體聯合會」，掛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該組織也辦了份獨立報紙《經濟學周報》，由社科院主管承包給《人民日報》理論部一批退休人員，但遠沒有《導報》辦的有聲有色。88年3月《經濟學周報》遇到財政困難。找到因為發表劉賓雁《第二種忠誠》領了「光榮證」的工人出版社前副社長兼副總編何家棟。何家棟是老八路，也是老地下工作者，做過國民黨、日本人、共產黨的監獄。57年，因為是劉賓雁兩本文集的責編，被連累成右派；以戴罪之身再當小說《劉志丹》的責編。再因「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下放農村改造，文革慘死兩個兒子。文革後恢覆公職，還是解放初期創建工人出版社時的職務，副社長。何家棟找到民間智庫「北京經濟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由他作為投資人，接手《經濟學周報》，何任總編輯，陳任總經理，還請來王軍濤擔任副總編。陳子明與王軍濤都是「四五英雄」，經歷過民主墻辦刊物，參加過高校競選運動。這是一個「一二九」一代和「四五」一代的組合。陳子明說過「這兩代人大致是相同時間（1971年林彪事件前後）徹底告別『左傾激進主義』的。在1970年代兩代人的思想轉變是一個平行漸進的過程。」何家棟說：「『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經歷了類似的磨難，因而有著強烈的思想共鳴。由於年歲和精力的關系，由於80年代恢覆大學、研究生和出國留學，四五一代在吸收新知方面更有優勢。」80年代，陳子明就與何家棟合作辦學、出版叢書，何家棟和李慎之一樣，有別於黨內民主派，最後定位是自由主義。《周報》的定位是民間報紙，始終守信一條原則，要有歷史感，貼近文化層面，不滿足於為經濟體制改革改革搖旗吶喊，屢屢打「擦邊球」呼喚政治改革。
八九民運中，《導報》4月19日在北京舉行了胡耀邦追思會，24日第439期用5個整版刊登發言。21日下午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就派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和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審查清樣，認為：嚴家其 和戴晴的言論太敏感，需要刪掉。欽本立堅決不同意。22日江澤民親自出馬，還叫來老市長汪道涵，給欽本立施壓，汪還是《導報》名譽理事長。爭執到了晚上，欽本立才讓步，同意刪掉500字的敏感言論。等到欽本立回到報社，通知印刷廠的時候，已經有部分報紙分發出去了。江澤民很惱火，責令有關部門把已經分發出去的報紙強行收回。25日江已經聽到鄧24日對李鵬、楊尚昆的講話。26日江召開1萬4千人的黨員幹部大會，傳達「4.26 社論」之後，以違反黨紀的理由，宣布撤掉欽本立的職務，派駐整頓領導小組，由劉吉同志任組長，接管《導報》編輯部。
5月4日，首都新聞界舉行大遊行，聲援《導報》。22日北京實行戒嚴之後，欽本立召集報社骨幹開會，會後報社發布了公開聲明，宣布《導報》停刊。
大屠殺之後，欽本立被軟禁（隔離審查），四個記者張偉國、阮江寧、陳樂波、許小微被捕。
《經濟學周報》更嚴重，89年6月3日早晨，我被北京市國安局綁架，成為知識分子被抓的第一人。屠城之後社級領導6人被抓。
6月30日，陳希同向全國人大做北京市平亂平暴報告，將我88年訪問嚴家其、溫元凱寫成《關於時局的的對話》定為「倒鄧保趙的政治綱領」，次日社科院就通過出版局查封取締了《周報》。陳子明、王軍濤被定性為「黑手」，各判重刑13年。
鄧小平的六四大屠殺，用流血終止了80年代的全面改革，包括新聞改革，清除取締了獨立媒體，一直倒退到今天的「黨媒姓黨」，全國只有一個聲音。
深切緬懷80年代無懼高壓、勇敢進行新聞改革已故的前輩和同仁！他們追求自由的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