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人文學者、80年代文藝理論、文學評論的領軍人物劉再復先生於5月14日在杭州病逝，中國人悼念逝者一是發表悼文，二是重發逝者舊作。我在朋友的推薦之下，5月26日在《新世紀網站》看到劉再復先生1993年的一篇散文《直聲滿學院——懷念吳世昌先生》。
文章開頭是這樣的：「吳世昌先生是我尊敬的學者，鮑彤是我尊敬的改革思想者。而吳世昌先生又是鮑彤的舅父，所以，我懷念起吳世昌先生時總是想起鮑彤。而聽到鮑彤的消息時，總是想起吳世昌先生。去年，我從《紐約時報》上知道鮑彤被判刑七年的消息時，突然想到，如果吳世昌先生在世，他會怎樣？我想，他不會是悲傷，而一定會大聲疾呼，我想，他是絕對不會沈默的。」
是時，78歲的吳世昌先生已經去世7年，61歲的鮑彤入獄4年被判7年重刑，是鄧小平六四用刑法懲處的中共最高官員。劉再復先生若不是大屠殺之後辭國去美，無論多麽情感深厚的追懷也不能將這樣的人物關係強調出來的。
鮑彤有兩個舅舅，吳其昌和吳世昌。兩人垂髫之年父母雙亡，生活艱辛，都是靠著「梅花的苦寒精神」成為學貫中西的中國文化的巨擘 ，他們對鮑彤的影響包括學識和當代西方人文主義思想，最突出的是知識分子要擔負社會責任的「士」的傳統思想。
國學大師吳其昌
大舅吳其昌生於1904年，幼年和表哥徐志摩一同受教於桐城派古文家張樹森（仲梧）先生，張先生有三名「古文高足」，他們表兄弟占居其二。小學畢業後失學，靠借書，字紙簍裏揀書，1921年自學考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學業出眾，被稱為「國專三傑」之一。1925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開辦，他有幸以全國第二名（被社會稱之「榜眼」）考入，成為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入門弟子。早在1918年，徐志摩就已經成為梁啟超的弟子，在清華這對表兄弟二度成為師兄弟。
1928年，在梁啟超的舉薦下，吳其昌受聘於南開大學，由此登上高等學府的講壇。第三年便轉任清華歷史系講師。他還得到陳寅恪先生的親筆推薦信，推薦給輔仁大學校長陳恒。
1932他幹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件（留在後邊講），被迫離開清華，轉到武漢大學任歷史系教授，1941年兼任歷史系主任。
他給武漢大學留下「貢獻生命的誠懇」的遺訓。他在一次演講中說：「『誠懇』，是一切一切學問的根本態度。無論那一種學問，我都情願用我的生命去換這種學問……立了這樣一個誠懇真摯忠實的宏願，學問決計不會不造到最高一層……不但做學問，而且同樣適用到做人。」
為學、為人、為師，今日學者，幾人能及？
吳其昌只活了四十歲，抗戰艱苦的教學環境摧垮了他的身體，1939年便開始咳血，白天拄杖上課，深夜埋頭著書撰文，還不遺余力投入繁忙的抗日救國運動中，「他到處講演，對青年學生講，對抗日軍官講，對大小官員講。」 1944年1月，他重病中完成了《梁啟超傳》上半部。之後不久，又拖著病體給學生上課，課沒講完，大口吐血不止, 被畢業留校當助教的學生背回家的。
吳其昌沒有看到他朝思暮想的抗戰勝利，但是他百歲之時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金文曆朔疏證》，2008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殷墟書契解詁》，2009年三晉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吳其昌文集》。這說明什麼？說明「用我的生命去換這一種學問」的吳其昌，確實把學問做到最高一層，清華大學校史館藏有對他的學術評價：「他給後人留下了極其豐富的國學研究遺產，這些成果的範圍之廣、價值之高令人驚歎。」
大陸若不出版他的著作，這些國學遺產在世界將成為斷層。
「紅學大師」吳世昌
我給「紅學大師」打引號是因為鮑彤小舅舅吳世昌的學術成就遠遠不止於《紅樓夢探源》、《紅樓夢探源外編》兩本巨著，他對「紅學」，對「訓詁學」、「詩學」、「詞學」、「中國文化史」，都另辟新蹊，創立了新說。他本人也是詩詞大家。
吳世昌生於1908年，8歲喪母，10歲喪父 ，12歲小學沒畢業，就被送到中藥店當了5年學徒。條件不允許他接觸其他更有益於拯救中國的科學，在哥哥吳其昌的熏陶下，他也選擇了漢學一途。鮑彤稱「出現了『離奇』的現象」。1925年他進入外國教會辦的浙江秀州中學，當半工半讀的「自助生」，僅用兩年半時間讀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課程，卻終身與基督教無緣。1925年考上南開大學預科二年級，一年後又考入燕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英文造詣極深，卻終身潛心於中國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國的史料典籍，中國的辭賦詩詞。他在燕大二年級時發表的學術論文，得到國際漢學界特別是日本漢學界的推崇，被譽為「文史無所不通」。與日本漢學界建立長期友好的關係，但是「九一八事變」後，他是堅定的抗日派，第一個在燕京大學張貼「告全體同學書」，並被選為燕大第一屆學生抗日會主席。他在燕京共待了7年，英文系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被破格吸收為哈佛燕京學社國學研究所研究生，潛心於他充滿個人的樂趣的探源正本，考異鉤玄，獲碩士學位。
年輕的吳世昌學術成績獲得眾多文化前輩的獎掖，其中就有胡適。鮑彤紀念小舅舅，特別提到1935年，27歲的吳世昌和44歲的胡適在報紙上有過一場關於抗日的爭論。從《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可以看到爭論的詳情。謝泳教授做過概括，下邊是謝泳文章的截錄：
1935年11月17日，胡適在《大公報》發表了《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胡適當時對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強調一個「守」字，不主張抵抗。第二天，吳世昌就以「一個青年」的名義致函胡適：「適之先生：昨天讀你的星期論文，心裏非常悲痛；今天又讀《平津太晤士報》上的華北獨立運動消息，我的悲痛實在忍不住了。中國人民這幾年過的是什麽日子？這幾天過的是什麽日子？我們回想起『九·一八』事變初起的時候，國家的不可收拾還沒有這樣的利害深刻。那時的時論，有的主張玉碎，有的主張瓦全，但是現在呢？縱甘破碎已非玉，便欲為瓦豈得全。試問我們在這悠悠的4年中，有沒有作玉碎的準備，有沒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說在朝的國民黨的胡塗顢頇，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輿論而言，實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顧慮躊躇，乃至於太躲懶了！」
胡適給吳世昌寫了回信，稱之「世昌兄」,說明二人交往已有時日。吳世昌再回信給胡適：「我所望於先生者在此，上次寫給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禱和期望先生為國努力以外，更沒有別的話可說了。」
謝泳評價：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個是熱血青年，一個是成熟中年，年齡和地位不同的，自然對時局的判斷不同，他們都是真誠和盡職的。
抗日烽火燃燒的歲月，吳世昌也從青年變成成熟的中年，他在各大學講學之餘，用了很大的力量撰寫時局政論文章，被多人稱為「抗日政論家」。最後一篇是1945年8月14日為重慶《時事新報》撰寫的社評，題目是《日本投降指日可待》，第二天，評論見報，幾小時後，電訊飛來，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抗戰勝利之後，吳世昌仍舊沒有放下政論之筆，他是《觀察》最熱心的主筆之一。鮑老對我說過，1946年暑假，他13歲初中畢業了，一天著名報人儲安平來家找舅舅，他是舅舅的好友，在重慶一起辦過政論雜誌《客觀》，是先後主編。舅舅把他介紹給儲先生，請儲先生寄《觀察》給這個中學生，被費孝通稱為「才氣縱橫而驕傲絕頂」儲安平答應了。鮑彤收到了每一期《觀察》，他的高中就是在讀《觀察》中度過的，他認真讀過小舅舅每期都上封面的時局評論，也在《觀察》上認識了一大批中國的大知識分子。直到1947年夏天，吳世昌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中央大學要解聘他，他不得不應聘赴英國牛津大學講學。轉道香港見到郭沫若，臨別的話是：「你看我什麽時候該回來，就給我寫封信。」
1948年1月開始，他任牛津高級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史、散文史、詩歌史及甲骨文。漫長15年，他蜚聲國際，出版了英文版的《甲骨文研究與中國文化》、《卜辭旁註考》、《紅樓夢探源》等主要著作。他已經是牛津大學東方學學部委員，還曾擔任過牛津和劍橋兩大學的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1962年牛津大學提出要續聘。美國康奈爾大學也聘他去當教授。澳大利亞和新加坡大學聘他去當中文系主任。他的大女兒正在牛津讀大學三年級，小女兒高中畢業獲得英國教育部為中學生設立的最高獎學金，也選擇了牛津。就在1962年，他終於收到郭沫若的信，是郭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聘書，聘請他擔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文學所的研究員。當然這樣的安排並非郭沫若作為院長力所能及的，而是周恩來的親自安排。
1962年毛澤東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餓死幾千萬人的災難還沒有結束。吳世昌在英國一直訂閱英文新華電訊，對中國的現狀不能不知道，他當然也知道毛澤東把他們這樣有西方背景的知識分子稱作「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是共產政權要打倒和改造的對象，一個接一個的讓知識分子脫胎換骨的政治運動，多少人慘遭不測。遠在美國和台灣的胡適都遭受全國性的大批判，曾經和他有著相同政治理念，發表過「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的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總編輯任上被打成右派，在人民日報發表「向人民投降」認罪書，接受全國大批判，接受殘酷的勞動改造後失去工作。但是吳世昌毅然決然帶著全家人在十月一日國慶節前夕回北京了。鮑彤看到了郭沫若給他寄去的聘書：時間1962年，編號 001。
僅僅四年之後，劉再復寫道：他「就被戴上高高的、尖尖的紙糊的帽子，享受和當年湖南農民運動的土豪劣紳一樣的『待遇』，而且還外加在胸前掛個『反動權威』的牌子，和俞平伯、孫楷第先生一起站在批鬥台上示眾。因為他脾氣太倔強，頭不願意低下去，被紅衛兵們狠狠地按了好幾回。到河南『五七』幹校後，我見到他在細雨中踩著泥濘蹣跚走路，一顛一簸地朝著鍋爐那邊去打開水。看到這位在西方裝滿洋墨水的老學者返回故國後卻在這個淮河邊上的窮鄉僻壤裏迷惘地徘徊，心裏真難過。」
提起文革，吳世昌對鮑彤說了一句話：「愛國，總是要付點代價的。」依他的品性，很難說是高調。
吳世昌從英國回國後1965年被第四屆全國政協會議聘為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繼續聘任。1983年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吳世昌政治待遇升格，被選舉為全國人大常委兼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