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挫敗、無力感，「政治抑鬱」常伴隨這些描述，有人更把它反復「發作」的情況形容為「月經」。從新冠疫情封控，到無疾而終的公共抗爭；從教育體制，再到父權結構壓迫，6名中國青年向DW分享那些他們不能對國家訴說的「政治抑鬱」故事。
今年6月初重慶爆發虐狗事件時，住在武漢的小羊在網路上密切關注事態進展，心情也跟著示威群眾一同起伏。
「我當時真的非常、非常生氣……在我看來，這是壓倒性的，所有人都會覺得虐狗那個男的有問題。」面對沸騰的民憤，警方卻動用武力清場，讓小羊感到不平：「本來是一件跟（狹義）政治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卻非要把它變成政治問題，把所有人都噤聲。」
一次又一次，重大社會事件在中國爆發，民眾嘗試發聲，卻往往不了了之，憤怒與挫敗在小羊心中逐漸累積成絕望。
「我不斷在經歷政治抑鬱……反復地，如同月經一樣，每個月就要來那麼一次。」
「政治抑鬱」如何在中國蔓延
一般而言，「政治抑鬱」指向一種社會的、集體的困境與創傷，常伴隨失望、無力的心理狀態，但目前並非醫學上正式的診斷名稱。
在中國談到「政治抑鬱」，媒體與網友經常引用美國臨床心理學家盧森（Robert Lusson）2017年撰寫的文章，該文的時代背景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讓部分美國人感到失望與憂鬱。根據中國記者柴靜2024年對盧森的訪談，盧森認為「政治抑鬱」的本質是「沒有自由成為我，沒法向他人自由表達我」。
「政治抑鬱」一詞在中國漸漸流行起來，2019年是一個重大節點。香港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時，在中國從事精神健康倡議的草根組織「刺鳥棲息地」首次譯介了盧森的論述，接著又發表〈應對政治抑鬱：這10條建議也許對你有用〉等一系列文章，受到關注。
學醫的亦辰第一次經歷「政治抑鬱」，就是因為香港反送中浪潮。那年是他念醫學院課最多的時候，但他還是一直刷香港的新聞，「一天會看很多很多遍」，即使看這些消息會感到難過、失望，仍然克制不住去看，「有點像強迫症的感覺」。
「很多時候抑鬱就來自於你對事情有過高的期望，但實際上事情完全向著你期待的相反方向進行。」高中時，曾有老師在課堂上提起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亦辰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把香港視為中國走向民主的模範，港府對港人的鎮壓卻讓他意識到這樣的期待不切實際。
反送中抗爭落幕不久，新冠疫情登場。長達三年多反覆封控，讓「政治抑鬱」蔓延更廣泛。
現在是工程師的子謙經歷過上海封城，他的「政治抑鬱」很大一部分來自當時在學生宿舍裡跟室友一起被關起來三個月。「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結束，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封控）的科學來源……你就一直被關在小房間裡面，出不來。」
解封后，有一段時間凡事仰賴健康碼，就連買東西都要掃碼確認，人民所有動向都被政府牢牢掌握。子謙說，雖然能理解店家要遵守政府政策，但他對那些特別配合官方敘事、親政府宣傳的店舖，越來越感到不適，會傾向避開，這種影響持續直到現在。
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成了子謙排解「政治抑鬱」的一個出口。他最初並沒有上街，而是跟朋友在酒吧玩，但隱約感到心情不好，「因為我知道同一座城市另一個地方，大家是在抗議」。隔天他心想，「多一個人會更有力量」，於是騎著腳踏車到烏魯木齊中路。「他們在抓人的時候，我就拚命地喊……『放人、放人』，不停地喊。」
子謙說，他慶幸自己曾經在白紙的現場。他期許自己做一個「活下來的人」，能夠不斷說出當時發生的事。
「我也沒有什麼武器，沒有太多的手段去跟他們對抗，我的方法就是，我希望讓身邊的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白紙運動期間，抗爭的消息主要透過X平台博主「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傳遞給全世界，「李老師」的帳號自此成為中國青年翻牆接收資訊的重要管道，同時也變成牆內的敏感詞。
研究生Snusa曾因為跟朋友討論到李老師，而被叫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裡，她被警察查手機，翻來覆去不斷訊問了4個小時，被迫做筆錄，寫保證書，聽派出所所長訓話。「感覺他如果要出現在電影、電視劇裡面，肯定就是反派……他最後說，『你這輩子只有一次機會，現在已經用掉了』。」
這件事帶給Snusa嚴重的「政治抑鬱」，大約有半年時間有如驚弓之鳥。「我會隨時幻想可能有警察衝進我的房間，檢查我的手機、我的電腦。」每次離開房間，Snusa都要確認自己有沒有關掉VPN、刪掉所有瀏覽記錄，再鎖上螢幕。這一切大大干擾她的日常生活。
她說：「政治抑鬱把我們變成一個一個孤島。」
Snusa靠自己一點、一點消化創傷。她獨來獨往，很少與人交流，總是想著躲避這個體制，還有那些會提醒她的一切，例如黨員和警車。然而黨的政治宣傳已經滲透到了生活所有層面，不被體制沾染的「淨土」，幾乎無處可尋。
家與國、私與公的交織創傷
國家的打壓與控制，在香港反送中和疫情封控時表露無遺，但有一些更隱微的壓迫存在於教育體系和父權體制之中，帶來另一種政治抑鬱。
日本社會學家阿古智子長期關注中國青年的「政治抑鬱」。她認為，這不只來自國家政治體系，還有父權結構和家庭，包含長年的一胎化政策對孩子帶來的巨大壓力：「考大學，找對象，生孩子，這樣的壓力都是跟社會制度、國家政策很有關的。」
今年中國高考，曾有媒體報導一名山東考生在步出考場時對社會議題公開「喊話」，主張應將「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8歲」，但微博和抖音的相關影片卻被刪除下架。有些網友把此事視為人民被噤聲的另一個案例，在Threads平台也掀起一波「政治抑鬱」討論。
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伊凡表示：「在高考談『政治抑鬱』這個話題，我覺得是特別、特別典型的表現形式……中國大陸整個社會，它的『政治抑鬱』確實是從教育體系開始的。」
從小，伊凡被師長灌輸績效至上的價值觀，成績表現是評斷個人價值的唯一準則。對表現好的學生，老師會說「看看你又把多少人踩在了腳下」；成績不好的，則會被斥責「不配成為人」。成長於這樣的教育體系，孩子的尊嚴被剝奪，看不到自身最基本的需求，也不懂得表達情感。由此，伊凡生出不滿與反叛，即使考上了知名的一流大學，仍舊感到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大一那年參加白紙運動後，高中時期的精神困擾疊加影響，伊凡曾嘗試自殺，最後被送入精神病院，診斷出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 disorder，俗稱躁鬱症），也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
「首先我對警車、公權力這種東西有很強的恐懼，還有我高中時候的一些東西。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有一次當時病房裡面一個音樂治療項目……有人點了一首歌，那個MV是一個高考應援的內容，我當場發作，到了意識不清的程度，就是有一點被trigger（觸發）到。」
還有一些傷痕來自跟父母的衝突，許多以「愛」為名的善意，變得像是與公權力站在一起，加重了孩子的無力感。白紙運動時，父親的一句話讓伊凡記到現在：「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做這事是沒有意義的？」
伊凡說：「如果所有的壓迫都只是來自於你在對抗的那一方、都來自公權力的話，它反而是容易的，因為你清楚知道你的敵人是誰，可以把他們當敵人對待……但是如果這樣的撕裂來自於你最親近的人，或者你明知道跟你在一邊的人，就很難說了。」
家與國、私領域與公領域，複雜的壓迫經驗交織重疊，這樣的「政治抑鬱」，源頭更加難以分辨，有時連置身其中的人也未必說得清，道得明。
人文社科背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研究生雨欣遭遇過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帶來的傷害，也曾因香港反送中運動而感到憤怒與悲傷。在她身上，抑鬱自始至終都是政治的。
「意識到痛苦本身是政治的，這件事情確實跟我作為女性的經驗，有很強烈的關係。」
慢慢地，雨欣發現「事情的邏輯都很像」，例如她曾因經營公益組織而遭政府施壓與監控：「國安找我的時候，有時候會在賓館見面，他真的會讓我想起被性侵犯的經驗。我在那一刻，真的是覺得事情都串起來了。」
雨欣觀察，民族主義以及「家國一體」的意識形態宣傳，導致許多中國人即使「政治抑鬱」了，「都還是會說我對這片土地如何如何，我對這個國家又愛又恨」。如今她已經離開這塊土地，還是分不清自己對中國的感情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一個人應該站在哪裡是對的，但你問我還有沒有感情，我其實有感情的，但那個感情，說是『救中國』嗎……那個聽起來，對我來說好像又有點『爹味』了。」
「政治抑鬱」在中國有解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中國大約有5400萬人患有抑鬱症。因應抑鬱患者增多，中國國家衛健委設立了心理援助熱線電話，並把2025年至2027年訂為「精神衛生服務年」。
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國家，如果抑鬱源頭一大部分正是政權與國家，要在中國國內尋求專業協助恐怕更加困難。仍在中國就學的Snusa儘管承受龐大的壓力，但她說自己「不會敢」去尋求幫助，因為存在政治風險。
身在海外的雨欣也提及在中國求助的艱難：「如果你是在大學，你會敢跟你的輔導員或者是心理諮詢師說『我有政治抑鬱』嗎？我覺得他會先把它給上報……而一個精神病院如果同時收容那些『被精神病』的上訪的人，那你又怎麼能夠信任他可以相對保持某種中立、或者以人為本的態度，去面對你的困擾？」
她補充道，當前中國的精神科治療和心理諮商，處理「政治抑鬱」的能力極其有限，應對那些跟教育體系和父權體制壓迫有關的創傷，很多時候也承接不住。這背後的原因涉及中國的心理相關學科仍然輕視人文，更偏重生物醫學的理解方式。
這不代表專業人士一定沒有幫助。雨欣從身邊的人經驗出發，認為各種解決困擾的方式都可以嘗試看看，但可能需要放低期待並保持謹慎，「不要讓吃藥和諮商變成自己唯一的、僅有的選擇，儘量讓自己有更多的可選項」。
武漢居民小羊曾因失業的困擾而看過心理師，但她感覺幫助不大。意識到自己處於「政治抑鬱」，她靠閱讀獲得力量，尤其是韓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作品。在她看來，韓江對光州民主化運動的書寫，核心提問就是：「為什麼這個世界如此暴力，但是又會有人堅定站在暴力的對立面？」
看到韓國人對抗威權的歷史，緩解了小羊身為中國人的「政治抑鬱」。她說，「大家其實都是受到暴力的人」。
小羊還會把自己的想法寫在牆外的社群平台上。「（面對政治抑鬱）很多人都說不要刷社交軟件，我覺得對我來說沒用，越不刷，我越會想，還不如找個地方讓我把話都說完……別人偷不走我的記憶。」
「潤」即解脫？
有些中國青年認為，離開中國、「潤」到海外，才是政治抑鬱的「終極解方」。
疫情之後，許多人選擇前往日本。根據日本政府統計，2019年中期約有78萬住在日本的中國籍人士，到去年底為止已達93萬人。
日本學者阿古智子跟許多在日華人往來，也舉辦心理諮詢、藝術療癒的活動，與中國年輕人合作、交流。有些人的創傷確實可以用「政治抑鬱」來形容，但阿古智子表示，她不希望一開始就以這個詞來影響、框限他們的經驗。
這樣的想法跟「當事者研究」的概念有關，它來自北海道的精神健康服務機構「伯特利家屋」（浦河べてる之家）和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主張每個人的精神困擾應該由自己判斷與命名，而非由權威來診斷這是不是「病」。
但阿古智子還觀察到，中國青年抵達日本之後，還要面對新的問題。隨著中日關係緊張，加上日本收緊移民政策，中國人申請簽證的門檻變高，留在日本找工作、永久居留的可能性也降低。
「好不容易出來了，在創傷沒有治癒的狀態下，根本沒有辦法回國，所以他們現在就覺得很不安：那下一步怎麼辦呢？」阿古智子說。
在另一個國家的留學生伊凡則發現自己的「過往無處安放」，尤其是那些根源於自小在中國成長與受壓迫的經驗與感受，新認識的異國朋友很難起共鳴。這帶來了新的割裂感。
離開了中國，又是否還有立場或「資格」，對中國國內的社會議題與抗爭事件發聲？這是伊凡在思考的另一個問題。
重慶虐狗事件爆發之際，伊凡在朋友圈發文聲援抗爭，但後來反思：「對一塊土地的『責任』，也許應當是真正在場的人說的。我只能說我有這些心情和感受，因為那是我生活過的地方，因為我朋友都在那，我不忍心看到那片土地上的好人受苦。我可以以這個心態去做一些事，去說一些話，但我不能說我有『責任』。」
如今伊凡著眼的是現在身處的地方，希望自己能以「公民」的身份來愛這個社會，並且能夠一直對社會保有改變的期望，而永遠不會覺得這裡「沒救了」。
伊凡說自己一旦離開了中國，就不會再回頭，並引述詩人北島的話說：「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在伊凡心中，異國他鄉重建的精神世界，才是家鄉故土，「原來的那個東西，它是一個與我有著羈絆和情感連結的存在，但它是家鄉嗎？不太配」。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