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駐華大使來獄中訪問
1991年春天，我們得到消息，有一個外國代表團將要到扎奇監獄視察。監獄裡的情況突然得到改善，這是代表團很快就要來的明顯信號。四月，廚房裡突然供應很豐富的水果和蔬菜，大塊的肉和肥油在我們的食物中出現。整整一個星期刑事犯被派來把監獄布置得更美觀，所有的建築物都粉刷一新，人人都發了一套新制服。
我們這間監舍又變成活動中心。洛桑丹增說，必須跟外國來訪者接觸，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願書，把監獄裡的真實情況和使用刑具的細節陳述出來，也要把拉巴死亡的事情寫出來。洛桑同意由他起草這份請願書。最大的困難是要對同牢房裡名叫霍‧拉康的人保密，他倒並不是個奸細，只是他特別容易激動。霍‧拉康是守不住秘密的，由於他是文盲，所以我們之間只用文字來溝通，每個人把希望洛桑寫進請願書的要點都記下來，不久他就把初稿寫好了。我們沒有把對食物定額的短缺和生活情況的惡劣寫進請願書，真正重要的是拉巴的案子和政治犯的處境。
我們把所有受過酷刑的犯人名字開了一個清單，也描寫了嘎扎一批尼姑的遭遇。她們被用一種特殊的方法強奸了﹕警衛把電棒放進她們的下體。請願書最後附了一封遞交給美國總統的信。但是怎能把這份請願書交到外國代表團的手裡呢？我們猜測代表團只會去參觀刑事犯的監房，或許也會參觀醫療室。洛桑丹增說他可以想辦法交出這封請願書，說他反正已經被判處死刑了，當局沒有辦法再對他加刑。洛桑是個足智多謀的人，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議，由他去遞交這份請願書。
遞交請願書失敗
有一天我們下工，返回來吃午飯，一個刑事犯告訴我們訪問者已經到達了。我後來才知道這個訪客是李潔民（JAMES LILLEY），後來的美國駐華大使。那天在分隊值班的是一個好脾氣的退休的藏人干部，洛桑請求允許他去醫療室，說還有另外兩個漢人犯人也需要看醫生，守衛同意了。當他們要走的時候，另外一個名叫丹巴旺扎的犯人也提出要看醫生。他們被允許走出監房大門，走到院子裡去。洛桑、丹巴和其他兩人一起穿過院子往醫務室走去，那時，代表團剛好走出辦公大樓。洛桑他們幾個人馬上被推到靠邊的一間廚房去。在一些中國記者的陪伴下，訪問者轉了一會兒，快走到靠近廚房的一個門前，李潔民要求見玉洛‧達瓦次仁，他的案子已經在國際媒體上被廣為報導，他也被大赦組織認領為良心犯。玉洛被帶出來見李潔民，他們通過一個翻譯簡短地交談。偶然的會見對於洛桑是一個極好的交出請願書的機會，他只需要走出廚房靠近代表團。他剛要走的時候，丹巴旺扎說他要遞交這份請願書，洛桑拒絕了。「你不信任我嗎？」丹巴問道。洛桑讓步了，他不願意讓丹巴感覺到他不被信任。丹巴是一個笨拙而粗率的人，他從廚房走出去，沖到李潔民面前，把這份請願書塞到大使的手裡。可是李潔民愣住了，在他還沒有明白怎麼回事的時候，一個中國女孩子把這封請願書從他的手裡搶下來。那個時刻我正在溫室裡工作，但是滿腦子都在想著這封請願書的事。我很有信心洛桑能夠找到一個方法把這封信交出去，可是當我回到宿舍時，發覺他坐在床邊上，一臉沮喪。
「我們沒辦法遞交出去」，他說。我一下子泄了氣，但是當洛桑仔細描寫當時發生的情況之後，我又釋懷了。一個重要的外國客人親自經歷了全部事情的過程，一定會要求一個解釋的，我確信我們的努力不會落空。其他的犯人現在都很擔心請願書會落在中國人的手裡。洛桑丹增說當局一定會辨認出他的筆跡來，他會堅持這是個人的單獨行為。丹巴旺扎懊惱極了。我們都勸慰他，但是沒有用處。當霍‧拉康發現我們瞞著他策劃了這次行動時，監房裡的氣氛就更糟糕了。唯一的安慰是玉洛‧達瓦次仁會見了李潔民，他說他把大家的委屈和冤情都向大使說了。
中國當局非常憤怒，我們的大膽舉動使得他們在重要的外國代表團面前丟失了面子，我們相信上面會用最嚴厲的懲罰來對付我們。幾天都平靜地過去了，沒有人提這件事。我猜想他們在等待高層的批示，或許因為李潔民還在拉薩。洛桑相信他會被立刻處死，但是在面對死亡的時刻他卻非常鎮定，一點都不後悔。其他人想到即將失去他，卻都沒有辦法保持他那樣的平靜。
領頭的兩人被關禁閉，之後失蹤
事後我才知道李潔民當時要求中國政府不要把洛桑丹增處死。但是，當時大家真是焦慮萬分，度日如年。丹巴旺扎跟我一道修理溫室外一條狹窄的小溝渠，我問他是否對即將來臨的審訊作好了準備，他說沒事。他的信心令我感到驚訝，因為我太知道，當局絕對不會輕易放過這件事情的。就在我們談話過後不久，有一個警衛來把他帶走了。中午時份休工，走回宿舍去吃午飯。我在院子裡的水龍頭下洗了臉和手，然後回到監房。有一些犯人沉默地站在門口，洛桑丹增和丹巴旺扎的棉被不見了，他們睡過的地方露出一塊赤裸的水泥地。別的犯人來告訴我們，禁閉室的門從外面反鎖，有犯人被關進去了。
我們感到非常無助，怎樣能減輕他們的痛苦呢？我們賄賂了一個警衛，讓他給洛桑和丹巴一點額外的食物，也讓玉洛和另外一個名叫阿旺普瓊的犯人去向政府求情釋放他們，請求自然無效。監獄裡的士氣又變得非常低落，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要求當局作一些改變，都沒有得到實現。很多人希望年紀大的犯人能夠出來帶頭，新一代的政治犯似乎期待我們告訴他們下一步該怎麼走。有些年輕人公開談論我們應該絕食抗議。「我們難道就讓自己的人關禁閉嗎？」他們問我，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回到宿舍，我看見三個年長的犯人，包括受人尊敬的轉世喇嘛玉洛正在午睡，我告訴他們，年輕犯人正等待著他們的指示。我提到年輕人想進行絕食抗議，如果幾位年長的同意，他們就會行動起來。「我不能擔當這種責任」玉洛說。
顯然他認為這種行為的後果會製造更大的痛苦。洛桑丹增和丹巴旺扎被關了將近三個星期的禁閉。丹巴開始宣稱要進行絕食，但是他後來極為虛弱，結果還是同意進食。我相信洛桑能夠度過難關。他不但年輕，精神也非常堅強，死刑的威脅就在眼前，他反而什麼都不懼怕了。
1991年四月底，一個犯人悄聲說他看見禁閉室的門打開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他們現在自由了。下工之後我就急忙趕回分隊，希望能看到他們，但是依然沒有這兩個朋友的影子，大家都感到奇怪，他們的臥具都不見了。第二天早晨我發覺另外兩個犯人也被帶走了，他們的棉被卷也失去蹤影。
開槍鎮壓，犯人勇敢抵抗不屈服
我跟一些年輕犯人站在分隊辦公室門口，犯人憤怒而激昂，大聲向警衛問道﹕「我們的人哪兒去了？」守衛人只是穩穩地站在那兒，不理會，犯人不讓步。「不關你們的事」，守衛回答道。「我們的人在哪兒？」犯人們又問。雙方僵持了幾分鐘。越來越多犯人加入，要求警衛回答。警衛們看見形勢越來越緊張，轉身走進辦公室去尋找援助。所有的政治犯現在都聚集在大樓的前面，大家靜靜等待反應。突然面對我們的正門被推開了，一群帶槍的中國士兵走出來，擺出陣勢。扎奇的兩個共產黨的代表，一個名叫巴桑的藏族女人和一個高個子中國干部在士兵們的保護下走向我們。「有什麼事？」巴桑問。「我們的人在哪裡？」大家高聲喊道。沒有回答。
兩個警官掏出手槍，其中一個人對天放了一槍，同時命令大家在院子的泥地上坐下來。高個子的中國干部大聲對我們吼叫，同時用他的手槍威脅我們，他舉著槍指著我們，一個又一個。我聽不懂他說什麼，但是前排的犯人一個接一個的站起來，我也跟著站起來。突然間沒有任何警告，他向一個名叫阿旺仁曾的年青僧侶開槍，擊中他臉部的側面，槍從他的手上掉下來。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當中國干部威脅我們說，如果任何人敢站起來說話，他就要開槍，他話剛一說完，大家幾乎同時站起來，人們起來的動作卷起了一陣塵土。士兵們全部沖上來，有些人的槍已經上了剌刀，有些人拿著長的電棍，他們主要對年輕的犯人們下毒手。有個名叫普布的男孩站在最前面，他開始奔跑，一個士兵用剌刀剌向他的後腦，我看見血從他的頭噴出來，普布倒在地上。這種景象令我眩暈，這時候我感到有人用槍托打在我背上，我跌到了，喘不過氣來。
周圍的犯人被中國士兵追趕著，一個年紀大的藏人警衛嘗試把我們跟士兵拉開。其中一個年老的守衛叫我們趕快跑回牢房去不要出來。「老天爺」，他拼命喊叫，「快走，不然你們都要被殺死。」很多犯人逃回宿舍，我看見許多青年犯人躺在地上，中國士兵們在毆打他們。我們開始大聲的呼喊「凶手！凶手！」但是士兵們無情地進攻，他們跑到牢房來，拖出所有的年輕犯人。我驚恐萬分，以為那天我們全部會遭到屠殺。越來越多的軍人開著吉普車進來，士兵們被命令撤退。
我逃回牢房，不僅感到背部的疼痛，腿部也有劇痛，因為士兵用槍托不斷地毆打我。軍人走進大門，把一堆手銬和腳鐐從袋子裡倒在我們監房的門口，警衛進來開始把人一個個拖出去。顯然他們接到命令，專門要對付年輕的犯人。第一個拖出去的犯人名叫阿旺普瓊，他因為主持1987年的示威游行而判刑十九年。阿旺看起來十分的疲憊和憔悴，他是我們這群人裡最能言善道的，他不斷向當局質問洛桑丹增和丹巴的下落。警衛給他手腳都上了鐐銬，把他帶到審訊室去。從監舍望去，可以看見兩名女醫生守在阿旺走進去的審訊室門口，她們拿著一個藥箱和一個鋼制的裝注射器的盒子。我閉上眼睛開始六字真言的禱告「嗡嘛呢叭咪吽」二十分鐘之後阿旺被帶出來，他看起來象一個破布娃娃，臉腫脹不堪，到處都是青紫，讓人幾乎認不出來了，他接著被關了禁閉。一個接一個的年輕犯人被戴上腳鐐和手銬帶到審訊室去，先是一頓毒打，然後被關禁閉。由於禁閉室不夠，有些人只是被鏈子栓在露天裡。當局決定用暴力作為對付一切反抗的唯一手段。警衛們開始用殘酷的手段來懲罰一切輕微的反抗行為，但是犯人們並不讓步。他們公開說寧可死，也不願意臣服於中國人，這是一場意志力的較量。受壓迫的一方拒絕承認壓迫者的權力，這對使用暴力的壓迫者是最大的污辱。人的身體能夠承受巨大的痛苦，並且重新恢復。傷口可以愈合，但是一旦精神崩潰了，一切都完了。因此我們絕對不允許自己感到沮喪，我們從信念中汲取力量，堅信我們是為了正義和為了自己國家的自由而戰。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