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至2025年間，台灣、韓國和日本相繼出現政局動盪事件，包括台灣史無前例的立委「大罷免」、南韓總統尹錫悅快閃式的戒嚴宣告，以及日本執政聯盟在國會選舉中的慘敗。表面看來，這些事件各自發生於不同國家，然而若置於美中地緣權力競逐的宏觀脈絡中觀察，便可發現其背後皆隱含相似的結構性壓力與歷史脈絡。
殖民與冷戰記憶的歷史陰影
台灣、韓國、日本三國皆經歷過殖民統治與冷戰的洗禮，其集體記憶持續影響著國家主體性的建構。台灣在日治時期受日本殖民影響，此後又處於國共內戰遺緒下的威權統治與美國冷戰保護之中；今日台灣社會的身份認同長期在身分認同的拉鋸，殖民經驗與兩岸戰爭記憶交織其中。
南韓曾淪為日本殖民地，二戰後又因冷戰而被瓜分為兩韓，歷經美軍駐紮與威權政權的年代。韓國人對美日既懷有安全上的感激，也蘊藏著民族傷痛，例如：日本殖民統治創傷、美軍駐韓引發的主權爭議等。
日本本身是東亞前殖民帝國，但二戰戰敗後遭同盟國占領改造，戰後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同時，日本國民保有一定的文化優越感與受害者心態，像是對廣島長崎原子彈的受害記憶，在加害者與受害者雙重身份間形成複雜的民族心理。
東亞各國的歷史記憶構成對自我與他者的敘事基調，也影響其對美中兩強的態度：例如台灣因長期受中國威脅而對美國保護抱有期待，但又因殖民及國族認同問題對「中國」存有內部分歧；韓國雖是美國盟友但民族主義強烈，對外國干涉特別敏感；日本則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同時對亞洲鄰國抱持戒心卻難忘歷史糾葛。這些後殖民社會的身份矛盾使得三國在美中角力加劇時，內部若發生政治動盪，更容易因發生劇烈的運動。
尹政府為避免失去美國保護，不得不在經貿上讓步、供應鏈上配合，此舉卻招致國內輿論強烈不滿。（美聯社）
後殖民的脈絡下的混雜性
從後殖民理論視角看，「東方主義」（Orientalism）揭示西方長期以「他者」形象建構東方、服務帝國統治的知識權力。在東亞脈絡下，冷戰時期美國對亞洲盟友的敘事帶有東方主義色彩—將他們塑造成需要美國庇護的「自由民主前哨」，以顯示西方的優勢與正當性。這種話語遺產迄今影響著亞洲國家對自身角色的想像。例如，日本戰後接受美式民主改造，一方面內化了西方話語中的現代性標準，另一方面又透過強調自身文化特殊性維繫民族自尊。
日本作為被殖民者在吸收美國文化元素形成的混雜性（hybridity），反而能削弱殖民權力的絕對權威。今日的日本文化與政治體制即是西方民主理念與東洋傳統的混合產物：既遵循普世民主規範又保有天皇制等本土元素，這種「同時處於兩個空間」的文化位置，使日本得以在追隨西方的同時保持一定自主。
台灣和韓國的政治文化亦有此特徵，台灣的民主轉型既受美式自由主義影響，也揉合本土反威權運動經驗；韓國的民主則是在傳統儒家集體主義底蘊嫁接西方式選舉制度。這些混雜性既是殖民與冷戰遺產的體現，也為當代亞洲社會提供第三空間，而這也是「大罷免」在內各種政治運動得以發展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後殖民社會中的弱勢族群的聲音往往難以在主流敘事中被聽見。殖民統治與知識生產過程對人民造成認知的暴力，使其處於「不能發聲」的狀態。就台日韓而言，冷戰結構下的美蘇，或者今日美中兩大陣營的宏大敘事，使許多在地經驗被邊緣化。參與「大罷免」的兩方，有著對中國的畏懼與情緒，也有為「普發一萬元」的發愁的弱勢。
地緣壓力下的後殖民敘事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年美中戰略競逐日趨激烈，台日韓三國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壓力，需要在強權角力間尋求生存平衡。然而，當美中關係惡化、對各國施壓迫使其選邊時，這種關係平衡的戰略空間便大幅縮減。2024至2025年的一系列事件正反映出區域國家在強權擠壓下的掙扎。
民進黨政府以鞏固東亞民主防線為務，並強調與美國共享價值觀的同盟關係。然而，面對中國持續的軍事恫嚇與統戰滲透，以及美國不斷提高的戰略要求，台灣的自主敘事空間受到擠壓。2025年7月，公民團體發起對親中立委的「大罷免」，即是試圖重塑政治敘事的嘗試。
美國因素亦左右著台灣內部敘事：2025年美國新政府對盟友要求升高，包含威脅對台灣高科技產品課稅、要求台灣擴大軍購與提高國防支出等。這些外壓使得親美的執政當局左右為難—迎合美國則經濟受創，對內交代不易；若不配合又擔憂安全保障減少。
最終結果，大罷免行動雖能凝聚部份內部共識，卻碰觸到民意對現實經濟壓力的不滿，導致敘事動員失靈。從後殖民觀點看，大罷免的困境在於其國家敘事一再受制於強權話語：既有美國「民主對抗威權」的大敘事，又有中國「兩岸同屬一中」的統一敘事。
台灣若完全附和前者，經濟福祉可能受損；若稍露和緩跡象，立即又陷入「向中國屈服」的輿論風險。在夾縫之中，台灣的自主敘事能力被壓縮，只能不斷在安全與經濟、本土認同與盟邦之間透過政治行動重構話語。
韓國的案例更為劇烈地展現後殖民敘事的失控。總統尹錫悅上任後奉行強硬反共、親美路線，試圖拉攏美國加強同盟。然而，當川普政府對盟友祭出高關稅、要求增加防務費甚至揚言撤軍時，猶如被推向懸崖。尹政府為避免失去美國保護，不得不在經貿上讓步、供應鏈上配合，此舉卻招致國內輿論強烈不滿。
同時，來自中國的經濟掣肘也限制韓國政策選項：中方持續透過禁遊令、限制韓流輸出、報復韓企等手段懲罰韓國。美中雙方的夾擊使韓國政府陷入「親美則恐遭中方報復，親中又惹美不悅」的困境。
尹政府的失敗驗證後冷戰話語的失靈：簡單的以「反共愛國」為名已無法壓服多元的韓國民意，更可能激起強烈反作用。韓國進步陣營的崛起，也正是一種試圖擺脫外部話語支配，尋求自主的抗衡。
日本方面，近年在中美壓力下的敘事調適相對溫和但同樣隱現危機，延續加強美日同盟、共同抗衡中國的基調，投入前所未有的國防預算增加計畫。然而，此「親美安保」敘事在國內引發潛在反彈。
日本延續加強美日同盟、共同抗衡中國的基調，投入前所未有的國防預算增加計畫，然而此「親美安保」敘事卻在國內引發反彈。（美聯社）
2025年7月20日，參議院舉行選舉，執政自民黨遭遇重大挫敗，與公明黨聯盟未能贏得過半席次，是自1989年以來最糟糕的選舉結果。首相石破茂因選舉慘敗面臨下臺壓力，同時更引人注目的是極右民粹政黨「參政黨」（Sanseito）的崛起。
該黨鼓吹反移民、排外民族主義，煽動對現狀不滿，從僅1席暴增至14席。其「日本第一」、「不再向外人讓利」等口號迎合對美國經濟要求不滿的選民情緒。
美國政府對日本施加的經濟安全壓力，如揚言對日本汽車課重稅、強硬要求日方提供巨額投資，與市場讓步以換取關稅豁免。儘管7月美日倉促達成框架協議勉強降低部分關稅，日本媒體與輿論仍質疑政府為討好美國而「犧牲本國經濟利益」。夾在美中兩強之間，日本政府既不願放棄與美國共同制中的安全承諾，又擔憂過度刺激中國傷及經濟利益。最終，自民黨在此次選舉遭遇信任危機，以及如何重塑美日安保的挑戰。
台日韓政府在地緣壓力下的敘事策略各異，但共通的是，當外部壓力超過一定門檻時，國家往往傾向壓制內部異見以維持既定路線，卻可能因此引發更大反作用力。
各國領袖若一味迎合強權話語而忽視本土多元聲音，實際上就是在重演帝國支配下知識與權力不對稱的劇碼。這也是所謂「後殖民知識生產中的陷阱」，當地菁英自身也可能成為帝國話語的代言人，進一步壓抑了次層族群的發聲空間。
對台日韓而言，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不應再被視作唯一的他者，應該是在多元對話中尋找自主敘事的第三空間，重構屬於亞洲乃至自身的話語。
民主機制中的後殖民抗衡
在上述劇烈的權力博弈過程中，各國民眾並非被動的旁觀者。事實上，台日韓人民透過選票與公民行動，展現不對稱結構的不滿與抗衡，體現出後殖民情境下「底層發聲」（subaltern voice）的嘗試，一定程度上對強權施加的結構性壓力作出回應。
雖然「大罷免」最終未能成功罷黜任何立委，但超過半數的投票率以及憲政程序的順利進行，顯示台灣民眾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政治訴求。相較於更劇烈的街頭抗爭，公民透過合法投票管道宣洩對在野親中立委的不信任，這本身就是民主韌性的展現。
總統賴清德在罷免失敗後表示，「罷免與反罷免都是人民正當權利」；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稱選民以選票證明台灣民主成熟。台灣社會在巨大外部壓力下依然選擇運用體制內機制解決歧見，而非訴諸非常手段，這與韓國、日本當期發生的劇變形成鮮明對比。
台灣此次經驗提供一種「在體制內反抗體制」的創新，即使主流政治受美中夾擊左右，民眾仍能透過本土民主實踐調適壓力，維持社會自主性。雖然未改變既定權力版圖，但捍衛了民主參與的空間，使任何一方權力者不敢掉以輕心。
尹錫悅宣布戒嚴後，國會反對黨火速動員議員深夜進入國會大廈表決反對，並號召全民「守護垂危的民主」。民眾自發聚集國會外，高喊「大韓民國萬歲」抗議軍方行動。最終尹錫悅在內外夾擊下凌晨撤銷戒嚴，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對尹的彈劾案，將決定交由憲法法院。這一連串行動，韓國民眾與民選代表展現出的，是對任何再殖民式獨裁企圖的零容忍，這種集體意志堪稱是在後殖民語境下對霸權敘事的強力反制。
日本方面，民意的反撲主要體現在選舉中對長期執政的懲罰。2025年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因醜聞和政策爭議遭遇慘敗。這可以視為日本選民對執政菁英過度親美經濟政策，以及自身腐敗問題的不滿表達。參政黨等右翼新興勢力的崛起，反映部分民眾對既有秩序的不信任，轉而尋求以極端民族主義來對抗他們感知中的「外來壓迫」和「既得利益集團」。
雖然民族主義型民粹本身帶有排外與簡化論述的危險，但它也透露出後殖民社會裡被剝奪感的累積。許多日本普通人感到在美中角力下本國利益被犧牲，既不滿美國經濟要求，同時又擔憂中國威脅。這種矛盾情緒滋養民粹抗議票，形成對自民黨路線的牴觸。
綜觀台灣的「大罷免」、韓國的街頭抗爭與彈劾，以及日本的選舉海嘯，可以發現民主機制為後殖民情境下的國家提供調節。正如本文開頭提及，這三國都是民主政體，當內外矛盾激化時，民主程序本身成為避免失序的關鍵。只要是透過合法的方式，選舉、罷免、彈劾等制度化參與都能發揮減壓功能，讓民眾有宣洩不滿的和平出口，不同的政治參與者也就有空間調整戰略。當然，前提是走出同溫層面對問題。
後殖民時代的亞洲民主不僅僅是治理形式，更是人民用以對抗再殖民壓迫的利器。民眾的集體行動為國家注入一定程度的「去殖民」力量，試圖奪回自身命運的部分敘事權，透過合法的途徑塑造敘事。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