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光榮與屈辱
三大改造，就是改造私人資本成為黨國資產，農民集體化改造，土地還由農民耕種，而工商資本被改造後，企業控制權逐步轉歸國家，私人產權事實上被消滅。黨的改造政策『偉大』而『正確』，主動配合大改造的工商企業家，因此 『光榮』，他們會得到政治身份，但十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發生，光榮一夜之間變成恥辱，許多人生命也被歸零。
五十年代，他們坐上光榮的席位，十年後，他們就被戴上有罪的帽子，成為被打擊被羞辱的對象。
又十年之後，他們又一次坐上光榮的席位：
1979年之後，鄧小平讓他們重新出山，鄧小平的政策，又一次偉大、正確，黨和國家讓工商資本家們再一次『光榮』，新一代企業家也如雨後春筍一樣成長起來，他們在人民大會堂與政協禮堂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政議政，享有財富也享有『光榮』。
當年的媒體如此報道鄧小平改變了資本家命運：
1979年1月17日，北京還深裹在瑞雪寒風中。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里卻暖意融融，迎來了五位不同尋常的客人被鄧小平請到了人民大會堂。這工商業五老是――胡厥文，84歲，原上海機械業龍頭老大；胡子昂，82歲，原四川鋼鐵業巨擘；榮毅仁，63歲，原上海紡織世家；周叔弢（1891—1984），88歲，原天津水泥業巨頭；古耕虞，74歲，原四川“豬鬃大王”。（鄧小平為資本家“摘帽”http://CCTV.com 2008年12月18日）
他們一樣都在三大改造時積極配合中共，都一樣隨之獲得了顯赫的身份地位，還一樣在文革時受到各種迫害，家人也被牽連。從光榮到屈辱，也就十年或十二年時間。
毛澤東的紅衛兵給他們戴帽子批鬥，鄧小平親自為他們摘帽，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政治帽子戲法』。鄧小平需要他們發揮影響力，招商引資，恢覆世界對中共經濟改革的信心。說穿了，中共最高層對民營企業家或資本家只有政治利用，如勞工階級一樣都是韭菜的命，只是價碼不同而已。
下篇：再光榮再屈辱
改革開放三十年，習時代之後，一夜回到改開前。
新一代企業家沒有被新紅衛兵戴上帽子批鬥，但被老紅衛兵總代表習主席戴上紅軍的帽子，他們要對黨表示效忠，要宣傳黨的偉大正確，或者參與黨號召的扶貧行動，讓黨組織進入企業進行管控，從此開始，民營工商與資本家們沒有了光榮。
習近平收拾民營企業家，方式多多，在基本國策上，是國進民退，更多的補貼國營企業，疫情三年超限管控，民營企業遭受重創，疊加歐美對中國的制裁與脫鉤，生存普遍陷入困頓。
習近平仍然通過政治正確的方式，對民營企業進行剝削與壓迫，還有精神引導與控制。
精神引導由馬雲開始：就是讓民營企業家向黨靠攏，替黨分憂。
向黨靠攏，就是進入紅色革命聖地，或者進入黨校學習，最早去延安的是馬雲：2017年西安首屆世界西商大會「浙商與西安對話」會議上公開講到「在我人生最艱難無助的時候，我去了陜西，來到了延安革命聖地，在那裏我冥思苦想了幾天，做出了一個今天看來非常了不起和成功的決定，就是建立淘寶。」
然後就有更多的民營企業巨頭跟進，因為大家都聞到風聲了：檢索媒體發現2018年有這樣的報道：『雖然馬化騰是人大代表、劉強東是政協委員，但一名台商透露，往來的許多中國企業的最高領導人，這陣子都要安排去延安上思想課程的行程，不只是領導人，連公司裡高階管理人員都要一併去上課。』
馬雲得到了怎樣的厚待？2020年螞蟻上市被叫停、阿里遭反壟斷調查、馬雲長期淡出公眾視野———習時代就是不允許龍頭民企做大做強，馬雲這樣有背景、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家，也得到的也只有屈辱，沒有任何尊嚴可言；
許家印等企業家呢，高度配合，但最終遭遇重創。
2015－2021年間最積極配合國家扶貧戰略。五年投入近180億 恒大精準幫扶助力超百萬人脫貧被樹立為全國典型。2021年恒大債務危機爆發、2026年4月13日至14日，恒大集團恒大地產及許家印案在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擇期宣布審判結果。
孫大午是另類案例：
從農民起家創辦大午農牧集團，發展成大型民營企業，曾注重員工福利和社會責任，在媒體與當地民眾眼里，孫大午是光榮的。但因敢言支持憲政民主，被地方政府構陷，2020年11月與家人高管被捕。2021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18年，罰金311萬元，集團資產被歸零，結果是屈辱與悲劇。
孫大午不願向黨靠攏、堅持獨立立場，在習時代從光榮企業家變為階下囚，成為民營資本被政治控制的悲劇典型，再現光榮與悲劇的循環。
上述正反面案例可以舉出更多，通過威懾與打壓，通過引導與控制，習時代有更多元更先進的方式，對民營工商業進行『改造』，不僅要改造企業，還要改變企業家的精神，溫水煮青蛙，各種亂象正在紛紛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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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吳祚來：黨要全面接管與控制民營經濟？
新華社唱響的已不是公私合營，或者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造，而是毛澤東激進的『三大改造』的偉大成就（參見《偉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新華網 2026-06-19 ）本文分析『三大改造』的災難性後果，並分析習時代為什麼要歌頌三大改造？
一、1950年代的『三大改造』破壞了什麼？
一是：
背棄了毛澤東在延安與1949年政協的政治承諾，就是先發展新民主主義，成熟之後再轉型升級到社會主義，但毛澤東要『超英趕美』，甚至要搶在蘇聯前面實現共產主義，所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用政治暴力與軟暴力，改變上層建築，改造經濟基礎，但無法改變農耕社會的根本屬性。
看起來是跨越式的巨大進步，不僅告別了資本主義階段，還跨越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實質上，是退步到半奴役制氏族公社階段。
二是：
『三大改造』破壞了農村社會長期形成的生產關系，土地屬於農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與牛耕、鐵器等生產力相適應；
而城市里從洋務運動到民國時代百年戰亂中成長起來的民營工商業，保障了城市人的商品流通與生活需要，也被完全破壞、摧毀。
三大改造使黨和政府控制了一切，控制了工農、工商業者的私有財產，也就控制了人民的遷徙與社會自由。如果我們翻看歷史，會驚人地發現，它已越過遠古時代的井田制，可以說是倒井田制，因為井田制農民耕種九份田，九戶為貴族地主『公家』耕種一份田，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農民只留有一份或二份宅基地、自留地，農民生產主動性、積極性被大大降低，城市工商業更是被歸零。
二、習時代對三大改造正面宣傳，想幹什麼？
『三大改造』在政治上對新民主義階段的跨越，共產黨不僅背棄了政治協商的歷史承諾，也毀棄了政協體制，黨國體制由此代替了共和體制，『共和國』成為一紙空文，人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成為黨國的奴役的政治工具；
三大改造之後，就有了『三面紅旗』，三面紅旗飄揚，三年大饑荒隨之出現，數千萬人民主要是農民因人為的大饑荒而蒙難。
『三大改造』被毛澤東視為政治成功，現在新華社又一次正面宣傳，到底想幹什麼？
一是：
習近平反鄧小平路線
習近平沒有平反八九，卻平反了文革，現在開始平反三大改造，平反文革，就是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的實驗，政治動機是正確的，過程中被四人幫利用而已；現在通過新華社放風，因為習時代，從『公私混改』，到黨組織進入所有企業，甚至包括外資企業，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黨完全控制重要經濟組織，掌控經濟命脈與血脈。
二是：
習近平厭棄鄧時代開始做大的權貴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與紅色權貴掏空了中國經濟，應該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制約其做大，譬如應該有真正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通過公開的競選產生，通過獨立的司法來審處權貴經濟腐敗，但習近平不致力於普世政治體制建構，不通過多權分立來制衡，而是強化黨組織控制力，打左燈向左轉，一路狂奔回歸毛澤東路線上。
習近平因此又一次與文明世界為敵，並遭到文明世界的遏制與阻擊，中國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又一次遭受重創，農民與市民就業出現危機，中國經濟的全面潰敗正在進行時，三年疫情，是一次人道災難，現在的慢性潰敗的災異，將持續一個漫長的時間。
怎麼辦？
又一次制度性反噬民營企業，通過各種方式，使民營企業失去機會、失去資本，失去活力。
結語
共產黨，『共產』二字，就是共人民的私產，《共產黨宣言》決定了它是私有財產與私有經濟的天然敵人，私有財產增多與私營經濟做大，都可能危及共產黨的統治，人民因經濟獨立進而會追求政治自由。讓人民貧困與愚化、讓民營經濟敗落或被侵占，共產黨就會立於不敗之地。
黨指揮槍，控制軍隊
黨指揮喉舌，控制媒體
黨指令經濟，控制工商企業
在毛澤東與習近平看來，這是黨國穩定的前提與基石。
@baodiantimes
轉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