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於七月底公布《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共19條，將於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 新規涉及中國公民出境、外國人入境、海外安全風險、科技人員跨境流動、移民中介，以及公職人員和軍隊人員辦理外國國籍、境外永久居留等問題。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中國政府進一步規範公民出境。
根據規定，國家建立中國公民出境安全風險防範制度。如果有關國家或者地區存在戰爭、武裝衝突、社會治安、自然災害、疫情等風險，相關部門可以發布安全提醒。
對於風險最高，或者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國家和地區，移民管理機構“必要時應當勸阻”中國公民前往。
此外，申請出入境證件必須有真實、合法的事由。有關部門在核實身份和申請事由時，可以要求提供相關文件、資料，甚至電子數據。
法國塞爾齊巴黎大學教授張倫認為，這些措施並非全部是新的。
張倫: “這個文件出台呢，事實上是把一些已經在實行的一些做法，加以規範，並不是全部都是什麼新的東西。”
他認為，對海外安全發布旅行警示，本身並不特殊。
張倫: “從現代國家的管理角度講，比如說有些機構要對中國公民外出到某些地區的情況做一些事先的警訊，我想這個呢，都是一些現代國家經常做的，比如說法國也做。”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新規進一步把出境管理與國家安全、國家利益以及技術安全聯繫起來。
例如，規定中國公民如果在境外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回國後可以被禁止出境六個月至三年。
如果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等規定，並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主管部門也可以決定不準其出境。
新規同時規定，對於依法決定不準出境的人員，原則上應告知事實、理由、依據和救濟途徑。
但如果涉及國家安全、刑事案件偵查等情況，則可以不告知。
這正是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教授高樹超關注的重點。
從法律層面看，新規未必創造了大量全新的政府權力。更重要的是，它把過去已經存在的一些權力和執法實踐進一步系統化、制度化。
但問題也在這裡：一旦這些權力被制度化，“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等比較寬泛的概念，也可能給行政機關留下相當大的裁量空間。
高樹超尤其關注救濟問題。
雖然部分出境限制決定需要說明理由，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不告知當事人。這意味着個人挑戰相關決定、獲得充分司法審查的空間可能受到限制。
而他在7月31日於社交平台X發表的評論，更直接表達了他的擔憂。
“趁現在還能走，趕緊離開。更確切地說，要在45天後這些規定正式生效之前離開。”
這段話隨後被多家媒體報道。高樹超同時指出，新規第四條尤其重要，因為它擴大了政府實施出境禁令的空間。
國家安全與科技人才
新規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把海外行為和出境權進一步聯繫起來。
過去，中國已經存在對本國公民境外違法犯罪行為進行管轄的法律基礎。
但新規明確規定，如果相關行為被認定危害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或者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並可能危害產業和技術安全，當事人可能面臨出境限制。
因此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科技和科研人員。
因為人工智能、半導體等戰略性領域的人才和技術跨境流動，已經越來越多地被放進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的框架。
此前，人工智能公司Manus被Meta收購的事件，就曾引發外界對中國科技人才出境限制的關注。據金融時報報道，兩名創始人肖弘和季逸超三月底時被限制出境。
張倫表示，如果科技人員認為自己的國際流動受到越來越多限制，這可能影響中國吸引和留住國際科技人才的能力。
對於外國人，新規同樣提出更嚴格的要求。
如果在申請中國簽證或者入境時提供虛假材料、作出虛假陳述，可以被禁止入境一年至五年。
被列入相關反制或者限制清單的外國人，也可能被拒絕簽發證件或者拒絕入境。
這意味着，記者、研究人員，以及從事政治或者戰略敏感領域工作的外國人，可能更加關注中國出入境政策的變化。
新規還加強了對移民中介的監管，並明確禁止相關機構協助公職人員、軍隊人員違規辦理外國國籍、境外永久居留等手續。
從法律層面看，這反映出政府對體制內部人員海外流動的關注。
而從更大的政治背景來看，張倫認為，這背後存在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矛盾。
開放與控制
張倫認為，中國近年來的出入境管理變化，需要放在整個治理模式變化中理解。
張倫: “這個是一個整體的趨勢，這些年已經看得很明顯。他通過原有的一些行政管理方式、組織方式、制度性的方式，那麼這些年又加速了，通過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再進行控制。”
他認為，中國經濟仍然需要國際市場、技術和人員交流，但與此同時，政府又越來越擔心人員流動、信息流動以及海外政治影響帶來的風險。
“開放上它還要開放，還要經濟發展需要你，你不開放怎麼辦？你比如說你賣產品，賣產品你仍然不讓出去，你怎麼賣產品呢？”
他說，這種開放與控制之間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
張倫: “你不能說我既要自由，又要權威得高、權威的管理，這個是很難協調的。”
他認為，與過去相比，今天政治控制的重要性明顯上升。
中國仍然需要國際貿易、技術和人才，但與此同時，對人員、信息以及被認為具有政治風險的跨境活動，管理可能越來越嚴格。
張倫: “我把它稱之為可能要像一種軟朝鮮化的管理方式進一步邁進。”
他強調，這並不是說中國會變成朝鮮，也不是重新回到全面封閉。 換句話說，商品可以繼續流動，資本可以繼續流動，經濟活動需要繼續與世界連接；但人員和信息的流動，可能受到更多國家安全考量的影響。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項新規會引發如此多的關注。
誰能夠離開？
這種張力，也引發了其他學者的關注。
美國舊金山大學教授李少民8月3日在社交平台X上評論中國出入境管理的變化。
他的觀察是，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不斷增強，但政權對安全問題的敏感程度似乎也在提高。
他尤其關注體制內部人員的出境。
在他的判斷中，過去能夠出國有時被視為組織信任的表現；但如今，體制內部人員也可能面對更加嚴格的護照和出境管理。
李少民認為，這反映出一種越來越明顯的“不信任”。
但與此同時，中國又很難真正關閉國門。製造業、出口以及科技發展，都需要國際市場、技術、資本和人才。因此，中國可能尋求的不是徹底關閉國門，而是更加有選擇性的開放。
他表示：“從這個角度看，這次出入境新規並不是一個孤立的行政措施，它反映了一個經濟和軍事越來越強大的國家，與一個越來越沒有安全感的政權之間的矛盾。 在一黨專制下，這個矛盾無法解決。”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