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民公園相親角曾經貼出一張通知：“女生位置已滿，暫停登記。”照片傳到網上，很快變成一個頗有戲劇性的故事：中國明明男多女少，怎麼到了相親角，反而到處都是找對象的女人？隨後又出現了一套更加吸引人的解釋：男人不來了。男人算過賬以後發現，買房、彩禮、婚禮、養孩子都要錢，離婚風險又高，於是乾脆退出婚姻，把錢拿去旅遊、打遊戲、釣魚、護膚。過去男人掙錢為了養家，現在男人開始取悅自己。
成都人民公園的公告是真的。2025年1月14日，公園確實因為女性登記較多，暫停了一段時間的女性征婚信息登記。但公園工作人員隨後告訴媒體，當時墻上實際懸掛的男女征婚信息大約仍是1∶1，而且以前也出現過男性位置滿員的情況。一張真實的通知，在傳播過程中被放大成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全國性結論—“男大當婚”變成“男大不婚”，“剩男”沒有了，剩下的都是找不到男人的女人。。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23年對不婚、晚婚、不育和少育群體進行專項調查後發現，在不婚晚婚受訪者中，真正表示未來不打算結婚的只有約兩成。也就是說，多數沒有結婚的人，並沒有徹底拒絕婚姻。38.16%的受訪者反而表示，沒有足夠時間談戀愛或結婚。這句話非常重要，因為它把問題從“價值觀”拉回了現實生活。
一個年輕人沒有結婚，可能是他不相信婚姻，也可能只是工作太忙、收入不穩定、沒有房子、沒有遇到合適的人，或者覺得自己還承擔不起一個家庭。“不婚”里面，有主動選擇，也有被動推遲。中國社會喜歡把兩者混在一起：男人沒結婚，就說他“躺平”；女人沒結婚，就說她“要求太高”。這種解釋很省事，因為責任最後都落到了個人身上，社會結構反而消失了。
中國婚姻真正發生的變化，比“男人不想結婚了”複雜得多，也嚴重得多。
為什麼女人仍然覺得男人難找？
先看最容易誤解的數字。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大陸男性7.2334億，女性6.8844億，男性比女性大約多3490萬人。這個數字沒有問題，但3490萬並不是“3490萬個等待結婚的單身男人”。這里面包括兒童、老人、已婚者、喪偶者以及不同地區、不同年齡的人。一個70歲的男性人口過剩，對一個30歲女性尋找配偶幾乎沒有意義。婚姻市場真正關心的，是年齡、地區、教育、收入和婚姻狀態都能夠彼此匹配的人口。
而且性別差距正在縮小。國家統計局202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估計，全國男性7.1722億，女性6.8823億，差距已經縮小到約2899萬人，總人口性別比降到104.21。真正麻煩的是適婚年齡人口。一項主要利用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研究發現，中國當時適婚人口性別比已經達到大約110，也就是每100名女性對應約110名男性。35歲及以上從未結婚男性達到1733萬人，其中農村約882萬人，農村男性的終身未婚風險明顯高於城市男性。
所以，中國並不存在一個全國性的“女人過剩”。從人口總量看，問題恰恰相反：男性仍然過剩，而且這種過剩主要會落到經濟條件較弱、教育程度較低、人口流出地區的男性身上。這才是中國第一種婚姻困境：男大難婚。
但同一個社會里，又確實存在許多城市女性覺得“身邊沒有合適男人”的現象。問題出在哪里？因為婚姻市場從來不是把一千萬男人和一千萬女人倒進一個體育場，然後一人領一個回家。婚姻是一場匹配，數量相等，不等於能夠匹配。
過去四十年，中國發生了三場巨大的社會變化：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女性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家庭收入和職業結構發生變化。婚姻觀念卻沒有以完全相同的速度變化。
傳統婚配中長期存在一種傾向：男性通常尋找與自己相當或者年齡更小、教育和經濟地位相當或稍低的女性；女性則更傾向尋找年齡、教育、職業和經濟狀況不低於自己的男性。這種模式過去很容易運行，因為男性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經濟地位通常高於女性。但教育革命改變了人口結構。當越來越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進入專業職業，舊的婚配梯度開始出現問題。如果女性學歷和職業地位提高，而“男性最好不低於女性”的婚配觀念沒有同步消失，那麼婚姻市場就會發生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底部男人越來越多，上部女人也越來越多，兩頭都覺得沒有對象。
2025年發表的一項關於中國婚姻市場的經濟學研究發現，過去二十年教育擴張本身就是婚姻匹配率下降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教育變化對男性和女性匹配率下降都有重要影響，其中一部分正來自高學歷女性與較低學歷男性之間的結構性錯配。研究特別指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並沒有明顯表現出向教育程度較低男性“向下婚配”的趨勢。早期全國性研究也已經觀察到類似現象：低學歷男性和高學歷女性，是婚姻進入率相對較低的兩個群體。
這就出現了當代中國婚姻最有意思，也最容易被誤讀的一幅圖景：農村男人說，沒有女人；城市女人說，沒有男人。他們說的都可能是真話。農村男人說的是“能夠留下來並願意嫁給我的女人太少”，城市女性說的是“符合我的教育、職業、生活方式和家庭觀念要求的男人太少”。
全國人口統計上有幾千萬“多出來的男人”，並不能自動解決北京、上海、成都一個35歲女醫生、女律師或者女工程師的婚配問題。一個西部縣城45歲的低收入未婚男性，也不會因為上海有一批35歲未婚高學歷女性，就自然形成婚姻。他們在同一個國家，卻未必生活在同一個婚姻市場。所謂“剩男”和“剩女”，很多時候其實是同一場結構錯配留下的兩端。
結婚正在從一種人生程序，變成一項高成本決策
經濟變化，是理解今天婚姻最重要的一把鑰匙。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那項2023年專項調查中，部分受訪者回顧自己的結婚支出，平均達到33.04萬元，是當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萬元的八倍多。這個數字必須謹慎使用，它來自特定專項調查，並不能簡單稱為“中國人平均結一次婚就是33萬元”，更不能說這33萬元全部由男性承擔。現實中的婚姻支出可能由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和新人共同承擔，地區差異也極大。
但它說明了一個真實變化：進入婚姻的門票越來越貴。住房、婚禮、彩禮、裝修、汽車只是開始，結婚以後還有住房貸款、生育、托育、教育和照護老人。育媧人口研究根據國家統計數據估算，按其2024年口徑，一個孩子從0歲養到17歲的平均直接養育成本約53.8萬元，到大學本科畢業約68萬元。這不是官方統一標準，也不是每個家庭都會花這麼多，但它足以說明年輕家庭面對的長期經濟壓力。
婚姻因此發生了一個深刻變化。過去很多中國人結婚，首先考慮的是“到了年齡就應該結”；今天越來越多人先問：我有沒有能力結？結了以後生活會不會更好？我要不要孩子？誰來照顧孩子？房貸誰還？家務誰做？照顧雙方父母怎麼辦？如果這些問題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晚一點結婚甚至不結婚，就成了一種可以理解的選擇。
這不是男性突然變自私，也不是女性突然變挑剔。婚姻正在從一種近乎強制的人生制度，逐漸變成一份需要計算成本和收益的長期契約。
男性承擔的經濟壓力容易看見，女性承擔的成本往往更隱蔽。對很多職業女性來說，婚姻最大的成本甚至不是婚禮，而是婚後的時間重新分配：誰懷孕？誰生產？孩子生病誰請假？誰參加家長會？老人需要照顧時誰少上一天班？
如果一個社會一方面要求女性擁有職業，一方面又默認主要家庭照護仍然由女性承擔，那麼女性教育程度越高、職業機會越多，婚姻的機會成本反而可能越明顯。這解釋了為什麼女性經濟能力提高，並不會自動提高結婚率。恰恰相反，經濟獨立給了女性拒絕低質量婚姻的能力。過去一個女人不結婚，可能面臨嚴重的經濟和社會風險；今天，她可以工作、租房、買房、旅行、擁有自己的朋友圈。婚姻從“必須有”，變成了“如果能夠改善生活才值得有”。
男人也正在經歷類似變化。過去社會給予男性的標準人生非常明確：掙錢、買房、娶妻、生子、養家。今天一部分男性開始問：如果我的收入剛剛夠自己生活，為什麼一定要背上幾十年的住房和家庭責任？這不宜叫“去責任化”，更準確的說法是：家庭責任正在從社會規定，變成個人選擇。
這個變化對男女都發生了，只是男性更敏感於經濟門檻，女性更敏感於婚姻質量、家務分工和生育機會成本。於是雙方都提高了進入婚姻的條件，市場自然變窄。
婚姻危機：中國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
2025年中國出生人口已經降到792萬。在中國，婚姻和生育仍然高度綁定，因此結婚人數長期下降，最終一定會傳導到出生人口、家庭規模、住房需求、教育需求、養老制度和地方財政。婚姻看上去是兩個人的私事，最後卻會變成整個社會的事。
但政策如果只把問題理解成“年輕人不願意結婚”，就很容易開錯藥。辦更多相親會，不能解決農村男人沒有穩定收入；要求女人降低擇偶標準，也不能解決職業女性對家庭分工的擔憂；批評男人“躺平”，解決不了住房和育兒成本；限制彩禮能夠減少部分地區的婚姻負擔，卻無法改變長期存在的男女數量失衡；給新人辦證發幾百元紅包，也不可能抵消一套房、二十年育兒和幾十年家庭責任。
真正有效的婚姻政策，最後都會變成社會政策：降低青年住房壓力，改善就業預期，擴大普惠托育，減少教育競爭，降低養育成本，讓父親真正進入育兒和照護，讓女性不再因為生孩子受到職業懲罰，同時為大量可能終身未婚的農村男性建立更加可靠的養老和社會支持。
更深的一步，是接受一個事實：國家能夠降低結婚的障礙，卻不能命令人去愛一個人。現代社會一旦給了個人退出低質量婚姻的能力，就不可能再完全回到“到了年齡必須結婚”的年代。這未必是一件壞事。問題在於，中國傳統婚姻制度變化得很快，而住房、就業、性別分工、養老、育兒和婚配觀念改變得沒有那麼同步。
於是我們看到了今天這個看上去非常荒誕的局面：中國還有兩千多萬乃至更多“多出來”的男性，可一些大城市女性仍然覺得男人難找；一些相親角女性登記爆滿，可廣大農村地區仍然存在大量找不到妻子的中年男性。
這篇文章的標題說的男大難婚，女大難嫁，表面看，這是兩個故事。往深處看，其實是同一個故事。中國缺的並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中國缺的是能夠彼此接受、又有條件共同生活的婚姻匹配。
過去，婚姻主要解決“有沒有”的問題。社會規定年齡，家庭安排資源，個人服從一種大體固定的人生路線。今天的問題變成了“值不值得”。男人開始計算收入、住房和家庭責任，女人開始計算職業、家務和生育代價。雙方都比過去擁有更多退出的自由，也比過去承擔更高的進入成本。
所以，中國婚姻真正發生的變化，不是男人突然醒了，也不是女人突然挑了，而是一個古老的制度，第一次大規模面對現代個人的追問：如果兩個人在一起不能讓彼此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如果一對夫妻的收入難以承擔養育孩子的負擔，為什麼要生育？
這個問題，才是610萬對、676萬對或者327萬對結婚登記數字背後，真正讓中國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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