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長平，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
臨近六四民主運動33周年紀念日，香港警方宣布部分封閉維多利亞公園。記者問倘若有人身穿黑衣、手持鮮花或者蠟燭出現在維園附近，香港總警司廖家基說：「如果這個人讓我們感到他出現在那裏的目的是煽動他人的話，我們當然會搜查證據。」
在這裏，香港人連續三十年舉行大規模燭光悼念晚會。參加人數少則三五萬，多則十幾萬，創下了人類抗爭運動的奇跡。其組織者香港支聯會2021年9月25日被迫宣布解散，骨幹領導人則身陷囹圄。
這是支聯會解散之後的第一個六四紀念日，也是無團體申請在香港維園組織悼念活動的第一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被禁的第三年。
支聯會解散之前最後的抗爭行動之一，是在香港六四紀念館被迫關閉之時，啟動眾籌建立網絡博物館，也就是我受邀擔任總策展人的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2021年8月3日，支聯會宣布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開館，同時脫離支聯會，由策展團隊獨立運作。盡管如此，我們的博物館在香港媒體飽受攻擊，並於9月28日被香港當局封鎖，在香港境內無法訪問。今年六四紀念日前夕，有香港媒體測試仍然無法訪問。
有記者問我，在這種嚴密的控制和封鎖之下，在網絡上建立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還有什麽意義？
我回答說：這是一座流動的紀念碑。
六四記憶，虛擬空間與流動性
「一座流動的紀念碑」，這是我曾打算為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撰寫前言時擬定的標題。或者說，這是我給這座博物館的定位。更準確地說，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八九民運，也是我所理解的維園燭光。
「流動性」被廣泛用於描述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流動的現代性》一書中說，流體既沒有固定空間，也不能限制時間。從政治、經濟到個人生活，從性別、種族到情感，我們都在流動性中獲得更多的可能性。
在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對流動性有了更多的體驗和理解。我個人並不願意稱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為網絡博物館，因為它並非是一個虛擬的空間。網絡已經成為我們很大一部分現實。而且，它所呈現的流動性，本身就是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
作為一座現代博物館，我希望它像傳統的大型紀念碑那樣堅定、穩固和巍峨，同時期待它跟隨人心、良知和正義彌散在全球各地，在歷史的每一個空間，在未來的每一個時刻。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維園燭光晚會已經存在三十年之後，香港警方對維園的嚴厲封鎖，強化了人們對六四民主運動的記憶。
這並非是一種浪漫的描述。我曾經多次討論過，八九六四盡管是中國當代最受關註的民主運動，但是它的歷史意義仍然被低估。它的發生、發展和結局決定了今天中國與世界的格局。無論是今天中共的權力打造，還是中國模式對給世界帶來的困境，都可以從三十三年前的那場運動中找到源頭。
六四屠殺之後，學運並未結束
當年的六四抗爭本身就是一場流動性、彌散性的全國民主運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北京學生和天安門廣場固然重要，但是此前的報道和研究過於聚焦，有時會忽略了這場運動幾乎席卷了中國的每一個大中城市、全國所有的高等院校、將近一半的中等專科學校，以及無以數計的學術機構、工礦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直接參與抗爭的人橫跨不同年齡、階級、專業崗位，數以千萬計。
記者出身的研究者林慕蓮（Louisa Lim）在《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一書中，挖掘和講述了成都等地學運的壯觀與慘烈，以及普通民眾的持久抗爭。加拿大及美國歷史學者周傑榮（Jeremy Brown）於2021年出版的六四最新研究著作《六四：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屠殺》中，則廣泛地考察了當時中國各地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人群的積極參與，以及藏族、穆斯林等地區發生的抗議活動。
六四的流動性還體現在天安門屠殺之後，盡管中共進行了各種屏蔽和抹黑，這場民主運動並沒有消散殆盡，而是有力地促進了蘇聯東歐巨變；而西方社會對它的意義的忽略，又為今天的「中國威脅」埋下了禍根。
維園燭光晚會可以被禁止，但是無法從歷史的記憶空間中被消滅。正如香港支聯會在啟動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籌建時所言：真相不死，燭光不滅，火種永存。
「中國數字時代」發表的一篇報道稱，在中國大陸，六四屠殺之後，學運並未結束。報道盤點了從1990年代以來，包括人大「讀書社」、北京新青年學會、廣東佳士工友維權事件、北大馬克思主義協會、中國高校的米兔運動、高校LGBTQ社團以及藏族、維吾爾族學生在內的校園抗爭活動。「這33年間，學生運動並沒有停止。事實上，就在2022年的新冠清零運動中，也有許多高校的學生站出來集體示威遊行，反抗不合理的封控措施。」
有人在爭論，5月26日走上街頭的數百名天津大學生齊聲高喊的口號，到底是「打到習近平」還是「打倒形式主義」。其實，所有的公共抗議都是政治抗爭。
當年參與八九六四的千萬學生和民眾，也懷著各種不同的動機，喊過各不相同的口號，這本身就是運動的流動性特征之一，並不妨礙它成為一場偉大的民主抗議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