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次疫情防控的放開程度，超出預期，很多人把“功勞”算在“白紙運動”上。該運動的一個直接訴求是放棄清零，放開管控。習近平在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會談中，也承認年輕人因為在三年疫情中的挫敗感而走向街頭抗議，實際等於承認清零抗疫失敗。鑒於習時代對社會的嚴密管控，“白紙運動”毫無預兆的突然大規模爆發，對習的心理沖擊會相當強烈，這可能直接促成了當局放棄清零政策，以回應民意。
不過，來自經濟的壓力或許是一個更深層更關鍵的因素。不妨假設，如果中國經濟表現得不錯，像印度或者越南那樣保持強健增長，習對抗議運動的訴求還會退讓嗎？估計很難。
一個多月前，我曾預判，倘若中國經濟在第四季度表現尚可，很可能明年兩會後才會放開疫情控制；而如果不見好轉，最早在二十大後，最晚在明年一月才有可能放開。我之如此判斷，是因為如果經濟形勢好，那麽在習看來，他這套清零做法是對的，能夠做到防疫和經濟發展兩不誤，就像在德爾塔病毒階段他做的那樣。在抗疫第一階段，中國采取的封控措施既控制住了疫情，同時經濟又快速恢復，被認為是國際抗疫的所謂“優等生”，正是這個認知讓他遲遲不願放棄清零，至少是原因之一。可如果經濟形勢惡化，說明他魚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想法是無法實現的，注定要捨棄一頭。而就對社會的影響和他個人權力的穩定性來說，保經濟顯然比保清零重要得多。
對習來說，不幸的是，今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表現得會非常糟。一季度因為上年同期的經濟增速實在太低，有較高增長；二季度由於上海封城，經濟幾乎停止增長；三季度有所好轉，恢復增長態勢，盡管增速仍然很低。當局把希望寄托在四季度上，假如疫情沒有反復和各地的隨意加碼封控，四季度出現四個百分點的增速是可能的，全年雖然達不到當局制定的5%的增長目標，但應該能實現3.5%的增速。
然而，四季度經濟形勢比當局預想的要壞得多。按照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等五位經濟學者在新11條公布前寫給當局要求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一文披露的數據，10月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全面下滑，基建和制造業投資雖有韌性但也增長放緩，跌幅較大的是地產、出口和消費。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0.5%，比上月下降3個百分點；房地產銷售金額同比-23.7%，比上月下降9.5個百分點；出口（以美元計）同比-0.3%，比上月下降6個百分點。解決就業主力的小微企業尤為困難。10月，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高達17.9%，實際情況可能更嚴峻。而受經濟不景氣和企業裁員影響，大學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11月的情形更差，大、中、小型企業經理人指數PMI分別為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1.0、0.8和2.6個百分點。可見，再不放開封控，四季度經濟增速會比三季度大幅下降，並影響明年的經濟發展。
中國銀行的一份內部研究報告也透露，今年前八月，地方廣義財政預算缺口達10.2萬億元，遠高於中央廣義財政預算缺口的6萬億元，較上年同期擴大 65%。分省看，除山西、河南財政收支缺口分別縮窄15.9%、0.3%，其他地方財政收支缺口均出現一定程度的擴大。其中，浙江、北京、廣東三大經濟強地財政收支缺口擴大幅度最大，分別達 1619.2%、293.9%和 102.7%，上海財政盈余則較上年同期減少79.2%。報告把地方財政預算缺口擴大歸咎於疫情沖擊超預期，以及土地市場低迷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行。後者其實也受前者的影響。財政收入端持續承壓，支出則不斷擴大，僅衛生健康支出占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前八月保持在8%左右，高於歷史同期。報告也指出財政壓力過大的三個後果，一是違約風險上升，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債券余額占收入的比例接近財政部劃定的120%的警戒線；二是制約基建投資增長，削弱政府促進經濟中長期發展的能力；三是公共部門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阻礙。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習近平才不會在乎經濟的好壞，保權才是他最看重的。如果說，在習權力尚不十分穩固，而經濟下行速度又不是很大，沒有對政府能力的行使造成太大影響下，他優先關注的是自身權力，就像疫情前一樣；那麽，現在他三連任了，並且組成了一個清一色的“習氏內閣”，權力意志在高層得到毫無阻礙地貫徹，可經濟卻一塌糊塗，不但影響到他要將中國力量推向全球的擴張計劃，而且已經影響基本民生和社會穩定，很可能對他的政權帶來較大沖擊，這種時候，他怎麽可能不把經濟作為政府工作的重心？
有人也許還會質疑，中國經濟真壞到這個地步了嗎？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否則姚洋等官方學者不會在此時呼籲當局放開清零，並建議將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5%以上，以向各級官員重新發出政治信號：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習想做有為“君主”，二十大提出了所謂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要為人類探索出另一條現代化道路，不管這條道路有多少虛的成分，但有一點實打實，即民眾普遍過上現代化的生活，沒有這一點，中國式現代化就是扯淡。
所以經濟是一個硬指標。而現在經濟衰退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財政危機。其他的不論，按照前述中國銀行的報告估算，若常態化核酸檢測覆蓋9億城鎮人口，則全年將帶來0.7萬億左右財政支出，對地方政府而言，這是一筆格外的負擔。中國縣鄉一級政府財政早就破產，拿不出錢來支持核酸檢測。這也就是山東等地為什麽要靠發債建方艙醫院。但債務遲早是要返的，如果到了中央政府都要大量借債度日，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概率就很高。而如果清零再持續半年，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出現。
經濟是根本，這話對任何政府都適用，對中共尤其重要。自毛之後喪失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後，中共事實上把政權的合法性放在經濟增長及由此帶來的國家強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上。雖然在習上台前的30年在某些階段會有偏差，但總體保持了這個趨勢。習的前五年曾經一度也想在經濟上有所作為，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中國改革的總規劃，要實施供給側改革，並親任中央深改組主任一職，但反腐和集權打擊了官員的積極性，讓他的改革計劃泡湯。在後五年，由於中美關系的惡化和對抗，以及確保二十大三連任的順利，習的重心轉向保權和應對國際社會的壓力，期間發起了對資本史無前例的打壓。尤其是疫情三年，各級政府忙著控制疫情，雖然習提出要經濟發展和防疫兼顧，但事實上做不到這點，強行清零封控的代價就是經濟的徹底熄火。
但習過去十年對中共的改造讓他產生了一種錯覺，對權力意志過於迷信，以為有自己的領導，加上中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和動員能力，只要想好了目標，雖然可能會有一些曲折，可最後沒有什麽不能做到的。他的反腐、對資本的打壓以及中美貿易戰，都強化了他的這種認知。在疫情發生後，他也認為憑著他的強大權力意志，可以控制疫情，馴服社會，馴服經濟。但他這回失算，經濟的理性、經濟的邏輯和經濟的力量比他個人的權力意志強大得多，原因很簡單，經濟服從的是最赤裸裸的利益計算，是最基本的市場規則，從來沒有人——哪怕號稱偉大領袖——和經濟規律對抗不一敗塗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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