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青島的海邊。那是 1953 年八月十八日，那一年斯大林死了。十三年後的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了紅衛兵。這個年月日把我的人生框進了革命年代裏了。我注定成革命者們擰在機器中的一個螺絲釘。
我十二歲就步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紅色海洋，學校和街道以及廣場到處是紅色。我眼看著出身好的同學，把教室的桌椅重新推拉叠加成好幾個戰鬥隊部，就回到我住的胡同裏，自己成立了“刺刀見紅戰鬥隊”。把胡同的墻上寫滿了毛主席語錄和革命口號。把胡同裏的小孩集中在一起，夜晚爬上梁老師家的屋頂，晝夜埋伏著，等待女特務發電報。白天我吹哨喊著集合，讓那些大媽和孩子們跟著我跳忠字舞。我們還挨家挨戶搜查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物品。為了急於破四舊立大功，我當場砸碎劉大娘的玻璃魚缸，幾條紅色金魚在水泥地上蹦跳著，然後就死了。
那時我的刺刀見紅戰鬥隊還沒有錢做紅袖章，但我身佩三角刮刀，常帶領孩子們沖出去搶軍帽和毛主席紀念章，去觀看抄家和工廠的武鬥。革命造反本身就成了自由。只是被革命的失去了自由。梁老師家被遷返回農村之後，茂林家、小六家等等出身不好的都被清理出了胡同，我出身富農的爸爸除了被學生們貼了大字報，竟然在胡同裏存活下來。而我因為左胳膊摔斷，只好躺在床上開始看書了。為了給孩子們天天進來聽我講故事，我讀了《三國演義》、《毛洚東選集》、《西遊記》、《鏡花緣》還有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莫伯桑的《羊脂球》大仲馬的《三劍客》、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等一切到手的書，但沒有斯大林的書，這個革命者大概除了革除生命，也沒時間著書立說。多年之後，我在倫敦的馬克斯圖書館外面，找到了斯大林和列寧首次見面的酒吧。他倆當時和我一樣四處流亡著，企圖通過辦那個《真理》報來掀起一場革命。問題是：英國的言論自由給了他倆成功的機會，我的思想和我爺爺的財產很快就成了他倆革命成功的證據。
現在我被馬克思流亡在了倫敦，走在了奧維爾寫《一九八四》的街道中。每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就會去廣場看看那幾千名來自印度、羅馬尼亞、庫爾德人、蘇維埃聯合體等等的馬克思、毛澤東主義者們舉著我小時候畫了無數遍的馬恩列恩毛畫像的示威遊行。我除了拍照，就是對“自由”的無奈。因為我和他們都活在自由之中。我只好在天安門大屠殺二十五周年之際，用中國共產黨的黨旗把馬克思的墳墓包起來，因為毛澤東等革命家們說了死後去見馬克斯。然後我撕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為那是一部偽裝自由的憲法。
在奧維爾寫的書名一九八四年裏，我己經住在了北京。當時的全國總工會國際部分給我的宿舍：南小街 53 號，很快就成了如英國作家伍爾芙在倫敦住處形成的文藝沙龍之地了。因為那裏雖小，但是個獨門獨院。當中國的文學藝術愛好者們開始沖撞千年的文字獄時，南小街五十三號也就暫時成了風暴眼。翻譯付惟慈教授給我們看他的《動物莊園》。戲劇家高行健談了很多現代小說家的作品和寫作方式。搞文藝理論的李陀、周舵、劉曉波，小說家譚甫成、石濤、馬原、詩人貝嶺、劉斟秋、攝影家王志平、王苗，舞蹈家王萍萍、王姍等等一代文學藝術的追求者，在這個沙龍裏交流切磋著。直到我兩次被警察抓進西城分局，放出來後我急忙逃離北京，這個沙龍才漸漸人走樓空。從此，我背著警察的告誡：“你再不老實，我會讓你悄悄地消失”。就逃亡在了中國各地。我走遍了中國，成了今天驢友們的先驅。但八十年代我是在逃犯，為了追求自由走在了各省各縣的路上。最後發現，當你走的越遠，你就離自己越近了。世上沒有一條道路是通往自由的，所有的起點也都是終點。自由只在你心裏。自由是用意志保護著的個人精神思想。我也就接受了我的人生只能是被流亡的命運。
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反思文學、尋跟文學等流派其實還沒有走到獨立思考這個層面，自由寫作環境還在夾生階段便嘎然而止了。我自已就是因為南小街 53 號被抄了家，被撕了頂棚，一堆畫布畫面被赤裸地羞辱過，從此我決定扔了畫筆，藏獨立思想於頭腦之中。
一九八九年，經歷了天安門大屠殺之後，我文學中的政治思想便成型了。因為我知道政治如水，我如水中之魚。政治環境決定你的生命長短。根本不是文學過問政治，而是政治過問文學，甚至是扼殺文學。八九年之後我回到北京寫完了《拉面者》，這也證實了自由思想在最不自由的環境中可以寫下去。小說是專業作家和專業獻血者的對話。一群麻木的人一個又一個從筆下鉆了出來。他們有我的鄰居、有多年相交的文友，還有我的情人和三條腿的狗。小說描述了六月四日在體育場內舉行的自殺表演：一位女舞蹈家當場被老虎吃掉。果然，我已成熟的自由意志使我面對齷齪的中文文字進入了一場政治文學表演，而且挑戰了政治環境。正如書中三條腿的狗說：你們人類還不如我們組織的狗政府。
當九十年代的文字獄越修越大，甚至已超過了明清。那麽，文人的群體開始便分裂為官方社會主義文學和民間地下文學了。中間互相妥協的是以純文學或是流行文學、商業煽情文學的灰色生存空間。皇帝文學、愛情文學甚至還扮演著與流行歌曲、足球勝負、體育科技等的發展，並行走到了自由寫作與不自由發表的時代。《拉面者》中的專業作家最後成了獻血者，而獻血者坐到了書桌前開始思考。一群群反叛詩人不再書寫而是成了書商，一群群畫家成了億萬富翁成為體制衛士。政治和歷史以及社會動蕩帶來的沖擊，漸漸在文學中消失不見了，反而迎來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繁榮。中國作協壯大了，一群群流亡作家詩人畫家們返回中國當起教授院長，當起電視名人。昔日的反叛者自我消失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洪流中。至此，王安憶、流沙河以及王曉波的風格很快形成官方、民間以及半地下文學的不同層次的漲大。這真是一個覆制了又覆制的時代、是商業經濟和科技來代表自由思想的時代、更是文人們在大瘟疫流行，在看到生了八個孩子的鐵鏈母親，在看到劉曉波、高智晟、張展等數不過來的悲劇在身邊發生依然裝傻。當然，在這個極權控制之下中國文學作品也就喪失了個人的敘述能力，也就沒有了作家思想的真實表達。在這中國特色的文化潮流中，真正熱愛文學藝術，追求真誠地書寫，渴望自由思想，在高度物質生活中失去了魅力。然後基督徒學者成為毛澤東的擁護者、天安門學潮中的學生領袖成了政府門前的一條狗，獲得了法國騎士勳章的流亡畫家成了共產黨的國寶。中國走向與文明發展相反的路，這正是因為人們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意志。共產黨的統一思想在二十一世紀初就進入了成熟期。證據是那些本來靠地下發行管道而拈點反叛意識的民間書商們滅亡了。
今天，根深蒂固的文字獄傳統不但沒有被攻破，反而被中國文學藝術界修築的更堅固了。共產黨還選了最自由的美國，開始用“大同主義”取代“自由主義”。設立眾多孔子學院、中央電視台、新華社，大使館文化處等，開始了全球性的消除中文領域的言論自由。香港已經應聲倒下，其它世界各地的中文刊物也已成了中國政府的藍牙耳機了。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多數中國人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因為他們需要經濟自由就足夠了。頭腦自由是那些搞文學藝術的職業病。多數中國是人反感個人自由。直到年青人的舉白紙運動，才讓我們終止了想象：新一代不過下一代的廣場大媽們。
我們從事文學藝術的工作者深知，，作家與其所處時代無法變更，但作家詩人本應該是自由思想的表達者。卡夫卡不能替代莎士比亞，馬奎斯也不能替代賽萬提斯。在中文簡體字的領域盡管“自由”二字己被關進文字獄，以後半部《新華字典》也插翅難逃被關押，但我們不能停止思考，停止爭取語言文字的自由，以表達我們真實念頭。作家們關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權力，而在自由。其實，關心政治是關乎每個人的寫作命運。因為我們必須成為一位元會用文字思想的人。然後才有我們的有趣人生以及無聊的死亡喪禮。
大多數中國人都相信二十一世紀是由中國統治世界的，傳統的“大同主義”會取代現代“自由主義”。準確的表述是：未來是後奴隸時代了。而說這種語言的奇異人種就是我以前的文友、一起長大的發小和曾經尊重過的長輩們。沒辦法，任何時代都會有革命，都會有文字獄，自由意志都會面臨挑戰：比如強人對權力集中的渴望/窮人對財富不均的怨恨/無知者對烏托邦的向往/無信仰者將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在這個時代，便產生了不關心政治的人們可以有良知、學識、誠信、善良和氣節的群體。炮友網約、訪貧問苦、環保文化、米兔文化充滿了發泄無自由表達的空間。關心政治的、擁有思想和信仰者們幾乎找不到生存空間了。思想自由的喪失會對經濟自由產生影響。因為國家權力的“分配自由”越多，個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自由正義也會消亡的。
從今天的傳統文化尋根到個人的自由尋根，我走向流亡之路。我討厭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反對政治浸蝕文學，但又不敢反對政治監控。做人不要為摘掉沈重腳銬換了雙精致手銬而高興。哪怕是天鵝絨鋪的監獄還是監獄。沒有自由，那國家就是監獄。但是中國人對自由的認知就止於井底之蛙。
現在我以流亡者的身份清醒地生活在倫敦。自由地思想和寫作，把歲月變成中文作品。我也命該遇到失望和危險。在漫長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我幾乎難以找到個人自由寫作的存在。近五千年的文明史沒有造出一個文明社會，確造了一千多個皇帝。這可以說明思想者和主流社會總是對抗著。獨立寫作恰恰是中國文人的思想史，前提是：不再做專制機器中的那個螺絲釘。
我們還必須警惕，中國共產黨向人類挑戰的是文明本身，因為文明給了他們展示野蠻的自由。他們還圈養了大批喪失了自由意志的文人墨客，來對付我們這些守護自由主義的文化流亡者。在這個還無法定義文明的網絡時代，人類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個人自由，因而才能守住思想。在文學與政治領域守住台灣這片中文社會。讓這塊不斷被流亡的土地不再漂泊。
轉載自《中國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