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說，五十多年來，他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語言教學；2）現代中國文學與通俗文化；3）人權與「異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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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說，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是他在人權與「異議」政治方面的努力。
林培瑞無疑是和中國的人權與異議政治結緣最早、時間最長、關係最深的西方學者。林培瑞在1979-80年第一次常住中國，親身感受到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傷痕文學。八九民運前，林培瑞擔任美國科學院駐中國辦事處主任，結識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林培瑞在北京，耳聞目睹了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六四後，他幫助方勵之和李淑賢到美國大使館避難。
其後，林培瑞回到美國，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在一位普大的美國校董約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林培瑞和余英時教授一道，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接納了一大批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學者和作家。此外，林培瑞還擔任了很多中國的人權組織和學術機構——例如中國人權、北京之春、維權網、當代中國研究（英文版）、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等等——的理事、顧問或評委。對我們的支持可謂不遺餘力。記得那年，我們北京之春經費告急，林培瑞拿出他保管的一位著名中國慈善人士捐款，給了北京之春。
2001年，林培瑞和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合作，出版了《天安門文件》。2008年，林培瑞翻譯了《零八憲章》，後來又翻譯了劉曉波詩文選和方勵之自傳。去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他和中國學者吳大智（筆名）合寫的劉曉波傳《我沒有敵人》。林培瑞也和我一道聯名發表文章，例如去年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The Korean Model for Taiwan」。
林培瑞參與海外中國人的人權與異議活動如此之深，以至於有人說，「林培瑞老師的個人故事可以說就是半部海外民主運動的歷史」。未來書寫當代中國人權與異議運動的歷史，有幾位西方學者的貢獻是不能不寫的，林培瑞就是其中之一。
林培瑞才是真正的西方友好人士，是我們的好朋友、老朋友。我們把他當作自己人，他也把我們當做自己人。林培瑞說，他的中國朋友已經比美國朋友多得多。尤其是，他在感情上乃至歸屬上都已經深深的中國化了。
林培瑞說：「比如1998年夏天，聽到新聞報導說中國人在印度尼西亞受到無理的殘殺和強奸，我心裏馬上感覺到一種難以控制住的氣憤。聽到盧旺達大屠殺的消息、波斯尼亞的『民族清洗』的消息，心裏也有反應，但沒有那種『自己人受害』的強烈的、直覺性的感覺。」這種把中國人當作自己人的感覺，非同一般。對他人的尊重是普遍的，一視同仁的，是不分遠近親疏的。而感情的投射則是有差別的次序，是向外輻射的。至愛親朋死了，我們總會難受好些天，但全世界每時每刻都有很多人死去，卻不會牽動我們多少感情。正是在感情投射的問題上，最能表明一個人的認同與歸屬。林培瑞實在要算是精神中國人。
林培瑞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努力了半個世紀，取得了哪些進展？ 今天的世界比起當初，是更好些還是更壞些？我們的不足在哪裏？原因何在？怎麽辦？
這個問題十分嚴肅，也十分沈重。半個世紀來，林培瑞，還有我們，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可以說打過了美好的仗，跑盡了該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但今天的世界，在有些方面比當初更好，在有些方面卻比當初更壞。尤其是中國的人權與民主事業，今天的狀況比當初更惡劣。我們一定是有失誤的，因此我們必須反思，必須改進。我們仍需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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